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蘋果日報》共有四大版專題報道，特約記者葉親惠親赴烏克蘭切爾諾貝爾現場，實地採訪這個三十五年前發生世紀核災難的的地方。
筆者不清楚今時今日的無線，除了引用外電有關航空公司開辦「輻射鬼城」空中旅程的報道外，有沒有同樣恢宏的國際視野和關心，特別派員到遠離大灣區的一個國家，做這種成本高、效益未必大的專題報道。
41年前會。
與世界連接起來，把香港的傳媒機構置於國際社會的網絡連繫內，定位為一道橋梁，把各個地方不同的信息帶到市民那裡，產生思想的衝擊和碰撞，激發新意念，從而一起探索人類未來的共同命運。這種以地球公民為本位、突破外國人視角、標榜香港人看世界的傳媒使命和功能，在互聯網時代還未過時。而無線新聞部，早在1980年已經把這種理念付諸實踐，派記者到伊朗採訪兩伊戰爭。因應國際形勢的變化，採訪隊臨時變陣，跟進美國大使館人質事件。四名記者要乘車50小時（來回100小時）由伊斯坦堡進入德黑蘭，利用人造衛星把畫面傳送至香港。負責帶隊的記者指，由於他們定到一個最好的傳送衛星信號時間，所以，香港的家庭觀眾是世上最早看到那些畫面的。
那個記者，是被不知傳媒為何物的李百全取代的前廣播處長梁家榮。
一間傳媒企業，如果只關注業績（方便討論，暫且撇除表忠的政治考慮），擁抱王于漸、雷鼎鳴等經濟學者所鼓吹的股東利益最大化原則——芝加哥學派宗師佛利民一句經常被商家用來做擋箭牌的話：企業唯一的社會責任是賺取利潤——除了考慮收視率和廣告收益等和盈利掛鉤的因素，她會兼顧其他同樣重要的傳媒道德和社會責任，視公眾為要彼此保持良性互動的社會公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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