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三」當日，示威者與警員衝突，或說，是警員對示威者施暴的畫面，至今依然記憶猶新。清場事後，據聞了有示威者被警方帶上警車後，先是關上燈光，後是粗暴對待，甚至施以「吐口水」，途中粗言穢語間接不斷。雖然，這些畫面不是初次出現，警權過大的議題亦一直存在，但每一次出現，都讓人感到難受，每一次，都是新鮮的傷痛。明明只有警員一直往示威者的方向推進，卻不斷呼令示威者停止衝擊；明明清場的當刻只有示威者靜坐於警員的包圍之中，卻被施以嚴重的暴力，甚至因而脫臼……為何同為人，或說，同為香港人，警員的行徑卻是如此冷血，甚至是仇視？可以說，凡此多餘的動作都是警員蓋過道德的自我欺騙，而一切就源於政權對「警察」身分與任務的設計。
警員對示威者的暴力，讓人不期然聯想起戰爭的雙方。戰爭中雙方士兵的敵對關係，並非完全起源於個人的仇恨，更多會是背後指揮的權力者賦予的身份，最後促成了蓋過道德的傷害與屠殺。戰爭完結，敵對關係消失後，卻非等同暴力的終止，而是另一種關係的展開－－勝者與俘虜。這種上位者與下位者的身分，同樣來自權力者賦予的敵對身份，然而卻帶來沒有因戰爭完結而終止的次生傷害，包括擁有權力的一方對俘虜的虐待、侮辱，這道德崩壞的傷害甚至能消滅人性。「六一三」當日，警員一邊往前推進一邊呼令示威者停止衝擊，象徵著權力者建立的敵對關係生產了自我欺騙的謊言；把示威者帶上警車後的虐待和侮辱，則完全等同於「勝者與俘虜」的關係，延續敵對關係的憤怒情緒，對已無還擊之力的俘虜施予多餘的傷害，證明己方的勝利。回歸戰爭的歷史與審判，我們都深明絕對的敵對關係與俘虜制度都是破壞性和非人性的，所以我們反戰，我們反對製造持久的傷害。而在時日的香港，警方卻重覆着這一種錯誤，而矛頭理應直指賦予身分與任務的政權。
我城香港由始都未有自主一套對「警察」身分與任務的解釋，反而從學警踏入警校的那一刻，政權就已經埋手干預，建立與示威者的敵對關係，和與權力者的從屬關係。而每一次針對示威者的行動，都是與示威者的對立，和守護權力者的盾牌。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警察本身並不能進入立法會，以捍衛三權分立的獨立自主。然而，在剛剛出爐的白皮書中早已說明，權力者主張三權合作，立法會亦已淪為建制派與權力者的工具，「六一三」當日，立法會秘書處主動要求警察在立法會內佈防，藉此護航東北申款，亦是權力者賦予任務、立法與行政合作的體現。警察與權力者的從屬關係是個錯誤，而要指出這一個錯誤，必須重建對其的身分與任務。以反國教一役為例，在建設公民社會，追求自主民主的同時，公民需要尋找新身分，蓋過當刻權力者為其建立的任務，學生參與政治、家長注重未來，透過自主對自己命運的解釋，促成抗命的力量。而在「六一三」後，我們再一次發現了這種改變的需求，香港警察的身分與任務需要被自主規劃，以消除權力者夢寐以求的敵對關係與社會撕裂。
猶記起，「六一三」當晚佔領立法會的訴求－－「議會失效，人民自救」。東北發展的暴力，源於立法與行政合作的荒謬；警察的暴力，同樣源於立法會的失效。佔領立法會，就是要直擊母體，直擊所有不民主暴力的起源地。「六一三」並非一次戰敗的經驗，記憶真誠地期待着新身分誕生的一瞬間。
文：黃柏熹
原圖：Johnny Leung@USP社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