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腸
1. 《鏗鏘集》編導蔡玉玲因為製作《721誰主真相》節目，被拉、被告，尋日仲成為因721事件被定罪的第一人，令香港人譁然。西九龍裁判法院主任裁判官徐綺薇的裁決理由中[1]，字裡行間都透露著「法律就係法律，一字一符號都不能改動，呢鑊我都幫你唔到」的意思。
2. 恕筆者直言，徐官的判決不但扭曲了有關法例條文的意思，亦徹底違反權威的判例典據。
3. 香港法例第374章 《道路交通條例》第111條的標題為「文件的偽造」，本意並非規管查冊。但該條第3款繼而以概括的字眼規定，
「任何人為着 ——
(a)取得本條例下的任何 ... 證明書、證書或其他文件；
...
明知而作出在要項上虛假的陳述，即屬犯罪」。
4. 徐官不認同被告一方的陳詞，即「就算法庭認為客觀上被告人的陳述是虛假的，法庭也不能就此認定被告人對相關陳述的理解與法庭的理解一樣（即使被告人沒有出庭作證）。因此，控方的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人明知自己的陳述是假的」[2]。
5. 綜觀裁判官裁決理由書第57-61段的分析，法庭的裁決似乎正正只是i) 被告有意識地作出陳述；ii）而被告查冊的真正目的客觀上與交通事宜無關，所以其陳述客觀上亦屬虛假，但並無處理被告是否（主觀上）明知自己的陳述屬虛假的問題。
6. 根據普通法的推定，犯罪意圖，即邪惡的意圖，或對行為的不法性的了解，是每一項罪行的基本要素[3]。
7. 當一個人的心理狀態和知識（knowledge）是罪行的必要元素時，按刑法的公認原則，法庭必須根據被告所主觀相信的事實（無論是否真確），來判斷罪行元素是否獲得滿足[4]。
8. 譬如在R v Hussain一案中[5]，Widgery LJ（即後來的英格蘭及威爾斯首席大法官Widgery勳爵）考慮「knowingly involved in a fraudulent evasion of the prohibition against the importation of cannabis」的控罪時，指出被告是否明知正在進口的貨物是受禁止的貨物，及是否明知自己所涉及的行動旨在以欺詐方式逃避該禁令，都是至關重要的犯罪元素。
9. 換言之，控方需要證明的是被告是否知悉其自身行動的不法性質和不法目的[6]。
10. 上述原則明顯適用於道路交通的法例。值得留意，《道路交通條例》第111條是比照英格蘭的Road Traffic Act 1930 第112條制定的。英格蘭高等法院皇座法庭在Ocean Accident and Guarantee Corporation Limited v Cole一案中解釋[7]，被告根據（法庭事後認為）錯誤的法律觀點行事，不可能因而構成明知而作出在要項上虛假的陳述，從而違反Road Traffic Act 1930第112條：「明知」一詞並不假定被告擁有（法庭事後認為）正確的法律知識。只有當被告事實上知道有關陳述屬虛假，才可能支持定罪。原審裁判官裁定有關陳述是被告在明知虛假的情況下作出，唯一的基礎是因為不同意被告對法律的看法，這不足以支持根據Road Traffic Act 1930第112條進行起訴。
11. 因此同樣地，就《道路交通條例》第111(3)條下的罪行而言，如果被告根據其對法律的理解，不知道自己作出的陳述屬虛假，或沒有考慮過陳述真實與否的問題，即她並無明知而作出虛假的陳述，自然不涉犯罪[8]。
[1] 《香港特別行政區訴蔡玉玲》 [2021] HKMagC 5 第50段（「... 本席認為，被告人是否本着良好的動機索取資料並非重要。歸根究底，法庭要考慮的事項為被告人所作的陳述是否虛假。...」）。
[2] 第55段。
[3] 參見Sherras v De Rutzen [1895] 1 QB 918 at 921 per Wright J。
[4] 參見R v Taaffe [1984] AC 539 at 536G-H per Lord Scarman。
[5] [1969] 2 QB 567 at 571H-572B。
[6] R v Forbes [2001] UKHL 40, [2002] 2 AC 512 at [26] per Lord Hope。
[7] [1932] 2 KB 100 at 106 per Avory J, at 106-107 per Hawke J。
[8] 比較Gaumont British Distributors Limited, v Henry [1939] 2 KB 711 at 718 per Lord Hewart C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