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底即將開幕的香港M+博物館，終於迎來第一波熱烈討論的新聞，不是有關建築裝修的花邊細節，也不是哪個位置最適合打卡拍照的熱點推介，而是嚴肅的藝術話題：審查。
事件源起於M+博物館館長華安雅於傳媒預覽時，提到博物館策展會真實面對歷史，不會迴避展示六四、反修例示威相關作品，而另一邊廂，有立法會議員於行政長官答問會上，質疑政府巨額支持西九文化區卻用作展示涉嫌違反《國安法》的藝術品，而行政長官則回應：政府會尊重藝術表達自由，但藝術創作自由與散播仇恨、破壞國家安全的界線是可分辨的，表示香港政府會「特別警惕」云云。
在此，我不必再復述官員、議員、藝術家、藝評人等各方壁壘分明的後續見解，我也不意圖墮入「誰才有資格說藝術」的概念怪圈，我只想說一個有關藝術審查的個案——一個發生在三藩市的藝術審查事件。
話說，在2019年，一幅繪於三藩市喬治華盛頓高校牆壁上的畫作引起了一場全國風波。作為一所以喬治華盛頓命名的學校，校方於1930年代請來俄裔美國畫家Victor Arnautoff於校園的牆壁、梯間、大堂等，繪畫了一共13個場景、1600多呎有關華盛頓生平的畫作，而其中一幅當眼的作品是這樣的：華盛頓與另外三名白人殖民者指揮著軍人，而軍人的腳下卻是美州原居民的屍體。
自1960年代起，這幅涉及種族主義與殖民歷史的畫作，持續地收到學生投訴。這超過五十年的投訴內容，包括批評藝術品帶有種族仇恨、正常化暴力行為、美化殖民者侵略史等等。在2017年，此畫作終於引起了傳媒的關注，在2019年，有關作品的投訴達到了城中熱話的溫度。
在熱烈討論的氛圍下，有關當局，即三藩市學校委員會正式關注此作品。其中一位委員便指出：「這可以是藝術，但這也可以是種族主義。創作這件藝術品的人未必想傷害誰，但這不代表這作品不帶傷害性」。基於此番見解，三藩市學校委員會決定要將此畫作移除。
這項移除作品的決定，將事件從三藩市市內的話題，引發成美國全國討論的高度。大家開始討論此事牽涉的基本概念問題，即有關自由與審查的爭論，支持移除作品的人繼續以拒絕種族主義的立場表達意見，而反對移除作品的人，亦提出了不同的觀點：有說「作品不是歌頌種族主義，而是藝術家對種族主義的詮釋，而觀眾應該藉此學習和研究這段歷史」，有說「這是徹徹底底的藝術審查，干預表達自由」，又有說「這與藝術審查無關，是有關人權，有關人在不帶惡意的環境下持續學習的權利」。
究竟，這一個發生在三藩市的藝術審查個案，可以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示呢？
或許，有人會說「你看，藝術審查是全球現象，哪怕是標榜藝術自由的西方世界亦然」，又有人可能會說「你看，事件從頭到尾都是各執一詞，支持與反對的說法莫衷一是，到最後不又是不可能達成共識的爭拗嗎？」。然而，在我看來，這個個案的重點在於：一件藝術審查事件是如何引起從校內、到市內，以至國內的社會討論，而這討論是集體的、自由的。
討論，不一定能夠（或需要）達成共識，但集體討論，是公民社會的文明現象。我們都應該明白，每一個藝術審查個案，都好可能像這個三藩市個案一般，從校內投訴，一步一步發展成全國討論，討論作品那些有需要被審查的內容，討論相關歷史的真偽，討論這些歷史留下的集體情感與記憶。
以上提到的三藩市藝術審查個案，告訴了我們一個重要的訊息：審查的決定可能屬於有權力的人手中，審查的判斷可能是各有支持，但有關審查的公開討論，以及相關討論的自由與權利，卻是必須的。
話說回來，當三藩市學校委員會作出移除相關作品的決定，並引起了全國討論以後，他們最終收回決議並重新投票，投票結果是四比三，裁定相關作品不需要被移除。
何建宗為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高級講師。
本文刊於2021年3月23日信報。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