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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在今年的《施政報告》提出要增撥資源，要學校與大陸的學校「締結姊妹學校」，並且鼓勵學校多舉辦交流團。然而，究竟所謂「交流」是做甚麼的呢？我曾在2011年參加由教育局及中聯辦舉辦的「國慶交流團」，又究竟看到些甚麼？
2011年9月27日至10月1日期間，我隨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參加了「2011年香港教育界國慶訪京暨專業交流團」，與同行的近150位本港教育界同工及約50位澳門教育界的同工，在北京訪問了5天，期間除了參觀了學校及一些博物館之外，亦出席講座及座談會，其中一場是由首都師範大學的刁永作教授主講的「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報告」，另一場卻是原本在行程內沒有的、由前中聯辦副主任、時任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王鳳超主講的「香港政治發展的歷程」。
參加這個交流團，我是抱著從旁觀察的態度去參與的，亦提醒自己要時刻警覺別讓眼前看到的一切誤以為就是國情的全部。在交流團出發前的簡介會中，教育局的官員已開宗明義是希望參加的老師多了解中國，以便配合當局推行國民教育的工作。
新一輪特首普選諮詢來臨，提名資格被設重重關卡，據中央政府在港代表和一眾建制派人士所述是為了保障國家安全而設。有消息更聲言在後佔領時代，中央政府對提名資格更會選擇從嚴。然而回想佔領運動尚未開始前、於許仕仁案審查期間所揭露的驚人案情，則不難發現所謂的國家安全從來只是一個虛幌，篩選只不過是既得利益者為了自保。
前政務司長許仕仁涉嫌貪污案早前於高等法院審理，許氏親口承認擔任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期間曾收取來自內地的千萬巨款，相信和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和港澳辦主任的廖暉相關。許氏一案涉及香港和內地最高層的官員，又涉及中港兩地之間的知名商人，矛頭並直指香港政府內部的運作，難免讓港人不寒而慄。
許仕仁雖然已經審結，香港市民卻必須繼續追問：此案揭示的利益之網到底還有多大，涉案的人還會有誰，香港政府的管治還有多少不可告人的交易在背後？這些問題，筆者相信香港境內最少有一個人是可以回答的：現任特首。畢竟，廉政公署直接向特首負責，既然商人向立法會議員捐款百萬會受廉署調查，那麼向行政會議成員輸送千萬利益的案件，廉署沒理由會不知道內情吧？
圖：明報即時
那個「輸入人才」名單，令人火滾。
畢竟不在行，先不說其他也被歸納（且看起來都覺得荒謬）的行業，就只說音樂人。
本人在兩岸三地音樂界打滾十數年，從來都相信音樂無分國界，歷年也和各地音樂人合作無間，像上一張專輯有就有收錄內地樂團的作品，詞的部分更是全由台灣創作人包辦。這種跨地域合作本來就常見且健康，各地音樂人藉此互相刺激思維，但亦正因這種交流本來就已經密密進行中，更突顯這次施政報告「輸入人才」策略的詭異。
以流行音樂的層面來說，所謂音樂人，大概能分成幾類：創作人（作曲作詞編曲）、製作人、樂手、歌手、錄音室工程師、混音師。做一首歌的程序，就是先由創作人寫出曲詞，然後編曲，彈奏，錄音，混音。而前三個部分，一般都能在音樂人的家裡或工作室獨自進行。
現在的專輯，一般來說都以電腦製作和錄製，科技的便利，讓一切都可以輕易跨地域完成。樂手們可以自行把結他或各種音軌錄好，上載到雲端，然後讓製作人隔空下載，再合拼。若真的想跨地域合作，易如反掌，就以本人上兩張專輯為例，曲詞編還有混音部分都找來各地的音樂人發功，但絕不代表要把所有樂手專員飛來香港，單憑科技就能輕易解決地域問題。
亞洲盃足球賽第二輪，將上演約旦對巴勒斯坦的賽事。雙方首輪均告落敗，今戰都有輸不起的壓力。今天的巴勒斯坦尚未正式立國，現時管有的地方大致為埃及旁邊的加沙地帶和「西岸」地區。所謂「西岸」就是約旦河的西岸。約旦河的東岸就是約旦王國。因此，巴勒斯旦和約旦是鄰居。而當約旦和巴勒斯坦在足球場上碰頭時，場上的球員絕大部分都將會是巴勒斯坦人。同時，約旦國內會如何看待勝負，也相當有趣。
一切要由一九四八年說起。當時，聯合國決定將巴勒斯坦地區一分為三為猶太人國家、阿拉伯人國家和耶路薩冷的國際地帶。無論是猶太人還是巴勒斯坦人，對於聯合國的決定都不滿意，巴勒斯坦戰爭一觸即發。阿拉伯諸國以支持阿拉伯人為名派軍進入巴勒斯坦地區。戰爭結束後，約旦取得了西岸的控制權，後來更將該地區兼併。同時，隨著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區成立和戰亂，大量巴勒斯坦人成為難民。而約旦就是這些難民最主要的目的地。因為約旦控制了原本聯合國打算劃給巴勒斯坦地區阿拉伯人的西岸地區，故乾脆就給予巴勒斯坦難民公民權。約旦對西岸地區的控制權持續到一九六七年，以色列發動六日戰爭奪得西岸始告終。
文：鮑帆
從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蒙克全球事務學院的一間地下室裏出發，公民實驗室（Citizen Lab）歷經14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令世界各地的「老大哥」們頭疼、使億萬普通網民受益的知名研究機構。
