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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ale of two cities, here and now
今天，十月一日，這邊廂，灣仔金紫荊廣場有數以百計的遊客、官員和賓客觀看國慶升旗。特首曾蔭權致詞時，強調香港應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推動人民幣區域化及國際化，提升競爭力及配合國家的「十二‧五」規劃，促進國家經濟發展。
那邊廂，在荃灣一家社區中心，約一百位社會服務使用者、從業員、社工學生、學者、工會和民間團體等，舉行記者招待會，宣佈成立「關注社會福利規劃平台」（下稱「平台」），參與並見證「福利規劃」的旗幟豎立，要求政府承擔社會福利規劃的責任。
沒有規劃可言的諮詢文件
對上一次政府發表長遠福利政策的文件，已是1991年的《跨越九十年代－—香港社會福利白皮書》，自此之後，除了1999年的檢討外，就要等到今年四月才有新一份的《香港社會福利的長遠規劃──諮詢文件》。然而，諮詢文件一出籠，便換來社福界別的抨擊。
平台成員在今天記招，力陳缺乏規劃的後果。城市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甘炳光指出，沒有規劃，政策實施與否只靠長官意志，基層市民以至所有持份者也難以參與決策，社會服務機構也只能開展短期服務，缺乏方向。
以前的諮詢如何？
圖：紫田村的一角
本星期的感覺是，為什麼像是處身於一個壓迫處處的地方？
十年前的我，剛大學畢業，滿懷理想主義，一心希望投身革命事業，雖死無憾。雖然受身邊朋友影響，時刻警惕著個人英雄主義，但是無可否認，心裡仍不時憧憬著能夠改變社會；至少，能在社會變革裡，殘留一點屬於我的碎屑，於願足矣。
十年過去，社會未有半分改動，運動的形勢沒有進展，基層民眾的處境更差。夜闌人靜時，總會自問，走下去，社會主義真的會實現嗎？
我很喜歡看自傳，尤其是曾投身革命的先烈。看《雙山》、《鄭超鏻》，想像當時處境，以及面對的革命形勢，總令我神往，更不用說《馬克思》、《托洛斯基》等等。他們經歷的那個革命年代，如果有時光機的話，我會毫不遲疑投進去。
我（們）都是凡人。──最近與阿蘇，因著街工內部問題，爭執得面紅耳赤的時候，最後總會相視而笑，然後，不約而同地說出這一句：我們沒有能力，亦不能期望，能夠解決所有問題，更不能幻想，明天革命就會降臨。我們能夠做的，只有堅守崗位。堅持我們認為對的，並且無怨無悔。
看完《就是一場馬拉松》後，心理狀況平衡了一點。十年，只是一個很短的時間，還有很多先行者，梁耀忠是其一，亦相信是當中最悶的一個。
近日，「保釣」又起波瀾。不過，嚴格來說，這場中日外交風波，是環繞船隻碰撞而發生，「保釣人士」營救被日方扣押的中國人，與中國人的「保 釣」毫無關係，倒反是日方派了軍艦保衛了他們認定的「國土」釣魚台，中國人不滿，然後有「反保釣」——反對日本人的「保釣」。
無論日方懸崖勒馬放人，是因為受到中國壓力， 還是自覺理虧，明白不過的事實就是，日方軍艦已經一如既往，在釣魚台列島行使了他們的主權，只有中國一方面言語上不予承認。從「不承認對方的主權」，到 「我方行使主權」，相距何止十萬八千里？中國人「民間保釣」搞了這麼多年，最多只是去游泳、登島、釣魚以「宣示主權」，日本人卻已一而再，再而三在釣魚台 「行使主權」，這場主權之爭的結果，是不是早已寫在牆上？
如果大家認為，對某地聲稱擁有主權的國家，其主權的體現可以只及於口頭，那便無話可說，但觀乎中國對於「主權」問題「執著」的歷史，以及長久以來在 香港、台灣及西藏議題上一直擺出的高姿態，都往往使我們身邊一些人，以為中共在「主權不可分割」的原則面前，真的永遠會寸土不讓。
文：早安
今天(27.9.2010)，「街工」的「新來港婦女權益組」聯同「關綜聯」、「同根社」、「女工會」及「婦女貧窮關注會」約見勞福局局長張建宗，表達我們對照顧者權益的訴求。我們一行四十多五十人，到達政府總部後，一直等待。保安說，暫不可放行；然後，莫宜端表示，「不是說好二十人的嗎？為何來多了一倍？我們的會議室容納不了這麼多人……。」都是廢話。我們沒理由不堅持，然後她說，要逐一登記與會者的姓名和身分證號碼。擾攘一輪，最後點人數進場了事。
到達會議室後，張建宗說，「你們早點告訴我人數嘛，可以為大家安排去立法會，那兒容納一百人也不成問題。」那個當然囉，政府怎會沒有地方容納一百人？容不下我們的，正是張局長與一眾高官們。在約會期間，對方強硬表示是次會議只有不多於20人的名額，請團體自行安排。作為團體，為了讓局長聽得見更多基層市民的聲音，我們又怎可能依從指示，每團體瓜分4個名額？
