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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 2023-06-26 獨媒報導

【立場案】控方結案陳詞：煽動言論如種子埋在泥土有機會危害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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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報導】《立場新聞》母公司、前總編輯鍾沛權及前署任總編輯林紹桐被控「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控方今（26日）於區域法院結案陳詞。署理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伍淑娟指，傳媒有能力影響和形塑社會上的意見，加上香港現時的政治背景和社會情況特殊，對傳媒施以限制有正當性，因此控罪合憲。雖然現今時代中「人人都可做記者」，但大眾仍然會依賴有公信力的媒體，而本案的《立場新聞》乃有影響力的網上媒體。控方又明言大部份煽動案的被告均是平凡人物，但受到傳媒「假資訊」的誤導而犯案。若果容許煽動言論在網上流傳，會導致「反中」、「反政府」思想植根人心，就如種子埋在泥土中，當時機成熟，有社會運動或其他事件觸發時，該些種子便會愈發強大，最終危害整個社會。

控方代表、署理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伍淑娟上周確診新冠肺炎，案件因而押後一星期。今日她到庭出席審訊，並稱現時仍在病假當中，會盡力而為。開始陳詞之前，她要求法官郭偉健准許她坐在座位中陳詞，因預料需時頗長。陳詞期間，伍不時停頓咳嗽。

控方：須平衡國家安全和傳媒施以限制有正當性

就《刑事罪行條例》下「煽動罪」的合憲性，伍淑娟指法庭需考慮在保護國家安全與傳媒履行責任之間取得平衡，因為傳媒有能力影響和形塑社會上的意見，加上香港現時的政治背景和社會情況特殊，對傳媒施以限制有正當性（justified）。

伍續指，雖然法庭需考慮傳媒的職責，但法庭並不是政治平台，只需要運用法律原則作出裁決。她又指，煽動罪是預防性質（preventive in nature），因此法庭並不需要考慮涉案文章會否對受眾或潛在受眾的思想造成影響，只要能證明有煽動意圖便可入罪。

控方：只須證明刊物有煽動意圖毋須證被告意圖

控罪元素方面，伍淑娟援引多宗殖民地時期的案例，籲法庭考慮煽動罪的立法歷史，最久遠可追溯至1844年的出版條例，並指毋須證明被告本人懷有煽動的意圖，只要控方能夠證明某人的行為、文字和文件有煽動意圖，便能夠從中推論被告有煽動意圖，相關刊物持有者、出版者或銷售者均可入罪。

對於辯方認為控方須證明被告有意圖煽動暴力或造成社會動亂才能入罪，伍淑娟則指，相關元素之所以沒有被寫進法例中，是因為控方難以證明相關元素，會導致無法檢控（non-prosecutable）。她又反問，為何一條最高刑罰只是監禁2年的罪行，需要證明被告有意激使社會動亂或混亂？

伍指，《刑事罪行條例》第9(2)條指出，當相關刊物指出政府或司法的錯誤或缺點，目的在於矯正該等錯誤或缺點；慫使香港居民循合法途徑促致改變；或目的在於消除居民間的敵意，便不會被視為煽動刊物，而第9(1)條則指出什麼是被禁止，可見條例旨在針對刊物的煽動意圖，而非作者、出版者、印刷者、銷售者或持有人等的意圖。近年數宗煽動罪的案例亦顯示毋須證明被告人的意圖，包括崔駿民案、彭滿圓案和古思堯案。

而當涉案刊物有意達到煽動的效果，或者預見該刊物可能會引起煽動效果，便可被視為有煽動意圖。伍指，陪審團可能會對涉案刊物有強烈意見，但法庭仍必須稱職地應用法律。

控方：法律界線清晰、市民不需揣測

至於「依法規定（prescribed by law）」原則，伍淑娟指需要貼近現實情況，包括考慮本地和全球的政治環境，而不是作揣測。她強調相關控罪並非意在懲罰政治言論，而是確保市民對國家忠誠，針對的是顛覆性的政治主張、煽動對抗政府的行為，一個人針對政府政策而示威，並不會被視為煽動憎恨或顛覆政府。

伍指，不是所有的政治言論均會墮入法網，除非挑戰憲制秩序和「一國兩制」，或具有煽動意圖，因此法律界線清晰，所有市民仍懂得如何遵守，而不需揣測其他人會否被煽動，因為控罪只須考慮刊物本身，符合「依法規定（prescribed by law）」原則。

控方：傳媒享有自由應履行義務和責任引不同守則

控方強調，《基本法》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保障新聞自由和表達自由的權利，控方並無意貶低新聞自由，但傳媒執行工作時須符合道德框架及受專業守則約束。而《立場新聞》是網上媒體，法庭作出平衡時應就此因素予以比重。

伍指，鍾沛權在作供時強調有表達自由權利，但他沒有提及享有自由的前提時，要履行相對應的義務及責任。

控方引用不同的傳媒守則，包括香港記協專業守則、由歐洲理事會於1993年通過的「歐洲新聞倫理守則」（Resolution 1003 on the Ethics of Journalism）等，並由伍的副手、署理高級檢控官徐倩姿在庭上讀出。控方強調傳媒對社會有道德責任、報導時應區分事實和意見、基於真實、接觸資訊是基本權利、須確保市民獲得真實和公正資訊的權利、傳媒不應壟斷資訊或製造輿論，以及應確保採訪對象的主觀意見獲誠實地表達。控方邀請法庭考慮涉案傳媒是否正在履行職責，包括核實資訊、提供事實等。

