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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小姐今天去Interview──面試形式係小組討論；題目係Visual Arts（視覺藝術）可否取代Liberal Studies（通識教育）。
同組有一個已教畫15年的女人，育有一子──藍小姐心諗：假設她讀大學時已開始教畫，22歲畢業，現在起碼34歲──她忽然講到小學視藝課應以打好基礎為本。
藍小姐不同意。藍小姐覺得基礎這東西「好死」，最緊要係讓小朋友享受藝術，並培養他們對藝術的興趣。藍小姐認為，藝術的基礎可以透過多練多畫而掌握。但是講到底，基礎包括的範疇那麼廣闊，並非只是敷衍地教授直線、曲線、比例、透視就可以。所以藍小姐認為，應該放手給小朋友自由發揮，更要避免讓所謂的基礎訓練規限了小朋友的創意。藍小姐明白，這些他們以為的基礎技巧，其實都只係概念。教一次，讓小朋友記在心中，再多加磨練就可以啦。
但藍小姐對她們錯誤的教育方式感到很不滿──難道要在每一堂，都強迫性地捉緊小朋友的手，把他們童稚天真畫出的直線，強行地扭改成「教師」自身認為的「完美直線」才可以嗎？難道不正是因為這樣，才使小朋友開始厭惡上視藝堂嗎？
丟棄垃圾，破壞自然。郊野被垃圾困擾，垃圾量創下十年新高，人均每次上山的垃圾量為330g，等於每人遺下41個膠袋，11個膠樽或110個雲吞（紙巾）。
膠袋、紙巾，真是郊野垃圾的元兇？按上年出版的<<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第九頁)，郊野公園的垃圾屬於家居垃圾，撇除郊野較難出現的廚餘，日常最常丟棄是膠袋，佔家居垃圾的8.3%，而其次是紙巾、紙包飲品的紙類垃圾佔7.4%，生常日活的隨意會否影響郊野呢？觀察所得，郊野公園的垃圾亦以膠袋和紙品居多，早前被受關注的大東山和鳳凰山的垃圾堆，遊客多遺下食物袋、包裝袋、紙巾。諷刺是，在山上被抛棄的其實不是垃圾，而是資源。佔最大份額的膠袋，回收轉化為原材料聚乙烯，每噸價值3,226元，人人只要稍稍改變習慣，用上手巾，紙巾數目也可減少。只要自己帶走，一件不留，做好回收，垃圾不再是問題。
丟下垃圾時，又否想過收集垃圾的苦處呢？
文：庸生
原文刊於此
今年奧斯卡大熱電影《飛鳥俠》，講述主角Riggan年輕時因飾演超級英雄飛鳥俠而紅極一時，但名氣就如電影開首的流星畫面一樣，是「剎那的光輝」，隨時間過去Riggan已漸被世人遺忘，為了重新受到大眾注視，他不惜賣掉房子也要斥資製作一部舞台劇。
從事藝術的「偽術家」
Riggan於影片早段談到自己年輕時辭演了飛鳥俠，更不斷踐踏一些演員如羅拔唐尼等靠拍攝商業性的超級英雄電影而名成利就，亦強調自己今次之所以自導自演舞台劇全為了「藝術」，一度讓筆者誤以為這部電影是以主角從事藝術所面對的阻力等作為主題。怎料，Riggan悲憤地向前妻指出報章報導佐治古尼而對他隻字不提、發現自己被配角搶去風頭後大動干戈且動武、同時反覆為報章對於自己的評價而煩惱，此時筆者便了解到，雖然Riggan對於從商業電影得到名利而反感，但並不代表他是真真正正「熱愛藝術」。正如他的女兒所言，Riggan只是希望借今次舞台劇而重奪世人目光，亦如影片中的藝評人所言，其辦舞台劇不是為「藝術」而是為自己。
梁振英一意孤行強推創科局，目的不外乎假借資訊科技界從業員之口，迫使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放棄加入不合作運動。本人作為資訊科技界一名資深從業員，深感極大侮辱，特此纂信，以正視聽。
近日以梁振英為首的港共傀儡政權，明知所有立法會撥款申請最終只會在建制派議員助紂為虐底下一一通過，不斷將全無爭議性的民生方案從立法會議程抽起。手段極為卑鄙無恥，強權高壓底下竟然還使出綁匪勒索式的手段，把漁農基金撥款申請抽起，意圖迫使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創新科技局大白象工程撥款。這種與民為敵，濫用權力，犧牲大眾利益以達致個人政治目的的特首絕無資格要求泛民主派配合。
