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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讀本土派健筆孔誥烽教授鴻文〈什麼是中國人？〉，不無感慨：很多時候，政治論述都不過是為了效果，能有實質影響，甚至只要能鼓動或在精神上支持同路人，便足夠了；文章討論的問題，即使煞有介事，洋洋灑灑，其實只是幌子而已。孔教授討論的「什麼是中國人？」，正是這樣的一個幌子。
孔教授引經據典，大談種族民族主義的起源、中華民族「想像的建構」、大漢族的排滿意識、五族共和的主張、中共的公民民族主義觀、改革開放後種族民族主義觀的復興，如數家珍，然後得出這個大概沒有什麼人會反對的結論：「1911年之後百多年來，如何定義中國人，仍是爭論不休的題目。若再加入美國、新加坡等地的海外華人一併考慮，問題便變得更為複雜。」
然而，像大多數「幌子政論」一樣，孔文的結尾才是真章：
『下次有人再以「大家都是中國人」召喚你我時，我們不妨帶引對方進入一場思辨之旅，反問：什麼是中國人？你搞清楚怎樣界定中國人了嗎？至少我們也可以用港女的氣勢回應：「你自己仲有咁多嘢未搞清楚，咪嚟煩我啦！」』
「生命在前，足球就變得沒那麼重要。」
卡塔爾為了興建大型運動場而輸入約200萬名外勞。然而卻被揭發不當地工人受到不仁道對待。如每日要在攝氏45度的溫度下工作14小時，而且工作時無安全設備，單是兩年內共有382名尼泊爾外勞因意外而身亡；被拖欠工資不特止，他們還要15人同住一房，缺水缺電，衛生惡劣，僱主更把他們當動物看待，不時虐打和恐嚇。
他們彷彿只是一件擁有人類軀殼的生產工具。
壞了，誰管？誰理？彷彿一文不值。
曾患上肝病的前巴塞隆拿後衛艾比度曾說：「生命在前，足球就變得沒那麼重要。」也許足球是你生命的全部，但奪走了只會痛不欲生，不會至死；可是奪去生命，即使抱著千萬個足球，你也踢不了。更何況那些是因為了我們而送命的人？工人階級雖低等，可是社會上卻不能沒他。沒有他，誰為你興建那麼大型的球動場，讓你安坐於這裡觀賞球賽？就像那些為你清潔地方的人，沒他，有誰仍會每天準時來收集你的垃圾？
階級等低還等低，生命卻是平等。
可是這又如何，球場還未建好，命就沒了。世界盃看不了，想看一眼完成品的機會也沒了，甚至連父母、妻子、子女同樣也看不了。
卡塔爾，是球員的夢舞台；卻是工人的斷頭台。
多麼的諷刺。
但一切的錯，又錯在誰？
主席？足球？政府？班主？
也許誰都沒錯，錯的只不過長錯了一根骨頭，為了世人而苦掉了命。
（獨媒特約報導）香港電台向立法會申請撥款與建將軍澳新大樓，上月29日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以不夠票數通過為由，突然撤回申請，惹來「陰乾」港台之嫌。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於昨日（2月17日）表示工會過去一星期約見議員，已獲29名議員表態支持撥款，加上三位身兼行會成員的議員，撥款相信可以通過，非如局方所言「不夠票」，質疑局方沒誠意遊說，要求將申請重新提交財委會表決。工會成員會於今早行政會議召開前，向特首請願。
商務局未積極遊說
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分別於去年12月和今年1月討論港台新廣播大樓工程撥款，最終於1月3日以工程造價過高，拒絕有關撥款申請。其後，局方聲稱在避免重新招標的情況下，與相關政府部門修訂工程造價，從原來的60億降至53億，並提供詳盡書面資料；但最後局方表示得不到大部分委員的支持，認為即使把方案提交工務委員會和財委會亦無補於事，單方面於1月29日突然撤回撥款文件。
事後，於2月6日港台工會會員大會中，廣播處長鄧忍光表示會向局方清楚表明，把議案重提立法會，以得到適切討論和表決。直到2月14日，工會向管理層查詢局方回應，發現局方依然單方面堅持得不到足夠委員支持，即使呈交方案亦無補於事。港台對於局方一直沒有主動跟進，或嘗試改變方案以爭取委員支持，表示極度遺憾。
城規會不是橡皮圖章 委員不能再「跪低」
村民勢必企硬保家園 市民齊心入信反東北