日前中大學生會會長黎恩灝向中大全體師生及校友發表公開信，題為：「中大人的驕傲: 給中大人的家書」。我身為中大校友，閱畢全信，不禁汗顏。與其說這是一封叫中大人引以為榮的家書，倒不如說是感激皇恩浩蕩，對沈祖堯校長批准民主女神像落戶中大的感謝信，及學生會會長對民主女神像成功落戶中大的慶功演講辭。
公開信只在末段表示「如果校方與同學對神像的安排和方案在商議過程中仍存在重大分歧，我們相信全民公投是一個出路」，卻由始至終沒有提及中大校方及學生之間究竟有甚麼重大分歧，當然也沒有陳述把民主女神像安放「文化廣場」或火車站廣場之間的利弊，更沒有重申學生會的立場(除非「公投是出路」就算是一種形式主義上的立場的話)。如此關鍵的問題，整封信幾乎隻字不提，卻花大篇幅去講述火車站廣場與民主女神像如何結合得天衣無鏠，看來這是讓學生會會長最感驕傲的事了。要不是看過新聞報導，還真會以為民女已經找到好歸宿，中大人和市民可以齊齊慶功了。
優秀的藝術作品，通常經得起不同角度的討論。但聲音多樣卻不一定有助思考，如果並不對焦。《得閒炒飯》以性別議題為主，故事線為副，周慧敏復出打破玉女形象抽煙演床戲，或是性事侃侃而談及女女性情慾場面輕輕帶過，其實都是次要的話題。如果，你認為該電影是不停換名牌靚衫的港版sex and the city，只想看看周慧敏是否二十年如一日（包括演技），或著眼於有多少名人友情客串，你可能入錯了場。又如果，你懂得竊笑Robert打女人背後的扭曲思維及床上初哥Mike半次的性經驗，認同平胸女人檢查乳癌時的痛苦或不婚孕婦獨自面對荒謬的職場歧視，或者，你可以去查一查甚麼是「性╱別政治」（Gender / Sexual Politics），卻不是在維基百科。是的，想不到許鞍華一開始就跟大家在女同志酒吧上一堂性╱別政治課，真的想不到。既然如此，就從性╱別政治開始說起。
「性╱別政治」其實貼身得很
2010年9月18日在香港舉辦的BarCamp HK已是第四屆，今年得到理工大學提供很大的場地，約有六百人參加，是歷年最多人的一次。在人數方面，是成功的。
BarCamp是什麼？
首先要解釋一下什麼是BarCamp。BarCamp的前身是FooCamp，由O'Reilly出版社在2003第一次舉辦(1)。O'Reilly是一間出版自由軟件技術書藉的出版社，這公司是「自由軟件不能賺錢」的反證。第一次FooCamp是以Un-conference形式舉行的三日兩夜營會，即是不會在會前定好議程，入營後才由營友集體決定做什麼。而Foo這個字來自Foobar，是電腦編程界的大文和小明，來自麻省理工黑客中的一個特別傳統(2)。Foobar本身的意義，當然沒有小明或小英那麼可愛，一個解釋為Fucked Up Beyond All Repair(3)，是黑客對自己搞出來的東西的一種自嘲。O'Reilly、FooCamp和Un-conference都有反傳統自由開放的意味，實在很配合技術發燒友的口胃，不過有一個安排就令他們不高興－只有被邀請的人士才能參加。於是有一班沒有被邀請的技術人員，就自行搞了個叫BarCamp。就在連會方邀請這個限制也被打破，BarCamp就在世界各地開花結果(4)。
BarCamp HK 2010
致政府產業署署長郭家強公開信
譴責政府產業署官員借行政手段打壓言論及創作自由
意圖消滅藝術家對於產業署長期不當管理牛棚的批評
土瓜灣「牛棚藝術村」現正舉行「土人土事」社區藝術計劃，參展藝術家之一程展緯因目睹公眾長期進出牛棚受到產業署愈加繁苛之諸多限制，決定在藝術公社外牆懸掛橫額之位置，掛出一面對產業署管理手法作出批評之橫額作品。然而9月21日，產業署指示管理處要求藝術公社把該作品除下，繼而於9月22日改而發信予藝術公社及Videotage（另一藝術村租戶），要求單位（於一日限期內）把自己懸掛於單位外牆的海報橫額統統拆除。我們對於產業署強令要求拆下程展緯之作品連同其他海報橫額，以粗暴的行政手法，打壓言論及創作自由，深表憤怒，並提出嚴重抗議！
一直以來，產業署對於租戶於各自外牆的海報橫額懸掛方式未有任何干預，而懸掛海報橫額亦沒有對於建築結構或公眾構成任何危險，唯獨這次發出了警告信，並要求拆除海報橫額，我們極有理由質疑，其實是產業署通過選擇性地行使行政暴力，壓制藝術家對於產業署管理不善的批評。這種手法，我們認為極為低劣以及不當，暴露產業署一直以來對牛棚所採取的不合理管理方法和箝制藝術村創作自由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