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團體代表出席研討會（左起國際特赦組織香港理工大學、香港記者協會、律師、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獨媒特約報導）早前唐英年的地牢風波鬧得全城哄動，記者無所不用其極，連吊臂車都出動為求拍得唐府相片。不過記者如此「積極」的採訪行動會否構成纏擾呢？政府欲就纏擾行為立法，指獲得婦女團體支持。但民間另有聲心憂慮立法會削弱本地新聞採訪及遊行集會自由。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婦女中心協會、國際特赦組織於2月25號合辦了纏擾行為立法研討會，除了上述三個組織的代表，還有香港記者協會（記協）及律師出席。研討會上，黃瑞紅律師論及有關集體騷擾和免責辯護，表示這兩點是纏擾法的問題徵結所在。
黃瑞紅律師在會上提出「集體騷擾」及「免責辯護」兩個問題
集體騷擾罪與婦女權益何干？
政府在纏擾行為中加入「集體騷擾」條文，針對一班人同時騷擾一個對象。受虐婦女個案較少是同時受到一班前夫或伴侶騷擾，政府表示這是用來管制收數及收樓行為。根據黃律師的資料，現行法例有項「共同行事原則」可以涵括到收數及收樓的行為，政府可以透過它控告一班收數人。如此看來現行的法例已足夠涵括相關行為，那政府為何還要訂立集體騷擾罪呢？根據外國的例子，英國有就集體騷擾法。而這法例是用來針對遊行示威的，限制示威者的行動。既然現行法例已足夠保障市民，政府卻堅持立法，如此一來豈不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之」？黃律師認為，現時並沒有需要為集體騷擾立法，相關條文應該刪除。
免責與豁免 政府大玩文字遊戲
現時草案就纏擾行為提供三項「免責辯護」：(一)為了防或偵查罪行、(二)在合法權限下做，或(三)在案中情況做出該一連串行為是合理的。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認為第三項已可保障記者採訪自由及新聞自由。看似受到了保障，其實是個糖衣陷阱。黃律師表示，法律上「免責辯護」及「豁免行為」分別很大。一般情況若要控告某人，控方需提出證據證明被告觸犯某種行為，才可以作出指控，警方始能拘捕。若果將某行為列作「免責辯護」，控方不需考慮已可起訴，辯方卻需提供無罪證明。相反，若將某行為列作「豁免行為」，控方起訴前需考慮沒有列明的豁免行為存在，才能起訴。簡單而言，免責行為的舉證責任在辯方，豁免行為的舉證責任在控方。若將採訪活動訂為免責行為，警方可即時拘捕記者。他們無需證明記者的行為是否違法，而記者卻需舉證自己無罪。如此一來，警方將可輕易阻止記者進行採訪，「明正言順」的妨礙新聞自由。由於審訊過程冗長，記者遭檢控後要立刻終止採訪行動。即或在法庭被判中被判無罪，報導亦「胎死腹中」，無法監察權貴或社會不公義之事。黃律師相信，新聞採訪應寫在「豁免行為」部分，並加上「恰當的」字眼，便能保障新聞自由，同時避免業界濫用。
不過記協代盧曼思重申，本港近年新聞自由愈加收窄、採訪區域愈設愈遠、政府又企圖發放官方新聞以代替傳媒追訪和報導。纏擾法偏偏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下提出，根本無法取信於傳媒界。記協堅決反對就此立法！
纏擾立法暗藏殺機
縱觀整個《纏擾法》，雖說旨在保障婦女、欠債人或業權人受到不同方式的滋擾。不過條文陷阱處處，政府既無法解釋為什麼纏擾行為十年來都不能寫入《家暴條例》中，又不願刑事化家暴行為，予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感覺。再者，本網曾報導莊耀洸律師指出，前線警察執法不嚴，立法後都未必能有效保障受害人。今次婦女權益是否被利用作煙幕，壓制記者新聞及言論自由，同時對付近年示威方法層不不窮的示威請願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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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方鈺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