上年12月20日政府就新界東北（古洞北及粉嶺北兩份規劃大綱圖）在城規會展開2個月的諮詢，今年2月20日便截止向城規會遞交申述書。東北村民今天前來城規會是向城規會代表及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周達明先生，遞交部份村民及市民的申述書。由上年展開諮詢開始，村民及支持的市民在香港九龍新界擺設街站，邀請市民入信城規會，反對新界東北計劃。另一方面，古洞北及粉嶺北村民也填寫了申述書，明確向當局表明「不遷不拆」，保家護農／工的堅定立場。我們現在點算已收集了超過10000份市民及村民反對新界東北計劃的申述書。
過去幾十年，村民務農和從事製醬油和木廠等鄉村工業，供應市區，不單確保了本地蔬菜肉食的供應，也令香港經濟多元豐富。一旦政府協助囤積土地的地產商在新界東發財，損失永遠是市民。我們強調，東北村民組織一直以來只要求留居原地，不遷不拆，並沒有與政府討論賠償問題。我們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不單為了保護自己的家園和生計，也是為了讓香港重回正確的永續發展道路 — 破壞邊境鄉郊農村是自絕後路、殺雞取卵的錯誤發展模式。香港應該保留自己的農村和農業，以保障城市的食物安全。城市規劃制度應該民主化，不要再繼續做有中港財團的打手。
圖：Nathan Tsui@USP
繼近年D&G事件和「光復上水站行動」之後，「廣東道驅蝗」行動再次為香港的中港矛盾問題響起了警號。首先利申，筆者是反對自由行旅客過多、反對一簽多行、反對水貨客、反對內地孕婦生仔走數……但對於昨日的「廣東道驅蝗行動」，筆者實在不敢苟同。
從「驅蝗」行動的口號中得知，他們認為內地來港的水貨客和過多內地旅客為香港的民生帶來了負面影響，香港人的資源被他們「搶奪」，所以他們要求減少內地自由行旅客數目，又反對「低質素」旅客來港。之所以要使用到「驅蝗」、「滅蝗」的字眼，以及粗口罵戰的手法，「驅蝗」行動支持者解釋是因為香港政府對社會問題視而不見，所以市民就只能夠靠自己直接向內地旅客表達不滿，繼而再令香港政府跟進那些社會問題。
就算筆者認同「驅蝗」行動中大部份的訴求，但也絕不會認同他們的手法。
首先，在公眾場合指罵內地旅客為「蝗蟲」，是中傷和歧視的行為。不論「目的」有多正確多道德，也未必能夠合理化你的「手段」。儘管內地遊客數量過多和水貨客問題的確嚴重影響了香港的民生，而大力發展旅遊業也摧毀了本土特色的小店文化，但不代表我們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去達到我們目的。隨街向內地旅客用粗口指罵，更聲言要向內地人噴殺蟲水，想企圖傷害他人身體？
近來有兩宗與公信力相關的新聞，主角都是《明報》。首先是因應大學民意調查降級，《明報》除去報頭上「公信第一」的字樣，另一件則是《明報》更換總編輯之爭，不少撰稿人和長期讀者也擔心編輯方針受影響。這兩件事件當中，社會都相當重視媒體的公信力，筆者對此也深表支持。然而筆者也希望同時指出，公信力的捍衛不應限於主流媒體，公信力就在你我中間。
調查顯示，港人使用社交網絡的頻率，似乎已經超越傳統媒體。很多時候，我們對某宗新聞的第一次接觸，未必是來自傳統媒體本身，而是某些網上名嘴詞鋒銳利的評論，而到了第二天早上的傳統媒體報道也往往跟著這些觀點走。我們已到了先看評論然後才看新聞的年代。與此同時，在社交網絡當中，我們已確定不可能只是被動的受眾，因為我們的每一個「讚」和「轉」也扮演了某些傳統媒體的角色，協助某一消息或觀點的擴散。在這即食評論的時代，我們是否也該對「公信力」的追求作一點反思？
最普遍的例子，是各式各樣的網上傳言，從食療秘方和超自然現象，到「颱風信號發出時間內幕」和「綜援收入高於中產」的所謂揭秘，經常在社交網絡和手機短訊傳播，通常還會加一句「不知道是否真確，不過看起來很嚴重，還是轉一下！」如果是傳統媒體的話，這種編輯標準肯定被認為毫無公信可言的。有時這些傳言其實早已被嚴謹的調查否定，只要隨便在網上搜一下就找到，儘管我們大多數人也不是特偵記者，但為何往往連丁點的查證也不做便去轉發？
圖片來源：ANP/ Kelly Sutton
近幾年來，在「記者無國界」評選的「大互聯網敵人」名單上，朝鮮似乎從沒有下過榜。這個以政治獨裁和信息封鎖而著稱的國家，長久以來被稱為「互聯網黑洞」。對於普通的朝鮮青年來說，手機、電腦、互聯網意味著什麼呢？
