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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導演Claude Lanzmann花了11年的時間，走訪了一些納粹集中營的生還者，一些目睹納粹屠殺的旁觀者，以及一些參與其中的前納粹黨徒，然後將訪問的片段剪輯成9個鐘頭26分鐘長的紀錄片——《Shoah》。影片中沒有插播任何「歷史」的片段，沒有展示一具屍體。有的只是一個個（歷史）生還者的陳辭見證；遺留至今的集中營建築；換了主人的房屋；送走過百萬生命的鐵路與車站；還有啞然無言的森林。影片開始沒多久，一名Chelmno集中營的生還者Simon Srebnik帶著導演來到森林中的一塊草地，那裡只剩下一圈磚塊砌成的地基。他說：
「很難辨認，但它就在這。他們在這兒把人燒掉。很多人都在這被燒掉。是的，就是這兒。沒有人能再從這離開。毒氣貨車開到這裡，那裡有兩座巨大的焚化爐，然後屍體被拋進去，火焰直衝到天空。是的，那真的很可怕。沒人可以描述它。沒人可以把這裡發生的重新呈現。沒有可能。沒人能理解這是怎麼一回事。就連我，如今在這兒，都無法相信我在這兒。我真的無法相信。這兒總是這麼平和，總是這樣。當他們在這兒每天燒掉2000個人——猶太人，這兒仍然是這麼平和，沒有人呼叫。所有人都繼續他們的工作。那麼寂靜，平和，就好像現在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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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述說是如此的困難。但展示對我們這些被資訊寵壞了的人來說，是如此的重要。媒體費盡心思，把每天的「重要」事件，濃縮、重組成簡潔易明的報導，把世界框限在可以理解與操控的範圍之內。你可以想像一疊疊裝滿資訊的報紙，每一天它們堆起來一定像山一樣高。我們每一天重覆消化著一座座這樣的高山，與其說我們吸收了什麼，不如說我們排泄了什麼。與其說我們紀錄了什麼，不如說我們遺忘了什麼。就好像一場場重覆的葬禮，每一天我們把「現實」打包，扔進巨大的焚化爐，或者堆填區，燃燒或掩埋，結果都只有一個。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說故事〉（The Storyteller）的人裡所講「經驗已經貶值。而看上去，它將會繼續無底地貶下去。只要瞄瞄報紙，就知道它跌到新低．．．．．」
然後人們把「現實」交給「歷史」。勝利者說「歷史證明了一切」。你可以想像，從來沒有一個時代的人，如此地熱衷於「歷史」的閱讀（儘管人數不會很多，而這也是一種「品味」的呈現。）。黃仁宇的著作變成了暢銷的符碼。歷史故事一再被改編成肥皂劇和電影。紛爭與戰亂，為電腦遊戲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靈感。「歷史」仿佛變成了對現實無力感下的慰藉物。與此同時，「歷史」也將「現實」帶到了一個難以感知的距離。在那裡「現實」被進一步掩埋，而「歷史」則變成了供人膜拜的神像，冷漠變成了智性的選擇。
「真相」是一種力量，而伴隨之的則是操控的慾望。集中營裡的納粹軍官，有時候會以領袖的姿態出現，向那些一路上飽受煎熬的「旅客」們演說。在那些人最脆弱與絕望的時刻，給予他們一絲虛假的希望。讓他們以為那裡是新的開始，人們將會按本身的職業來分配工作。他們甚至教新抵達的「旅客」唱歌：
「堅定地向前看，世界上充滿了勇氣與快樂。小隊操向工作。對我們來說，如今只有Treblinka（位於波蘭的其中一所集中營）。這是我們的命運。這是我們的命運。這是我們成為Treblinka一份子的原因。我們只聽司令官的話。我們只知道服從和職責。我們要去服務，服務到幸運的終結。快來吧！」
不過在這一切之前，「旅客」們先被請進了「洗澡房」。...