泛民主派實行不合作運動之目的本為爭取梁振英政府重啟政改，從而達致2017年特首選舉能以真普選形式底下產生一個有認受性的特區首長，實為正義之舉。一位有認受性的特首對化解香港長久以來行政立法對立關係極為重要，香港泛民主派爭取民主政制30年而無一功，不斷延續我城之亂政，與特區政府一樣責無旁貸。泛民主派的短期目標理應為全面杯葛梁振英政府施政，以收施壓之效，從而爭取一個可以長治久安的制度。莫乃光議員絕不應因小失大，厚此薄彼，貪一時之小利，放棄與其他階層及界別一直努力爭取民主的市民共患難。況且，資訊科技界從業員從來對創新科技局之效用深存疑慮，業界對爭取民主盡心盡力之人比比皆是，絕大部份願意為香港民主犧牲短期不確定的利益。
他不可能會是你喜歡的那類球員，沒有華麗腳法，沒有優雅盤扭；沒有天才意識，也沒有超強入球觸覺，他就像很多球員一樣，那樣平凡無奇；
他不可能會是你留意的那類球員，沒有俊俏的大眾臉，只有平凡的大眾名字；不是效力什麼大球會，只有有別一般球員四處流浪的經驗；
他不可能會是永遠也有亮點的球員；他並不是入球名單上的常客，也不是擁有靈光一現的神奇球員，總之就是一個站在場上你也不會察覺，也不會特別留意的一個球員；
是的，史篤城，一支充滿傳統英式足球味道的球隊，既不華麗，也不優雅，只帶有一點點的粗暴和力量感覺，這又怎會是追求刺激的球迷欣賞的球隊？球員健碩高大的身形是球隊既有特徵，如像倒模一樣的進攻模式，一種既有的刻版印象，球員又怎樣在球迷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或者你對他唯一印象，就是對陣車路士時他打進了兩粒烏龍球兼射失十二碼…….
又或者其實一點印象也沒有。
多麼的諷刺。然而他卻沒有在意，選擇置若罔聞，繼續用務實態度迎戰。一個擁有大眾名字的足球員，來自愛爾蘭的大塊頭 - 禾達斯。
禾達斯，一個球壇上平凡的名字，但你對這名字絕不陌生。每周比賽，你總會看到他的名字在正選名單之中，明明陣中有比他更出眾的前鋒，但偏偏曉士就是喜愛起用禾達斯。
來！監察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坪洲填海關注組
2015年2月3日
替地產商工作的劉炳章先生日前以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成員身份，就大嶼山的「發展」侃侃而談，說「中港兩地的大老闆喜歡住愉景灣也不為奇」。[1] 劉先生言詞間對未能用盡大嶼山的147平方公里深感可惜。但身為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規劃及保育小組副主席的他不可能不知愉景灣外圍是自然保育區。規劃署在去年十月提交該小組的文件就列出包括「愉景灣的西北高地」等地已被法定圖則列為自然保育區，規劃意向是「保護和保存區內現有的天然景觀、生態系統或地形特色，以達到保育目的及作教育和研究用途，並且分隔開易受破壞的天然環境如郊野公園，以免附近發展項目對這些天然環境造成不良影響。」 [2]
「發展」大嶼山為誰服務
《急診》是周浩導演近期的記錄片，跟拍了在廣州一所省級醫院的急診室，記錄了醫護人員從上救護車趕至案發現場，到病人送回醫院後的後續事宜，片長99分鐘，穿插了近八個片段，好幾段都像看肥皂劇般荒謬，但你知道它是真實發生過的，正因為真實，所以顯得更加殘酷。
記錄片只是把真實的部份呈現給觀眾，如何去解讀，解讀到甚麼就交給觀眾了。我在其中讀到了兩點，兩點都跟如何「活著」有關。
電影的結尾記錄了一個八十歲老翁生命的流逝，鏡頭先拍救護人員趕到他們的住宅，老翁的女兒不斷尖叫大哭：「救命啊！救命！」，她就跪在地上，床上靜靜地躺著瘦骨嶙峋的老翁，如此冰冷。到了醫院，證實老人不治，女兒盡最後一次的孝，為她父親穿上簇新但已不再合身的西裝，笑著說了句：「靚仔啊！老豆。」然後護士為他的七竅塞上棉花，然後將輕飄飄的他裝進麻布裡，包好，抬走。