朝鮮人老李第一次笑容可掬地出現在我們面前時，手裡撥弄著一部三英寸大小的彩色觸屏手機。那是在平壤中央火車站，他一面用流利的漢語招呼著我們，一面通過手機給他的同事小金打了電話。
他是我們此行的導遊，朝鮮某國立大學漢語專業畢業，平壤人——後來我才知道，在朝鮮，身為「平壤人」已經意味著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就像他手中的那部手機一樣，不是每個朝鮮人都能擁有的。朝鮮的手機用戶量大約為100萬人（NBC News 2013年數據），相對於它的總人口量2500萬人（2013年11月數據），每25人擁有一部手機。這是個什麼概念呢？如果與它的老朋友中國相比，它顯得落後許多：工信部2013年10月的數據顯示中國移動手機用戶超過12億，相對於總人口，幾乎可以實現人手一部手機，是大約25倍的差別。
安卓「阿里郎」
最近在香港上映的《華爾街狼人》(The Wolf of Wall Street) ，入圍今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等五項大獎提名，果然是名不虛傳。電影片長近三小時，幕幕震撼，笑位不斷，諷刺金融資本主義究竟有多荒誕。
電影改編自股票經紀人Jordan Belfort在獄中寫成的傳記。Jordan Belfort究竟是誰？他創立了投資公司Stratton Oakmont，26歲便成為千萬富翁，曾經試過在三分鐘內賺到1,200萬美元，是一位極受爭議的人物。用「The Wolf of Wall Street」這個名稱來形容Jordan Belfort與他的一大班手下，實在太貼切，因為野生狼群的習性，是會連群結隊捕食比牠們體型更大的猛獸，與故事中的一班證券股票經紀無異。
電影大概可以分成兩個部份。前半部份是講述「醒目仔」Jordan如何由一個普通的股票經紀，然後創業從事「合法欺詐」，炒作仙股，很快便成為了千萬富翁，如何過他的酒池肉林式生活，充滿金錢、權力、女人、毒品、奢華的物質……導演透過一幕又一幕的荒淫浮誇的情節，交代「有牌爛仔」Jordan的性格有幾壞，他的生活有幾瘋狂。
剛過去的星期一，在學校觀看一部關於霍爾（Stuart Hall）的紀錄片，名為「霍爾計劃」（Stuart Hall Project）。事有湊巧，很不幸，當晚我們便收到這位學者逝世的消息。
霍爾是文化研究的奠基者，亦是英國新左派的代表人物。相較不少理論大師，霍爾的專著不算多，更不會像如今不少大紅的年青學者在學術期刊發表了海量文章。可是，他的言行實踐卻一直深深介入英國政治（尤其是左翼），以至學術及知識界。簡言之，文化研究是關於「做」多於「說」的，這亦一直是我與不少同事的誡律。
可惜，要把做甚麼告訴別人，卻不容易。早前讀了曹書樂的《批判與重構：英國媒體與傳播研究的馬克思主義傳統》，算是一個很不錯的初步嘗試。在大家悼念霍爾之時，讀讀這本書亦頗有意思。書裡亦有不少有關霍爾的部份，值得香港不少未讀便亂評文化研究一通的專欄作家好好學習。
健康空氣行動 (CAN) 本年度繼續邀請跑手在參與香港國際馬拉松賽事時，攜帶微細懸浮粒子（PM2.5）便攜式監測器註一參賽，以協助量度各比賽路段的空氣污染情況，今年邀得四名跑手（兩名參加全馬賽事，另兩名則參加十公里賽事）協助調查空氣質素的工作。
今年賽事空氣質素較去年差，除了平均污染水平上升外，心臟病患者死亡率增至兩成的「危險時間」亦比去年上升。全馬賽道中的高污染地段，包括通風欠佳的西隧、西九龍公路的交通路段、昂船洲大橋船舶污染及柯士甸地盤工程一帶，容易誘發心臟病患者(當中包括隱性病患者)跑手發病，甚至死亡。
為保障參加者生命安全，主辦單位應更重視空氣污染情況，除了預計比賽日天氣情況外，亦應提高參賽者對空氣質素的關注，以減低如2006年香港馬拉松出現選手疑因空氣污染導致死亡的事件。例如，在大會向參賽者提供的「參賽者須知」中，清晰指出如賽前或預計「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AQHI)達 7級或以上時，跑手的建議應變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