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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 av magazine 28-03-2014)
Avm Review
導演拉斯馮特爾（Lars Von Trier）的風格一向是充滿挑釁性的，對觀眾毫不留情，你沒有必要讓你們舒服地坐著看電影，也從不迴避性愛場面，但｢性愛｣鏡頭也不必唯美地挑動觀眾情慾，色情就是色情，毋需巧立｢情色｣之名來招徠｢好色之徒｣；像《Antichrist》便教人不安，反而前作《Melancholia》書寫末日情懷，卻罕有地有種浪漫情懷。
《性上癮》（Nymphomaniac）未上畫便因為大膽的性愛場面，在柏林影展已經惹起很大的爭議，其尺度直接挑戰全球的電檢制度。香港國際電影首映的4小時版本（分為前後兩篇），是導演｢同意｣的删剪版本，但導演並沒參與剪輯的工作，而隨後戲院的公映版本，將會經過再删剪及對部分鏡頭作特別處理。
出乎意料地，《性上癮》充滿各式各樣對性愛的描述，但導演刻意地把｢性｣當作學術研究，觀眾可大方地卸下偷窺的心態，大方地面對色情。
如果，「勇敢」一次又一次爬上籠頂，甘受被收容所人員索頸拖下來的痛楚，都要離開那個鬼地方，我怎麼連看的勇氣都沒有？「勇敢」，是「十二夜」裡的一頭小黑狗，電影製作團隊之所以替牠取名「勇敢」，是因為牠有不服的倔氣，直到某一次，「勇敢」被關到籠子裡，再也爬不上去了，直到某一天，「勇敢」被揪出來強打那支名叫「安樂」的「奪命針」。
像「勇敢」那樣的小孩子，在收容所很少，不斷爬籠想逃跑的還有「達摩」。大部分的小孩，進了這個大監獄，而且大部分都是死囚的監獄，眼神都帶恐懼和絕望，看著被套狗索勒緊，吊起來，血噴滿地，怎麼不恐懼；看著一隻隻拖出來捉去打「安樂針」的鄰居，如何不絕望。九把刀拍下了台灣收容所真實一面，短短的十二天，腸炎、狗瘟，病毒在糞便、便血、嘔吐物中散播，加上每天早清潔工噴得水花四洩，病毒滿天，爬進了小朋友的身體。有好一些被捉的小朋友，不到十二天，已提前離開了，像小黃狗「比卡丘」。牠是「達摩」的室友。
電影中，很多小孩子的名字和樣子，還非常清晰，整天自轉的「瘋子」、長得像柴犬的「小日本」、很高貴的「貴婦」、頑皮的「跳跳」，和剛出生小孩一起被捉進去的「小媽」……電影一個多小時，一邊看，是憤怒在哭，人類憑什麼可以這樣對待動物？就憑著一支套狗索、一個狗籠、一支安樂針？還是憑著公眾對於這種暴力的無知呢？
早幾日表妹打電話俾我，佢同我講話就黎大學畢業，之前報咗中大同埋Poly嘅Nursing Master課程，但interview之後都無消息，睇黎應該唔會收佢，所以就問我仲有啲咩出路可以揀。
「你嘅然想做護士，點解你初初揀科嗰時唔揀Nursing呢？」
「唉，我讀文科架，而且我A Level又考得唔好，根本就無可能入到Nursing，有得讀大學已經算唔錯架喇，其實我唔係想做護士架，但我發覺我畢業後根本就無用，搵份工可能得一萬蚊人工，還埋grant loan就得嗰幾千蚊剩，我點俾家用阿媽呀？ 所以咪諗住俾多啲錢讀個Nursing Master可以有保障囉，但而家又唔收，表哥你可唔可以幫我諗諗計呀……」
同表妹傾咗一輸之後，發覺佢好慘，佢屋企本身都無乜錢，為咗供佢上大學已經辛苦，但如果讀埋個Master就更加辛苦，得唔讀又好難搵到好工，就算想讀都無學位收佢……
一個大學生，畢業後嘅人工竟然可以咁低，喺消費指數咁高嘅香港，真係扣埋返工同埋日常基本消費娛樂開支之後，根本就連還grant loan與及俾家用嘅能力都無，試問年青人又點會覺得有將來呢？
記得英國佬嘅年代，中三，中五，中七，專上學院(Poly， City之類) ，三間大學， 一級又一級咁分門別類。
馬英九和江宜樺的說辭指，大陸在ECFA框架內，向台灣服務貿易開放80項，而台灣則只需向大陸開放60餘項；故服貿並非賣台。
