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圖片來源：阿謙@灣仔好日誌
「摩頓台活動中心」建議
梁振英在2013年1月16日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宣佈為全港十八區每區預留一次過1億元撥款，讓區議會在任期內推行「社區重點項目計劃」，以推行「長遠效益的項目，當中包括工程及非工程項目」。灣仔區議會的建議是樓高三層的「摩頓台活動中心」，其中包括200平方公尺（約2,200平方英尺）的禮堂，100平方公尺（約1,100平方英尺）的活動室，以及約300平方公尺（約3,300平方英尺）英尺的社區園圃暨天台花園。預算1億4,000萬，其中4,000萬是由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出；當中除主要的建築費以外，宣傳活動費佔700萬，另外每年運作經費約490萬。
諮詢不足 規劃倉促
由於諮詢不足和前期規劃過於倉促，此項目在選址、設計和運用公帑上存有重大缺陷。由建制派把持的灣仔區議會於《施政報告》發表半個月後（2月5日）旋即召開了第一次的「社區重點項目工作小組會議」，會上各區議員馬上敲定了興建社區會堂的初步建議，其理據是區內活動和展覽場地不足，而在第二次會議上（4月30日），已一致通過位於銅鑼灣中央圖書館後方的兩個排球場做為選址。
（獨媒特約報導）大埔區議會擬以1億元社區重點計劃部份撥款，在林村興建大型舞台，被網民譏為「林村天安門」。有大埔居民今日到廉政公署舉報，稱多位大埔區議員涉利益衝突，同時要求大埔區議會撤回計劃。
三名「反對興建『林村天安門』行動」代表兼大埔居民，今日到廉政公署總部，投訴大埔區議員在處理審批「林村天安門」撥款上涉利益衝突。「林村天安門」原項目名稱林村許願廣場，區議會在2014年通過由「林村許願廣場有限公司」負責營運。「反對興建『林村天安門』行動」鄭先生指，現任區議員李國英和林村谷區議員陳灶良均為該公司董事，他們又翻查大埔區議會會議紀錄及公司註冊處資料，發現自2013年起，多位明顯有利益衝突的大埔區議員一直參與選定方案、合作伙伴及落實設計的整項審批工作。
五位被投訴的區議員包括李國英，「反對興建『林村天安門』行動」指李身兼「林村許願廣場有限公司」和「大埔林村鄉發展教育委員會」董事，有份參與選定林村項目。林村谷當區區議員陳灶良則是「林村許願廣場有限公司」董事，同樣有份參與審批。
另一名議員何大偉則與「大埔林村鄉發展教育委員會」董事張學明、「林村許願廣場有限公司」董事陳灶良合資經營酒樓多年，並出任社區重點項目工作小組主席，期間一直沒有申報與其他涉及利益衝突的議員的關係。
（獨媒特約報導）由主要泛民主派組成的民主動力，今日下午到灣仔選舉事務處抗議，對該處在選民登記上「甩碌」的情況表示不滿。沙田裁判法院連日處理被投訴的個案，數目多達千宗投訴個案，部份個案原因為外判商輸入資料錯誤，裁判官馬漢璋昨斥選舉事務處浪費法庭時間，今日則指要法庭在9日內處理所有個案並不合理，促當局修改法例。
多個政黨早前向選舉事務處投訴可疑個案，選舉事務處向被投訴人發出法庭信件，部份被投訴人指政黨滋擾，其後民主黨及公民黨均撤回部份投訴。沙田裁判法院連日處理投訴個案，裁判官馬漢璋斥選舉事務處粗疏，部份個案屬錯誤輸入選民資料致引起誤會，浪費法庭人力物力及時間。裁判官促當局修例，延長整理選民登記冊以及處理反對個案的時限。
攝：梁敏德
