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有內地人竟然未經申請，在迫滿遊客的大三巴牌坊豎起大型內地樓盤廣告板，免費大賣廣告，「偷雞」進行商業宣傳活動，大殺風景之餘，做法亦令不少市民和遊客側目。文化局回覆《論盡》查詢時表示，有關宣傳活動未有向該局和民署提出申請，廣告板嚴重影響世遺景觀，阻礙公眾參觀通道，接獲市民舉報後，經多次勸喻該公司個幾鐘後才肯撤走展板。

有文化界人士批評，文化遺產淪為「生財工具」，加上聚龍舊社的老土地公失竊案，反映澳門申遺成功多年，但政府和公眾的保護意識仍然相當薄弱，本地人都未有足夠重視，外地人更不會尊重當地的歷史文化。無論是執法部門還是市民，只要看到這種破壞世遺景觀的情況，都應該馬上勸阻及舉報。

他指出，無論是今次事件，還是近日聚龍舊社的老土地公離奇失竊案，都反映政府及市民對保護文化遺產的意識仍然處於低水平，大家都認為文化遺產只是供人拍照的生財工具，有錢賺的、沒有嚴重破壞就算是「保護」，沒錢賺的即使失竊了亦覺得不痛不癢。少有思考文化遺產的意義，體現出一個地方的功利短視，對自我文化歷史的認同感相當薄弱。

雨傘運動發生後，有議員宣告在立法會內全面展開不合作運動，而「三堆一爐」撥款申請於10月下旬起在財委會拉布，至今仍未付諸表決。

在當前政治形勢下，政府的認受性被嚴重質疑，當局推動任何稍為具爭議性的政策，必定是舉步維艱。然而，在「三堆一爐」事件上，政府無法說服公眾相信當局有決心推動源頭減廢，亦難辭其咎。

平心而論，今天的困局，部分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在2005年，首屆特區政府的環境局局長廖秀冬發表《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當中明確指出香港廢物量迅速增長，堆填區可能比預期早爆滿。她提出至2014年都市固體廢物產生量每年減少1%的目標，並建議實施一系列減廢政策，例如涵蓋電子產品、膠袋、輪胎、飲品容器、電池等物料的生產者責任制、垃圾按量收費、堆填區禁令等。可惜，到前特首曾蔭權在2012年離任時，政府只落實了膠袋稅，那個減廢目標更不用提。

因此，到現屆政府接手時，廢物危機進一步逼近，過往積累的問題無法在短時間內解決。然而，這並不等如當局無任何責任。事實上，梁振英在競選期間曾經承諾，會在當選後發動社會運動推動源頭減廢，不需用上焚化爐這個「最後設施」，大大提升公眾的期望。雖然環境局在去年5月公布減廢藍圖，定下進取的減廢目標，但在一星期後即向立法會提出擴建堆填區，令社會譁然。

題為編輯所擬。

事緣是這樣的，當我、黃之鋒和Lester Shum（岑敖暉）等在前線正不停詢問執達主任「人是否障礙物？」和「如何確認所有『小紅帽』都是由原告人授權而不會混入藍屍？」。我們追了兩三個街口問，執達主任和原告律師都沒有任何回應，只顧一味讀他們的文件（我固然聽得不清楚，因為咪太細聲太散）。

隨後，五十多個「小紅帽」上前拆鐵馬，我們沒有阻止，但一直要求他們出示授權書，他們如像藍屍般抓狂，拿著剪鉗指罵我們，遭執達主任制止。其中一人跟足劇本大喊：「我哋要求警察協助！」不久，一隊隊軍裝警走上前排。我們在前面表示現在只是追問禁制令的詳情，可是，一隊機動部隊就上前包圍我們，並不容許我們離開。我立即跟指揮官說：「你是否要拘捕我們？是因甚麼罪名？」他說將要拘捕，因為我們藐視法庭。

【編按：黃浩銘、黃之鋒及岑敖暉被捕一刻影片。來源：〈破折號〉】

撰文：盧浩元

很多時候，人會不經意用了「殘疾」作為罵人的說話，例如「你咁都聽唔到，你聾架」、「死跛佬」、「你弱智架」，如果是戲言，或是一時情緒過於激動，尚且可以忍受（我是用忍受，不是接受，因為這些都是不尊重殘疾人的語言暴力）。可是，若是存心向殘疾人士或殘疾人士的家人，作出侮辱性言論，是絕對不能接受，是徹底的歧視行為。從本質上，說出這些說話的人，正侮辱自己的人格。

我說的是昨日在旺角向張超雄說「返去湊女啦，你個女有病」的警察，和月前在立法會會議問「本會成員是否有優先安排子女使用兒童之家的安排」的吳亮星（暗指張超雄智障女兒）。

殘疾人被受歧視的情況，一直都在，標籤、污名化、非主流、社會壓迫等。就上述兩句說話，本文無意分析是否有違殘疾歧視條例，反之是希望指出語言暴力的問題。語言其實是塑造文化和知識的工具，語言也在彰顯權力和壓迫，語言也是反映價值取態。

如果我們的社會持守那警員和吳亮星的價值觀，認為殘疾人就是接受福利，需要政府援助，家人留在家中乖乖照顧子女。再推一步，不如叫輪椅人士、視障人士不要外出，以免阻礙別人？那位警員和吳亮星的想法，或是很多人的想法，是殘疾是弱的，是次等的，是需要專家、醫療服務的，與慈善形象相關。這樣的價值觀，實是得出以補救性主導的殘疾人士政策和服務，不尊重殘疾人作為一個主體，只視他們為福利接受者，在主流社會見不到他們，就如同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