問題來了，若服貿非賣台，那服貿便是賣中（國）了。
不論中國或台灣，在走向世界，與世界接軌上，都不應、也不光只著眼自己一方的利益上。我們需看到，經濟上的對等公平，其中應包含對等公平價值的追求。所以在全球性的角度去思考，服貿便不應只考慮誰多賺誰有損失，而更應好好去引入國與國之間及國家地區內部的各種差異高低因素，目標是要回應整體人類生存是否可持續的問題。由是觀之，以馬政府向台灣民眾派定心丹的講話中，他口中所講的台灣利益，其實是透過某種利己損他的價值來成就的。就此一點，已違反了台灣要與全球價值接軌的原則。
台灣學生民眾反服貿，我們除了去關注「反」的一面外，更重要的是去留意，其中有甚麼「正面」的人文追求。唯有立足於與人類命運有關的價值經緯上，我們才有作出反抗的合理性。被壓迫的人民，所指涉的不只是我被別人打壓，因為這樣的思考終究仍在今天你打我，明天我還你的二元鬥爭框架內，其潛台詞是，我不要做虧損的一方。
反服貿的學生和民眾，若從普世價值所追求的公平均等角度出發而言，我們看到所追求的就並不是某種狹隘的民族想像或封閉性的國家本土利益。我們可以站在世界公民的角度去想，如何促進居住於台灣的人和中國大陸的人的共同福澤了。
戴耀廷副教授、陳健民副教授、朱耀明牧師鈞鑒：
戴耀廷於上年1月26日在《信報》撰寫《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提倡社會各界「公民抗命」，以非暴力抗爭爭取2017年落實普選。「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亦正式在3月27日啟動，經上年6月首次商討日，至今年3月第二次商討日總結大會，和平佔中運動已有整整一年，可是佔中運動仍然停留在商討政改方案階段。
民主商討從何談起？
雖然社民連曾經參與第一、二次商討日，但目前佔中運動的決策流程，並不由得社民連及其他團體參與。有關元旦日民間投票（不論說是測試還是要讓政府參考），社民連及其他團體都未曾在第一、二次商討日討論，更沒有議決到底是否要在元旦日有民間投票，又或在民間投票中用甚麼題目，以甚麼形式表決。
文：施安娜
我們的政綱：「求變、進步、專業 不一樣的監事會」，想不到的是，我們的選舉過程，也很不一樣，參加過教育界大大小小的選舉，例如行政長官選委會的教育界選委、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津貼學校公積金委員會，還有是參選了好幾屆的教協理事，一向都有教協的職員與理事會的支持，甚至上一屆參選監事，也是無風無浪便過了，可沒想過像這一次，這是很不一樣的一次，不但因為受盡攻擊抹黑，碰到不少的困難，還有是因為認真地參與了選舉的各項工作，才更理解當中的過程，發現了種種的問題，可是也因為這一次的選舉，讓我認識了一群志同道合、充滿理想，有活力、有幹勁、有原則的朋友，3月29日便開票了，坦白說，無論是否獲選，都是贏了。
早前被足總禁賽的兩支球隊愉園和屯門的餘波未了，有愉園球員向勞工處求助，要求追討欠薪。但事件節外生枝，其中前愉園球員陳湛羲被香港足球隊隊長陳偉豪指「博出位」，高調爭取加薪；更引起多位球圈內人士的不滿。然而，今次事件令人反思成立球員工會的重要性。
事緣愉園有職球員遭廉署高調拉人，被指涉嫌打假波。但廉署仍未正式落案起訴，足總卻已率先取消愉園及屯門兩隊的參賽資格，令兩隊球員陷入進退兩難。及後兩隊部分球員成功轉到其他球隊，令生計暫時得到保障。而前愉園球員及今次追討欠薪的球員代表陳湛羲表示，他們曾向愉園反映欠薪情況，但沒有得到答覆。而贊助商代表亦失蹤多時，球員無法和贊助商聯絡。
有人高調博出位？
