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今年的支聯會常委會改選，共有23人競逐20個席位。當選的包括今年六四前因支聯會「愛國愛民」的口號，與「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發生爭執的徐漢光。據《壹週刊》及獨媒與來自資深義工的消息指，今屆支聯會會員大會有大量民主黨人出席，疑是民主黨動員支持徐漢光當選。獨媒找到徐漢光回應事件，徐漢光指參選希望繼續為支聯會「頂住壓力」，又指民主黨沒動員支持自己，不過他亦承認「愛國愛民」事件令自己僅能以第二低的得票當選。

天安門母親兩義工落選

今年六四，支聯會常委徐漢光與「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因「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支聯會口號發生爭執，批評丁子霖患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後在壓力下引咎辭職。不過事隔半年，徐漢光以「星加坡之友」的團體代表身份，並由教協提名，再次參選常委選舉並且當選。另一方面，另外兩位長期參與「天安門母親」的鄒幸彤和劉家儀則告落選。

民主黨多稀客投票 徐否認動員

一句「你生活過得好嗎」(안녕들하십니까？)，是近日在韓國瘋傳的一句「潮語」，也是總結2013年韓國社會的一句說話。

這句話來自今個月10日，一名韓國高麗大學學生在學校的「大字報」牆貼上海報問道：「您們好嗎？當下正在發生鐵路工人罷工反對私有化、密陽市民自殺抗議居住權遭迫害等事件，但我們被教導一切都很好，行事避開社會現實。您們真的過得好嗎？」

就在這張「大字報」公開短短數天以後，不但學界，其後更引起整個韓國社會極大迴響。5天之內，有超過數百張，以手寫著「我生活不好﹗」的回覆海報，張貼韓國50多間不同的大學校園內。當中，每一張留名的海報回覆上，都寫上一個個有血有肉，對當下韓國社會不公義的控訴。近日，不同的社會團體，都是這個說話作號召，舉辦形形色色的集會運動。一時間，「我生活不好﹗」遂成為2013年韓國社會縮影的一句說話。

這個「我生活不好﹗」的海報風氣近日更迅速延燒至中學，不少中學生也在學校的告示板上貼上他們對當下政治經濟教育等社會議題的不滿。活動持續進行，就是這個巨大的浪潮捲起，連BBC近日也有相關的報導 ，可見韓國年青一代，對當下種種不公平的政府與社會問題，已達至忍無可忍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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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年代的足球發展，是經濟學的「滴漏效應」很好的示範。20年來因英超、歐聯的發展，足球界收入大增，即使英超中下游隊伍、甚至英冠球隊的收入都非常可觀。「滴漏效應」支持者會說，這證明了容許上層更自由的賺錢，能夠改善下層的收入。不過，要質疑「滴漏效應」，遠遠用不著要證明低下層的收入變差了。即使變好了，也不代表就是值得推崇。

英超、歐聯年代，弱隊要突破強隊的壟斷，是越來越難。今天我們熟知的英超BIG 4，與其說是因虛幻的「豪門底蘊」而長期保持領先，不如說是因商業上的成功協助壟斷球壇資源(最好的職球員)，從而長期保持上游位置。今時今日愛華頓之流偶爾取得歐聯席位，已是大新聞，還可以肯定下季在雙線比賽分薄資源下肯定把歐聯席位重新讓出。即使中下游球隊的絕對收入比前高了，但機會卻變得不平等。

英超、歐聯鴻溝的影響，更令挑戰者的風險大增。除了當年的列斯聯歐聯出局導致鉅額赤字，因降班而收入大跌，導致瀕臨清盤者亦有所聞。這些令中下游球隊隨時萬劫不復的財政風險，是前英超年代不用承受的。向上挑戰的風險令中型班必須審慎投資，亦是再生產這條鴻溝、再加大貧富差距的原因。

香港K歌產業式微，商業洗腦歌曲失效，大量主流樂迷出走，都不是2013年香港樂壇的新鮮事。討論家駒和李純恩口中的樂壇是存是亡，就像東張西望討論時事一樣，只不過是茶餘飯後拿來自嗨的偽命題。這年，Gangnam Style和Harlem Shake等派對電子音樂借網絡席捲全球，香港未能倖免，全城陷入瘋狂熱播，再一次暴露了香港不堪外力的淺碟文化，也確立了香港作為美韓音樂殖民地的身份。在這個前朝樂迷固執偏聽，商業音樂掩耳盗鈴的季節，如何重建香港的本土音樂，讓一眾音樂難民得以重獲香港樂迷的身份認同，才是現今香港樂壇應該播放的主旋律。

今年，這個旋律就由香港獨立音樂領奏。在獨立音樂圈年發六十餘張專輯，樂隊繼續北上及赴台演出的背後，就暗示著獨立音樂將要背負起香港文化輸出的重任。但相比起台灣百花齊放，制度成熟的產業模式 ，香港獨立音樂離成為本土文化代表依然有段距離，在此提出四個香港獨立音樂在這段旅程正在克服的問題。

1. 樂迷文化疲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