兩枚從天而降的鏹水彈，落在人來人往的西洋菜南街，傷了46名無辜途人，連特首也要來旺角巡視10分鐘。事發之後，大眾紛紛猜測原因，該區區議員許德亮就認為這「或多或少與噪音問題有關」，指「街上影音店長期大聲播放電影音樂、團體機構大聲宣傳，加上數以萬計人流喧嘩、巨型電視屏幕的光污染，令居民不勝煩擾」，而改善的方法，包括了限制行人專用區使用時間、限制使用擴音器等，簡而言之──加強管制。
一朝早，收到記者朋友電話說昨天的淫審公開諮詢裡，近八成的意見都是教會泛道德的觀點，主張加強審查以保護青年。加上最近《家暴條例》的動員，記者的問題是，基督教右翼為何在最近幾年的政治動員那麼強大？
當美國政治化右翼教派動員架接在英式教會傳統
我不是教徒，也很少與極端基督教團體辯論，但香港的殖民歴史，使宗教右翼的發展更極端。９７前，香港是英國的教會傳統，教會主要的任務是道德、慈善和社會服務等領域，而很少會進行政治動員。政府亦會主動調撥很多資源給教會建學校、醫院、社會服務等機構。９７脫離殖民地後，香港政府再無必要維持這種政教的關係，而某些教會的組織／教派亦由英國的傳統，慢慢轉移到美國的傳統，因為它們要透過政治的影響力去爭取更多的支持與資源。
最近香港話劇團隆重搬演的《捕月魔君．卡里古拉》(Caligula)，是1957年諾貝爾文學奬得主卡繆(Albert Camus)的重要劇作之一。原劇創作於1938年，並於1945年首演。卡里古拉是羅馬帝國的第三任君主，全名Gaius Jul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綽號Caligula(意即「小靴子」)。卡里古拉為人古怪暴戾，是西方歷史上數一數二的暴君。後來，他被元老院貴族買通的禁衛軍軍官沙雷爾(Cherea)所刺殺，享年二十九歲，只當了三年十個月零八日的君主。基本上，卡繆藉用了羅馬歷史學家Suetonius的《十二凱撒傳》(Twelve Caesars)的一些歷史細節，將羅馬帝國歷史上這一名著名暴君的一生，演繹成一齣四幕的悲劇。
昨晚到港台接受錄音訪問，本來是談獨立媒體，可是最終還是忍不住扯到了馮炳德的案子上。Julinan 被判了十五個星期的監，另加向『被襲』警員賠償八千大元，而且不許保釋等候上訴－－即是說，哪怕最後上訴得直，Julian 還是要為他『施暴、欺負和虐待』帶著警棍和警槍的警務人員進監牢。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早前這樣回應：『若審訊結果「啱聽」就說是法庭獨立，「唔啱聽」就說是法庭不獨立，有關做法是相當荒謬。』（13/1 蘋果日報《李國能出席09法律年度透露去年末季破產案呈升勢》）；然而此案判決之離奇，實非李官的回應所能解決。不是結果問題，而是整個過程對於Julian 的不公平、不講理，明顯得到達了荒謬的地步（見朱凱迪上星期的周記）。一直以來，香港常以法治精神及司法獨立而自傲，至少在對比於內地，這一直是不容質疑的『香港優勢』；可是Julian 的判決狠狠地刮了我們一巴掌：對不起，還是別天真別傻了，司法暴力早就緊隨警察暴力而來了。
沉醉於那失去了的童年
「有些東西比童年更重要。」卡夫卡這句說話的重點，在於那必要的含混。所以去問：「哪甚麼比童年更重要呢？」其實捉錯用神。因為就算舉出甚麼例子，和「童年」去比重要性，明顯地這個比較本身就是謊謬的。但這句話正反映出這時代的童稚化——「孩童」作為一個比喻，己經去到星球性的級數。先不提社會上（尤其是西方社會）對孩童的嚴密保護，去到地球被當成為一個孩童般看護；又提倡專業化去為職業本身建立保障；又有慈善團體去幫助弱勢……再例如本文的主角——（表演）藝術，左資助右資助，前一個藝術團體，後一個支援小組，意像就跟一個穿尿布未斷奶的小兒沒兩樣。我們找不到有甚麼比童年更重要，正正就是問題本身，因為我們置身在一個全球性的育嬰室裡面。
非政府組織和非牟利團體，不斷要幫助所謂的弱勢，所謂撇開意識形態的問題，去解決目前「更貼身」的問題。用日常的話說，就是：「不用想太多，只管去做就找到答案」這種所謂面對現實的態度，正是迴避現實中的大問題的最佳方法。真正要問的問題是，為甚麼經過那麼資助，攪那麼多講座和研討會，藝術景觀還是跟以往差不多？
Laibach