最後球員向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求助，一起到勞工處登記。不過有趣的是，九位球員完成手續後，對手持橫額予傳媒拍照也有保留；他們都表示不希望太高調。但更有趣的是，當愉園一眾球員追討欠薪的消息見報後，香港足球隊隊長及南華後衛陳偉豪竟在社交網絡上連珠發炮；直指有人高調博出位云云。
圖：中大同學在民主女神像前默站，行動中有音樂系同學演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獨媒特約報導）香港社會工作學生聯會（社工學聯）昨日（3月28日）傍晚約六時發起「暴力無恥．抗爭有理」默站行動，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城市大學、理工大學、浸會大學、明愛專上學院六間大專院校響應，聲援台灣太陽花學運，抗議台灣政府暴力鎮壓學生。社工學聯又呼籲同學星期日參加台灣留學生發起的「零三三零全球接力守護台灣大遊行」，為支援學運多走一步。
圖：城大同學以角色扮演表達太陽花學運。
城大宣揚和平非暴力抗爭
如果他不是告魯夫的兒子，會否有段更美好的職業生涯？
你想誰人做你的爸爸？在香港，大部分人都會說李嘉誠。但如果你的志願是當個世界級足球員，你覺得誰當你爸爸最好？有個傳奇球星做爸爸，你可能遺傳到精湛的球技；他有人脈，會為你鋪下一條成為職業球員的康莊大道。不過，能否走到理想的終點，還是靠自己；父蔭有時反而是一種阻礙。
筆者是一位在90年代末開始睇波的球迷，那時候，曼聯有位叫祖迪告魯夫的荷蘭翼鋒，他是巴塞隆拿及荷蘭傳奇告魯夫的寶貝兒子。據我記得，他在曼聯上陣機會不多，是長期冷板兵，有時傑斯或碧咸受傷，他才有機會披甲。
祖迪告魯夫在1996年加盟曼聯，剛巧遇上92一代的成熟，可說是紅魔之幸，祖迪告魯夫之不幸。「在曼聯的中場，排在我之前的是史高斯、碧咸及傑斯般人物。我有能力踢前鋒的，但那裡有舒寧咸、簡東拿。那時候，我不明白自己為何沒有正選，但現在回首，原來我身邊的隊友星光熠熠，我踢不上去也是正常。」看來都很無奈的。
細看祖迪告魯夫的故事，他最大的不幸不是遇上92一代，或者應該說，他不幸地是告魯夫的兒子。他是荷甲班霸阿積士的青訓產品，他在青年軍表現優異，成績名列前茅，相信未來可以躋身一隊。然而，因為父親，他被迫離開阿積士。
攝：Manson Wong USP United Social Press 社媒
因為“立法院”強行通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而引發的社會爭議，讓台灣一夕間躍上諸多海內外媒體，至今風波未平，並且引發了各界對“台式民主”的議論。有人因此惡意地笑話“台式民主”，也有人善意地對“台式民主”表達惋惜；當然，有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也有恨鐵不成鋼的。
但我要說，我對進化中的“台式民主”感到自豪。
首先，台灣青年學生以和平、非暴力手段佔領“立法院”（及“行政院”）的行動，性質上屬於“公民不服從”的抗爭，而非“暴動”或“革命”，理至易明。至於佔領的場所是行政機關、民意機關、私人企業或公共場所，其實皆不影響上述的性質認定。
當然，“公民不服從”的抗爭形式是多元的，“佔領”只是其中一種強度較大和明顯違法的形式，其所涉及的諸般問題：抗爭要求有無追求公共利益的正當性、有沒有能力實施佔領、佔領時間是長是短、佔領後能不能光榮撤退、短期與長期的社會成本是大是小、是否得到廣泛的社會支持等等，都必須放在個案的特定脈絡下理解，無法簡單化地一概而論。所以，請不要問我，假設有另一批持相反立場的公民或青年學生採取類似的“公民不服從”抗爭行動，難道也可以嗎？理論上當然是可以的，但現實上可能不會發生，或是只能等發生了再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