還有因各式各樣原因死去的人。
有人開快車出了車禍；有人與朋友相約喝酒，喝太多，回到賓館後死去；有吸毒者為了逃過警察的追捕，摔下樓，死了。生命是如此的輕，輕到讓人覺得如果還在計較生活的得失、別人的好壞都顯得特別幼稚，都是在浪擲自己的生命。
（獨媒特約報導）政府為趕及完成通過設立創新及科技局，除要求財委會加開會議外，又突然在昨日下午抽起上周五討論近八小時的漁業貸款基金的撥款申請，理由是要修改文件中的截止申請日期。在今早財委會會議，泛民主派議員批評梁振英政府不擇手段。工黨李卓人在席上提出「休會待續」，在未完成辯論下會議法定時間已經結束。
多名議員批評政府臨時抽調議程，工黨張超雄指政府明顯是打算強行通過設立創新及科技局，新民主同盟范國威亦批評政府以民生項目作籌碼，公民黨陳家洛批評政府做法「陰濕」，工黨李卓人指梁振英「玩野」，專門與立法會對著幹。
陳偉業：希望張宇人唔好吳亮星上身
人民力量陳偉業批評財委會主席張宇人已經立下兩個極壞先例，第一次是突然在討論前抽起四項議程，今次則是抽起一項已經進行了四至五輪質詢的漁業貸款基金。陳偉業又指相信政府事前有諮詢財委會主席張宇人，表示「希望張宇人唔好吳亮星上身」，吳亮星已經遺臭萬年。
梁國雄：又話漁民會死？
對於被突然抽走的漁業貸款基金撥款申請，社民連梁國雄指，「上次又話唔通過漁民會死，我唔想漁民死呀！」公民黨郭家麒亦指上週政府及議員口口聲聲說「漁民無呢筆錢會死」，但幾日後說法又不同。
一個地方的言論空間有多大，是與政治權利的自由度多少成正比，澳門今天的言論空間之狹小，實在不足為外人道，作為人類生存的基本尊嚴，澳門人連對生活上不滿的情緒也不能直接宣洩，實在可悲！
傳媒生態的逆向進化
1985年筆者曾投身澳門日報當記者，當年發生了市政廰清潔工人集體罷工事件，事緣晚間作業時清潔工人得罪了黑幫，有工人被打傷而且還被威嚇以後「見一鑊打一鑊」，筆者採訪完工人記招會後寫好的新聞稿，卻被總編抽起，他說此事已有人擺平，不用報導。年多前，澳門中心旺區有名女子從某大廈高處堕樓身亡，陳屍街上，據消息靈通人士透露，死者是澳門西醫陳滿之妻，而陳滿是澳門下屆特首熱門人選梁維特外公，此事雖然有記者採訪，但翌日澳門各大小報章均隻字不提，而數日後巧合地看見一則陳滿妻子病逝的訃聞，雖然無法證實兩者是否相關，但肯定一件事是澳門所有傳媒已被一隻無形的手操控，三十年前踐踏新聞自由只是個別的報館所為，如今澳門傳媒生態已退化至變成集體行為，齊齊禁聲。
良心記者備受打壓
我出生於台灣，成長、求學都在這塊島嶼度過，與之息息相關。
四年前的此時，我拎著皮箱抵達赤鱲角國際機場，那是個寒流來襲的初春，要在大學交換；當時，在香港的台灣學生還沒有那麼多，彼時的台灣媒體也正吹起到香港留學的熱潮：香港用英語教學、國際化、世界排名高，在這個國際關係長期受打壓而自卑的小島，也越來越多台灣學生整裝待發，留學香江；而當時的學校沒有那麼多台灣人，只用英文也可以在大學生存，直到我被分到社會科學院就讀，開始發現香港與我出生、成長的台灣有那麼多的不同，但面對中國，卻有著類似的無奈。
在「香港政治」的課堂，我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做功能組別，我成長於民主化的台灣，費了一番力氣才了解香港複雜的選制、也驚訝當時特首只要幾百個人就可以決定，候選人只需要爭取北京的政治祝福，而不是香港市民的支持；也看過幾次香港街頭遊行，在那個中港矛盾逐漸升溫的春天，我在現場，我聽見香港人爭取普選的聲音、也看到港人捍衛既有生活方式的努力，我也見到，「中國因素」鋪天蓋地對於香港生活的影響。
即使後來回到台灣，每年我都會在香港待超過一個月，即使經常到訪，都明顯地感覺香港的改變：交通物價上漲、遊客越來越多、維港點亮更多中資招牌，甚至普通話越來越大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