2009年1月10日，天寒，早上八時，立法會門外。數百教徒與十餘同志在對峙。地鐵站下，彷如六四集會或七一遊行，人們圍成一個個圈等朋友到來集會，舉起各式標語，反對家庭暴力條例涵括同性同居者。
十多個同志打扮成因家暴而死的受者，躺在冰冷的地下，蓋上白布，要求家庭暴力條例修訂要包括同性同居者。耳畔傳來的是不停的謾罵：「同志咪扮野！」同性戀者何曾扮過野？實實在在全身被打遍，找不到社會政策支持，也就找不到社福機構去求援，才是同性戀人不受家庭暴力條例保障下的真相吧？
作者︰洛謀、袁智仁 社區文化關注成員
筆者參加了去年12 月由市區重建局舉辦，號稱「邁向更新3.0」的「市區更新的模式與挑戰──亞洲經驗分享」研討會。筆者知悉，這場研討會是市建局委託香港大學羅致光博士團隊為「市區重建策略」檢討所做的市區更新政策研究的一部分；被邀請而來的亞洲其他地方專家、學者，是羅博士團隊做考察時的其中主要資訊提供者，而這份研究報告則會影響「市區重建策略」的檢討。當筆者參加完研討會後，卻以為自己去了「東亞寮仔部大會」。
講者之中，除了台北講者較多談及台北的都市更新脈絡、社區營造、社區參與規劃的方法與法規外，其他的講者多是從由上而下的行政角度，講如何「處理」舊樓，談論拆遷多於其他的都市更新方法。
中國︰拆遷迎「盛事」
這次來香港主講，中國大陸市區更新的經驗，分別有上海同濟大學的鄭時齡院士和廣州城市房屋拆遷管理辦公室（簡稱「拆遷辦」）主任、房地產經濟師劉志偉先生。上海將於2010 年舉行世界博覽會，而廣州亦會於同年舉辦亞運會，都是拆遷的重災區，鄭院士和劉主任的演講中都不時點出盛事對城市更新的重要。
原圖見此。
譯自英國衛報零九年一月十一日報道，原題為"Why Israel's war is driven by fear"
加沙戰火不息，世界各地都爆發反以軍行動的示威。但當以色列繼續擴大軍事行動，國內對這種野心策略的支持亦愈來愈多，對巴勒斯坦人的同情反而愈來愈少。而且，隨着大選臨近，政治立場亦變得更強硬。
落手做事就說話大聲的政客
「香港人最叻就是complain，complain，complain，要身體力行嘛。」這句想當然是董太的名言。話本身其實沒有錯，還總結了一般社運人仕對一般投訴者的態度。但說話出自她的口中，尤其難聽。董太應該花時間想想，為甚麼自己說對了，還是讓人覺得口臭？
曾蔭權在宣讀零九年的施政報告時，被黃毓民議員用一蕉擲向他抗議生果金金額不足，還大罵他愧對長者。曾特首一向注重公眾形象，面對黃議員的激烈投訴他面不改容。他清楚一個政府管員一定要披上一個「好僕人」的形象（他戴煲呔令人聯想到英國的管家）。一個政府，若果他想自己的權力在實際上有效用，就不會投訴自己的人民。並且會不斷接納投訴，並修改政策，希望解決問題，就算問題未能解決，都希望改善方案能夠在任期之內不會令制度塌下來。曾蔭權雖被罵被掟蕉，但他沒有大聲回罵。
兩個時期最明顯的比對是，曾太並沒有替他丈夫回罵黃毓民。丈夫被如此輕蔑，曾夫人從未就事件在傳媒上發表任何言論，明顯地是因為她的位置不便說任何話。董太太站在管治者（夫人）的立場，說人投訴太多，不是話本身有錯，而是站的位置錯了。投訴要成立，就要站在邊緣弱勢的位置（但反過來看，你的投訴一成立，就肯定了管治機構的強勢和中心位置）。
自2005年始，本地年輕作家葉愛蓮開始構思，並於網上發表「情慾小小說」系列。2006年8月，作者開始每週為《成報》副刊選寫小說一篇，篇幅甚短，字數大多不多於1200字，屬於「情慾小小說」系列，欄目名為「男人與狗」，跟近日作者出版的小說集同名。
在湯禎兆的一篇葉愛蓮訪談中，作者這樣解釋了創作這一系列情慾小小說的由來﹕「坐在辦公室裡等出糧的日子，總是在盤算有什麼東西想買。讀著自己所愛的人的blog ，看著被貼出來的陌生女子而心生怨恨。在做完愛後仍然感到不滿足。想找一份理想的工作但沒找著。欲望總是很複雜的事情。大腦內的種種化學反應叫我們很想要。在我而言『情慾』不可能是單純的『性欲』。我寫的情慾小說，有時不過是借題發揮。我不過想寫女人的欲望。就這麼簡單。」(見《誠品好讀》第63期(2006年3月)，頁8) 簡言之，《男人與狗》所要書寫的，是「情慾」，即「很想很想得到某事某物。」(《男人與狗》，頁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