簡單來說，公民實驗室的研究核心是對互聯網的開放與安全、對網民的基本人權造成侵害的信息控制——比如政府監控項目，比如信息過濾系統。毋庸置疑，信息控制的實施者往往是政府，或政府與商業力量的合謀。
有意思的是，公民實驗室的最初創辦靈感其實來自政府內部。1990年代，公民實驗室的創始人Ronald Deibert教授曾在加拿大政府外交部任職。他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將衛星偵察用於軍備控制。他所在研究小組提出了「地球監控系統」的概念，以實施對核試驗的禁令。這一規模龐大的系統讓Deibert見識了全球情報系統和地緣政治的重要性。他認識到，對信息的獲取和控制是大國政治的重要內容，但卻少有人研究。
攝：Manson Wong
房屋方面的公共開支（資料來源：房屋統計數字二零一四）
2015年的施政報告出爐，689上任以來不停強調房屋政策是施政的「重中之重」，實際上卻「雷聲大，雨點小」。689所謂的「重中之重」真正的意思是要慎重地與商界和地產商合作、小心翼翼地避免得罪他們。這份施政報告一貫以往的做法，極力鼓勵市民置業、將公屋興建量極小化，寧願選擇與民為敵也避免與富可敵國的商界為敵、維護商界的利益。而這份報告中房屋部份最叫人憤怒的，就是建議房委會選擇合適的正在興建公屋項目，以先導計劃形式，出售給「綠表」人士。簡直就是不知所謂，所謂的增加興建出租公營房屋到最後卻變成了出售公營房屋。從這份施政報告的房屋政策以至香港整體的房屋市場都十分畸形，房屋：一樣人類生存的基本需要從來都不應商品化，但在香港卻淪為一種投資、賺錢工具。
出售興建中的公屋的行為極可恥
文：劉子康
全民退休保障理應是關係到每個人──它一來尢關到迫切需要退保的長者，二來也是會動用到大筆政府資源的一項政策。但是多年以來，全民退休保障也少人關注得離譜。即使報章電視偶爾會報導有關全民退保的爭論，也總是分雜散亂，不知就裡者很容易就道聽途說，或是直接置諸不理。爭取全民退保20多年，坊間卻遲遲未有這段歷史和各種說法的整合分析。在今年10月，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下稱聯席）出版〈香港要Stand Up〉(UP是Universal Pension的簡稱)──香港歷來最完整地回顧爭取退保的歷史、回應各方觀點、並嘗試指引未來路向，300多頁的一本書──也總算來得合時。
退休保障，對諸位尚未正式踏入職場的同學來說，難免有點遙不可及，覺得事不關己。但對於我們這一代人而言，即使是大學畢業，入息中位數也不過萬多元，公屋居屋又輪不到，要買樓同時又儲錢準備退休根本就是不可能。所以長遠來看，愈年輕的人就愈需要退休保障，愈應該思考退保的種種。篇幅所限，筆者難以盡錄書中所有內容，惟有歸納書中提到的幾個重點，尤其是平日不會在報章裡讀到的觀點，以作大家開始思考全民退保這個議題的契機。
歷史回顧
香港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點名了港大學生會《學苑》2014年2月號的專題〈香港民族‧命運自決〉，以及日後編印出版的《香港民族論》一書，乃是需要警惕的錯誤主張。事實上，《學苑》專題推出時香港社會是有過一番爭辯，但到了《香港民族論》出版時，輿論焦點都集中在人大落閘及「佔中」的如火如荼醞釀中，對其內容（包括加入了五篇學者和評論員的文章）的討論已少。如今，一份學生報刊物竟受到特首的如此招呼，幾乎等於為「香港民族自決論」進行變相宣傳，而我們似乎亦可趁此機會再對《香港民族論》進行一番探析。
（一）
比起陳雲「城邦論」的橫跨古今東西、既分離又歸返，正如吳叡人所言，港大《學苑》的香港民族自決論則來得明快且明確許多。 其毫不扭捏地召喚「香港（人）是一個民族」的想像，因而理當擁有自我決定的權利。如此論述宣告了非中國的「民族主義」可能性視野正式進入香港身份的論爭場域。
正言匯社相信，一個政府理應為人民負責，為最有需要的群體制訂政策和提供基本服務，是一個政府極為基本的責任，我們特別點評三個社群，家庭暴力受害人、長者及殘疾社群，今次施政報告對這三個社群的政策也不算完善。
家庭暴力受害人
今年施政報告在第125段提及家庭暴力，指加強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和綜合服務中心的專業社工人手及增加「兒童之家」的照顧名額以支援家庭受害人或有面對家暴風險的家庭。
翻查過去施政報告，原來上一次於施政報告正文提及家庭暴力已是於2009-10施政報告，歷經5年終於，面對家暴的弱勢家庭終於得到特區首長重視。近日，電視廣告、港鐵廣告也經常看見政府推出的家暴議題廣告，呼籲有需要家庭在適當時候求助，緊守家庭和諧。可是，究竟是政府忽然關心家暴，還是受到壓力才做一些工夫？立法會於本年初成立了處理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未來將有約一年多時間就家庭暴力及性暴力議題與政府商討，民間團體有大量過去多年未處理的政策問題，向政府爭取政策改善。
事實上，2004年天水圍金淑英慘案發生後，社會高度關注家庭暴力的社會議題，立法會亦於同年成立相關家庭暴力議題的小組委員會，並於2004-2008年就多個議題與政府進行商榷。其時每年的施政報告也對家庭暴力議題著墨，該時期處理家庭暴力政策也有不少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