康文署副署長吳志華8月26日在《信報》發表《星光大道計劃合公眾利益》一文，回應本人早一天在《信報》發表的文章《康文署違規偷步 市民商界變輸家》。吳文的主旨是「優化海濱大道以非牟利為目的，我們不會讓新世界以營運收益收回任何出資成本」，因此毋須遵從政府頒佈的《公私營合作指引》，亦毋須公開招標。
吳氏的說法是否牽強，大家可從以下三點事實判斷：
界外利益：鄭家純向傳媒承認「項目有助新世界中心增加人流」，印證了我在《偷步》一文的論點：「非牟利機構負責營運並非等於全無利益瓜葛 - 如何設計引導人流、如何安排停車上落位置，如何選擇活動類型和時間，都會影響周邊物業的生意多寡。這本身並非罪過，關鍵在於公平對待所有持份者及以公眾利益先行。」連主事人都承認界外利益，康文署怎能視若無睹？
招標往績：康文署負責活化歴史建築計劃，自2008年起已批出15個項目，全部都是限於非牟利團體投標，並要求中標者長遠自負盈虧。中標團體從這些項目中無利可圖，但依然競爭激烈，例如深水埗雷生春古蹟便有30個團體入標。難道康文署認為非牟利團體招標是多此一舉，過去7年勞師動眾招標評標的功夫皆自欺欺人？
攝：關冠麒
報章爆出民航處新空管系統安全成疑高層仍照過關，令到公眾對香港航空安全的信心開始動搖。自審計署跟進民航處處長羅崇文管理問題後，多名前線空管人員近這一年，不停以匿名信方式向立法會及傳媒透露消息，顯示高層對外訊息有嚴重隱暪。但負責運輸及房屋局一直未有正視及處理，令人質疑局方是否有足夠能力和專業監察部門的運作，確保航空安全。以今年5月23日一場雷雨導致赤鱲角機場癱瘓為例，機管局和民航處隱瞞當中一個極大失誤，香港與空難擦身而過，處方及局方卻視而不見，任由機管局以天氣原因推卸責任。
世紀空難在地面發生
1977年3月27日，發生了民航史上最嚴重的空難。兩架波音747客機在西班牙北特內里費機場的跑道上高速相撞，導致兩機上多達583名的乘客和機組人員死亡。事發的原因，是因為區域性惡劣天氣影嚮，大批航機被逼改飛並滯留在特內里費機塲，其後一架荷蘭航機由於延誤多時急於起飛，在未聽清指示下便進入跑道，剛剛撞上了入錯跑道的泛美航機。
跑道上發生的意外，香港也有。1999年8月22日，一架華航在八號風球下嘗試降落赤鱲角機場失敗，釀3死200多人傷。意外中的飛機失控滑向平行滑行道，當時滑行道上並無飛機。倘若意外發生在今年的5月23日，滑行道上排滿38架飛機，想怕就難逃一劫了。
文：嶸＠運動公社
缺少了日前中港大戰獨特的政治含義，這場香港對卡塔爾賽前似乎較不受人重視。但現場目睹那激動人心的最後幾分鐘的我，卻覺得這可能是香港足球歷史上其中一場最重要的戰役，因為它象徵了今天的香港代表隊和香港隊球迷已經和以前不一樣了。
賽前奏《義勇軍進行曲》時，如早前兩場主場賽事一樣有觀眾發出噓聲。我坐在花墟道那邊的看台，附近的一個伯伯噓得超級起勁。但大部分觀眾其實都是默不作聲。若十多秒過後，有人開始鼓掌，引得一些人跟隨，似乎是刻意要掩蓋噓聲。而喝倒采聲也基本上隨即消失。到快奏完《義勇軍進行曲》時，近運動場道那邊那邊的看台傳來「We are Hong Kong！」的口號，不知道用意是挑戰噓聲還是挑戰《義勇軍進行曲》。無論如何，球場內六千多名觀眾顯然對應該怎樣對待《義勇軍進行曲》有不同意見，但音樂停止後，大家都是一致地為港隊打氣的。
美國一名女基督徒於日前，以個人信仰為由，拒絕向同性戀者簽發結婚證書，法官裁定她藐視法庭，下令將她收監。
香港不少基督徒以此案為例，指出同性婚姻合法後，「宗教／良心自由」將會被限制，基督徒將要在世俗法律前低頭，放棄自己的宗教信仰，及面對打壓。由於基督徒受法律的限制，而作出「心不甘，情不願」的行為，此舉嚴重影響基督徒的良心自由。基於這「負面」例子，香港基督徒應更謹慎，防止香港成為另一個美國，基督徒們更應大力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