控方：互聯網年代「人人可做記者」但人們仍依賴傳媒

伍淑娟指，隨著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出現，世界發生很大的變化，雖然現今時代中「人人都可做記者」，但大眾仍然會依賴有公信力的媒體，因他們期望媒體會謹守傳媒規範、向公眾負責，她反問：「人們會引用一名來自不知名人士的資訊？還是《立場新聞》網站？」

她引用「港大」的民意調查，指網上媒體是市民接受資訊最重要的渠道，《立場》被市民視為第二可信的媒體，而第一位是《蘋果日報》。不過其後辯方資深大律師余若薇澄清該民調是由中大發布，而且第一位是 NowTV 而不是《蘋果日報》，《立場新聞》排名僅次於 NowTV 和《香港電台》。

伍續指，「仇中」人士可能到處皆是，社會上某些意識形態亦可能存在已久，但媒體亦有機會製造或形塑社會上的意見。

伍又提到，從「連登討論區」、《獨立媒體》等網站，可找回被《立場》下架的文章，反映該些文章能存播多遠，以及互聯網的威力。

控方：讀者是被動受眾傳媒客觀及中立是重要

伍淑娟形容讀者是「被動的受眾（passive recipients）」，他們可在社交媒體平台上留言回應新聞文章，但媒體仍然主導議程設定及開展討論。伍指，社交平台上的留言不是支持新聞內容，就是謾罵，網民亦會互相展開罵戰，而不會針對新聞內容進行恰當和開放的討論或辯論。因此傳媒客觀和中立地報導新聞是重要，這樣人們才能有事實基礎去討論，進行對話和公共討論。她反問，若果沒有公道和真確的事實，又如何能有意思的討論呢？因為雙方所講述的是截然不同的事實。

控方引歐洲案例指傳媒應為仇恨留言負責

控方邀請法庭審視《立場》社交平台上的留言，從中推論讀者閱讀文章後有何反應，以及不存在公共辯論。控方引用愛沙尼亞新聞網站 Delfi AS 的案例，大量讀者在一篇文章下面發布侮辱性和威脅性的留言，而 Delfi 在6星期後才移除該些留言。被留言攻擊的船公司控告 Delfi ，愛沙尼亞的法院裁定 Delfi 須負責任。其後歐洲人權法院亦裁定相關裁決沒有違反《歐洲人權法》第10條。

控方指，法庭應考慮《立場》採取了什麼措施，確保沒有任何涉及仇恨的言論，例如有否主動移除煽動仇恨和暴力的留言，並在發現相關留言時立即刪除。法庭亦應考慮，在一個民主社會中，新聞機構是否應為第三方的留言負責。

控方邀法庭考慮針對警方的敵意

伍淑娟指，法庭應考慮《立場新聞》的影響力，以及案發時期的社會環境。控方引用案例，指俄羅斯一間報館辦公室在2007年被當局搜查，消息傳出後，有網民在網上平台留言指責俄警為「豬」和「流氓」等，被法院裁定煽動仇恨罪成。歐洲人權法院則裁定相關裁決違反《歐洲人權法》所保障的表達自由權利。控方邀請法庭比較2019年香港市民針對香港警察的歧視和敵意，以及考慮警察是否受保護的群體。

伍淑娟指，公職人員及檢控人員當然須接受公眾批評及監察，但強調不應受到辱罵。

伍指，若果法庭整體考慮上述案例，若果《立場》謹守《刑事罪行條例》第9(2)條及傳媒守則等，他們很少機會超出界線。

控方：煽動案被告受傳媒「假資訊」誤導

伍淑娟又強調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她又提到很難在網上偵查到罪案，實際案件數目比現時被告上法庭的案件數目高出很多，反映自2019年至今，社會面對實際的國安風險。大部份的涉及危害國安的案件均在網絡上發生，除了古思堯的企圖煽動罪外。伍指，被告並非因為他們的思想而被懲罰，而是因為他們有意改變其他人的思想。

伍又指，大部份案件的被告只是普通市民，而非著名人物，案發時正值社會動盪、民情洶湧，如此卑微、平凡的人，他們的犯罪思想從何而來？難道他們沒提及受到傳媒的「假資訊」誤導？他們亦很有可能受其他人煽動，例如「手足」等，然後自己開始煽動其他人。

伍指，若果不處理相關罪行，相關訊息將會繼續在網絡上流傳，煽動其他網民，造成累積效應，使「反中」、「反政府」思想植根人心。就如種子埋在泥土中，當時機成熟，有社會運動或其他事件觸發時，該些種子便會愈發強大，最終危害整個社會。伍指直至今時今日，仍然不斷有人被控告煽動罪，包括留學日本的女生，顯示風險仍然存在。

控方陳詞未完，案件明日續審。

被告依次為 Best Pencil (Hong Kong) Limited、《立場》前總編輯鍾沛權（53歲）及前署任總編輯林紹桐（35歲），他們被控一項串謀發布及/或複製煽動刊物罪，指他們於2020年7月7日至2021年12月29日在香港，一同串謀和與其他人串謀發布及/或複製煽動刊物，即具以下意圖的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