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於2003年，原刊公開日記，當時分六月四日及六月八日刊。裡面有一小節，可為這專題的探源資料。
六四當時
絕不滿足以口念記，反省中前行行萬里
——金佩瑋「毋忘六四」
我任編委的《中大四十年》稿題不少，近期各編委審視的其中一個稿題，叫「六四」。顧名思義，內裡的文章均討論六四和近十年中文大學的關係。那些文章討論的，主要是學生運動組織，如何可按六四以至整個1989中國民主運動，行動、發展、更新等。
稿題收錄的其中一篇文章，是梁文道在九十年代末寫的《廣場密碼》，本來是已停刊的《打開》僅有一次的六四專題的前言。他提到，香港人的六四記憶，差異太少，講或重述的時候，都很一致；打破例必說天安門坦克車平反等等，將回憶拉回自己的生活，可能對自己更有幫助。記得那些年間，Jas也建議《青年人民》的各拍檔（當然包括我）就六四寫點甚麼，我懶，沒寫，但如果寫的話，恐怕也會寫點個人回憶。
因為重讀梁文道這篇文章，認同他的想法，也因為今天是2003年6月4日，香港的公眾假期端午節，我想，我應該把我的六四事寫下來，當成另一種記得六四的手段。
1989年5月，我十二歲，念小學六年班。當時我對1987年春的中國學潮，還記得一點，記得方勵之、學潮和爭民主，覺得那次不是甚麼壞事。那時看過些中學中國歷史課本，閒時把一本台灣的作文範文集和《讀者文摘》翻來翻去，結果我變得愛國又反共，直覺共產黨愈快下台愈好。到胡耀邦去世，北京學生哀悼集會的新聞傳來時，心情難免被牽動。
1989年5月20日，北京戒嚴，之後連續三個星期日，香港人上街、集會。我記得5月20日下午，在大埔寶鄉橋上，遇到聲援北京學生的遊行隊伍，人數百計，但沒留意由哪個團體號召。我把那次遊行，寫進學校週記裡，並說要打倒「毛（毛澤東的毛）產階級」。5月21日，香港人在香港島北遊行，參與者號稱百萬。單由電視新聞看到的幾分鐘片段，已被震憾——當然，能有幾分鐘是因為事近地近。與之相比，十四年後的倫敦百萬人反戰示威，香港媒體的報導只得零星落索。
那兩個多星期，心神都被「特別新聞報導」吸引過去。報導裡所謂的「最新進展」，可能已連放兩三遍，但能夠看到北京發生甚麼事，香港街頭又發生了甚麼事，已覺得跟整場運動一起。5月28日，香港人又一次上街，周末的「民主歌聲獻中華」轉播佔據了香港所有的中文頻道，幾乎所有認識的香港歌手，都爭著上台，以表心志。當時的高小生，也能將「愛自由」這首歌啷啷上口。
6月3日晚，解放軍武力清理北京街道，一稱「平暴」，一稱「鎮壓」。第二天大姑丈生日，親友都到他在魚則魚涌的家聚會，雀局不斷。黃昏時有幾個十多歲的孩子，從跑馬地的「黑色大靜坐」回來，晚飯和平進行。
隨後兩天，我念的下午校花點時間，為學生舉行悼念集會。而學校（或是毗鄰的天主堂），在向大街的一邊圍欄，懸了一條悼念橫額。第二天集會前，橫額被扯下來；一個馬姓男老師對我們講這事時，問道：「那些扯下橫額的人，是不是中國人？」事隔多年，回想此話，我想：對方若是中國人也不妨，蓋中國人也有怕事的，也有死挺國家的，也有清楚或不清楚自己在做甚麼的。
當時校方也不怕血腥暴力嚇到學生，把幾張血肉模糊的新聞照片，放在操場一角。
那幾天曾有號召罷課罷市，但6月5日晚，九龍發生騷亂，結果罷了。隨後的一兩個月，殘瀾仍在，有點討論有點抗議，但彷彿北京的民主女神像一倒下，支援的對象也同時消失，後來就如我現下稿題的另一篇文說：「無運可支」。接著香港出現信心危機，一班人某天湧到啟德機場，向到訪的英國外相爭取港人居英權；家母當時湊熱鬧，她說，外相的車很快駛走，大家一哄而散。
小六畢業後畢業班同學的第一次旅行，好像選往船灣淡水湖。那天兩個快結成夫婦的老師，在壩上共坐一單車，我指他們說：柴玲跟封從德。那是我僅餘，當年有關民運較輕鬆的回憶。
六四以後
1989年9月，我升讀中一，六四一周年的紀念活動，在我考期終考前後舉行。那時候身邊很少人談民運，也沒有人力勸我參與示威集會，隨後那麼多年都是如此。某一年，有人抗議六四晚上舉行香港小姐選美決賽，還記得有一個妙齡女演員拒收反對者的傳單——她的父母在1967年時，因支持香港仿效文革的暴動，被港英政府遞解出境。（2005年補：年輕女演員該是傅明憲，她的父母是前電影演員傅奇和石慧）
不過中國仍是我們生活裡的重要題目。糧油、東江水、旅遊、親戚、語言、文化、國企股、以及九七（當年還可以叫「大限」的），全都跟中國有關。不談六四，談中國也有很多的談法，但若不談六四，不按身處環境的道德觀談六四，教誨就會源源而來。有時，教誨會從一方射向另一方，旨令對方被己方同化。
1996年秋我進大學，1997年初我加入學生報。雖說是大學的小傳媒，但既是傳媒，又跟社運常客之一的學生會緊扣，當了學生報編委，總不免擔心自己在7月1日後獲罪。當年的六月四日，學生報開了報社先例，製作了一本《六四特刊》，把史事和個人感想評論等共冶一爐，並把其中一些送到維多利亞公園，讓參與支聯會舉辦的六四悼念晚會的朋友取些回家。那晚，我第一次參加六四悼念晚會。晚會過後，一些拍檔跟隨護送國殤之柱的人群，到港島西北的香港大學去，目睹國殤之柱成功送進港大的一刻。
我給那本特刊寫了稿，題目記不起，文章大意說我們該準備，為不能合法紀念六四的那天準備，為六四平反了的那天準備，為夢想實現的那天準備。
隨後的一年，主權轉移並沒帶來大規模的政治整肅，我在大學邊學社會學邊學社會運動，甚為認同多元論。當時看到一些社運者的文章，指支聯會把六四紀念單一化，對運動未必有利。我雖未被愛國言論感召，拒絕再參與六四悼念集會，但反單一化的言論，卻教我對支聯會抱一點戒心。
1999年，我因幫忙學生會運送六四特刊，再一次參與六四悼念集會。集會模式依舊，燭光點點好漢連祭，內容的確齊一，但不能否定，它仍觸動來參加的有心人。至於眾多有心人是否聽過，或支持「悼念多元論」，不得而知；可那麼多年來，幾乎每個有心人在六四晚上，都只選擇維園的集會。多元的悼念方法，似乎只盛行於社運熱心者中間。
四年來，很少參加跟六四有關的活動。2000年六四前，我參與「天安門母親」的悼念晚會。但每逢六四，或看到有關六四的記載和討論時，心難免戚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