在討論前，先說明一件事，這事件的解決方法有很多，而不是「必然」要為了自己的信仰自由而入獄。其中之一，是該基督徒「誠實」地面對信仰，辭去簽發結婚證書的職位，這樣既不會影響自己的信仰自由，又不會違反當地法律，豈不是一舉兩得嗎？為何堅持留在該職位，進行「抵抗」？更向公眾表達，她不會辭職，並繼續在監獄內？這良心的抵抗是不是有點無謂？
保守教派的雙重標準
按保守基督教派的說法，順服是必須的。正如各位在雨傘運動聽到的「教導」，是要求基督徒順服政府，無論政府千錯萬錯，也是上帝所揀選的，所以千萬不要抵抗政府。
原文刊於中大左翼學會的部落格︰ http://leftistreloaded.blogspot.hk/
前言
8月11日警方以無牌經營為由，拘捕了5名Uber車司機與3名Uber員工，事件旋即起坊間熱議。網上輿論普遍同情Uber，指它能夠比傳統的士行業提供更為舒適的服務，司機亦較有禮貌。最為重要的是：Uber這類新形創意工業，成功創建出一套「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模式，給予了市民一個成為「自僱人士」的機會。
乍看之下，Uber挑戰了的士車行的壟斷勢力，為交通事業帶來良性競爭；縱然它收費昂貴，並存有潛在安全風險，但整體而言始終比傳統的士行業進步得多，值得大力支持。然而，本文卻要明確指出，這些不過是美麗的誤會。Uber有個漂亮的創意科技外殼，但本質實與的士車行並無二致，甚至比後者更能體現出資本對勞動的剝削。而這種對Uber的熱衷，只會縮窄視野，妨礙我們想像一套以大眾市民利益為依歸的公共交通系統。
Uber在香港
（獨媒特約報導）香港晚上在旺角大球場對卡塔爾，進行第四輪的世界盃外圍賽亞洲區賽事。守門員葉鴻輝今場擔任隊長，球隊排出433陣式，後防續由法圖斯和基藍馬領軍，前鋒由陳肇麒、麥基和盧均宜擔任攻堅角色。今場比賽再次爆滿，賽前奏出雙方國歌，球場先行播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有球迷發出噓聲，持續接近一分鐘。香港先失三球下，最後連追兩球以2:3不敵卡塔爾，力戰而敗。
圖：卡塔爾前鋒保迪夫頂入角球，在22分鐘先入一球
究竟「忠誠反對派」有什麼出路？理想主義的大陸政策又是否到了終結的時候？民主黨與港澳辦副主任馮巍見面，以及劉兆佳隨後回應的「忠誠反對派」論，在政改後牽動社會對不論是民主黨，抑或是整個泛民主派的政治角色再次思考：究竟要向香港社會帶出怎麼樣的大陸政策？
無意個別針對民主黨去討論，畢竟，政治組織的作為，是政治思潮下的結果，而思潮自有其背景。今次民主黨會見馮巍，也是長期兩地互動的產物。自1980年代，形成民主派的過程，是與後過渡期北京聚焦於穩定香港民心的時期重疊；北京以懷柔姿態作出統戰，縱然八九民運嚴重打擊香港人信心，但卻沒有中斷北京在2003年前繼續對港示好的現象。
理想主義的角度來看，政治上相信民主憲政和法治精神，價值觀上相信人與人的利益衝突，能夠平衡以及加以化解。無可否認從會見京官之中，投射出理想主義的大陸政策方向；一方面希望大陸實現民主，也重視守約的共識規範，希望北京能夠實踐一國兩制的信約，認清市民不滿對香港的干預；另一方面，希望透過溝通，能夠平復中港矛盾，解說政改為何失敗，以及梁振英造成社會撕裂；相信能藉着溝通，撇清誤解，從而理順衝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