「服從和職責」，對於大部分參與屠殺運作的人來說，這又何嘗不適用呢？即使是在集中營中的納粹軍人，除了少數性格殘暴的傢伙，屠殺對多數人來說，也只是「服從和職責」。集中營是工廠，「碰巧」在那裡加工的是人體，生產的是死亡。他們宣稱：去那裡之前，他們都是不知就裡小兵。那裡環境惡劣，屍體多得根本難以處理，甚至連一些在死亡邊緣徘徊的猶太人，都寧願一死，也不想去清理。可是一車車的人，還是源源不斷地由火車運來。集中營裡也有醫生，只是他們多忙於為死亡簽署。至於那些在集中營外參與運作的人，他們更有理由宣稱自己對屠殺一無所知。他們只是龐大官僚系統中的一份子，是受過教育的「文明人」。
「最終方案」（Final Solution）可不是希特勒一人的天才創作，而是一整個國家的集體「智慧」。「最終方案」是一步步推演、改良出來的方案。它不但「合法」，而且「合理」，是以「文明」的手段才能達致的，最經濟、最有效率、甚至最「人道」（對於劊子手來講）的方案。殺死幾千人，和殺死數百萬人，完全是兩回事。只有啟動現代化的國家機器，才能得到如此有效的結果。舉個例子，1941年死於華沙（波蘭）猶太人隔離區的猶太人，約為每月5000人。很驚人嗎？是的。可是若以此進度，殺死600萬猶太人需時要100年。一個個「文明」的零件，是如此的渺小，就算是鐵路局的最高長官，工作也只是蓋蓋章，制定好火車班次往來的時間表而已。他清白無辜，他手上沒有鮮血，齊整的髮間與衣服上沒有屍體的氣味。德國的鐵路運輸以效率和準時聞名於世，這是他的職責，也是他的自豪。而他知道的也「只有」這麼多，他沒有去推敲火車班次時間表，以及工作日誌背後的意義，那不是他的職責。每天幾千個猶太人被運送，從A地點到B地點。對他來說，他們只是更多火車乘客的一部分。每天幾千人從A地點到B地點，然後無影無蹤。對於部分乘客的命運，他沒有去深究。結果證明，這個由無數渺小的「文明」零件組成的殺人機器，效率是驚人的。
或者有人會問，逝去多年的「故事」於我何干？曾經看過一輯由BBC製作的紀錄片《The Nazis——A Warning From History》，然而它的副題似乎並不太有說服力，幾乎是老生常談。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歷史哲學論綱〉（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中指出「每一蝠沒有被當作與現今休戚與共的，關於過去的影像，都不可避免地消失。」班雅明認為只有將過去帶回現在，才能令歷史具有意義，才能將過去與現在相連接。法西斯的幽靈就好像瘟疫一樣，潛藏在暗角，甚至換上別的面具，在舞台上操縱著歷史的方向。它可以是「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公社」或「市場」，「民主」或「集權」，以多元的面具，掩飾一元的價值。種族主義的主角可以是德國人，也可以是猶太人。沒有改變的是：總有一些人成為被壓迫者，成為「進步」的祭品。在不自願的情況下被犧牲。在沒有自辨的情況下被施予罪責：一切都是XX的錯！血統與種族的偏見未被正視。再加上「你不夠瘦！」、「你不夠白！」、「你不夠漂亮！」、「你不夠富有！」、「你不夠聰明！」、「你不夠外向！」、「你不夠合群！」、「你不夠地位！」、「你不夠教育！」、「你不夠勤勞（為壓迫者）！」、「你不夠道德（沒有承認野蠻的價值）！」、「你不夠愛國！（統治者）」．．．．．可以是成千上百個理由，將一個人，或一群人排除在「文明」與「道德」的日程之外。所以班雅明提醒道「所有統治者都是之前征服者的繼承人。而移情於勝利者，必然只會令統治者受益。．．．．．按照傳統的慣例，掠奪物總被扛在勝利者的行列。它們被稱之為文化寶藏，而一個歷史唯物主義者保持警覺而超然地看待它們。．．．．．沒有一件文明的文獻，不同時也是野蠻的文獻。受壓迫者的傳統告訴我們：我們生活中的「緊急的狀態」，並不是特例，而是常規。」只有以這種歷史視野，才能來改變與法西斯鬥爭中的位置。
到了這裡，我有必要自問：嗯，既然真相如此難以描述，「歷史」總是勝利者的演說，口口相傳的經驗被截斷，這樣還有審視的意義嗎？又或者，這不過是另一種富裕社會中展示智性的遊戲？飽食終日，對現實失去把握，然後在書本與影像中，觀看「歷史」的苦難與罪責（別人的），從中尋找「真實」的刺激，證明自身的「存在」？以他人的罪疚來證明自身的「清白無辜」？正如Susan Sontag在《旁觀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中提醒，犬儒地將現實變為一種觀覽物，是富裕社會中少數「有教養」的人，將個別的觀看經驗推之為普世經驗的淺薄觀念。指稱殘暴的影像已經失去道德的效用，也不過是陳腔濫調。
「一個動不動就對人的庸闇腐敗大驚小怪，面對陰森猙獰的暴行證據就感到幻滅（或不願置信）的人，於道德及心智上仍未成熟。人長大到某一年紀之後，再沒有權利如此天真、膚淺、無知、健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