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2015年由家鄉隻身逃到香港時，Sodo（化名）只有17歲。今年初，她開始人生第一份工作，在餐廳洗碗及清潔。性格內向、不諳廣東話的她，憶起首日上班仍有餘悸，「Very scared！」
這份工作得來不易——在港的免遣返聲請人被禁止從事有薪及無薪的工作，違者可被判罰款5萬元及監禁3年；只有聲請獲確立、或獲聯合國難民事務署確認的難民，才可向入境處申請，要求酌情批准接受僱傭工作。莫說申請過程困難重重，實際上合符申請資格的人，只佔過去11年入境處完成審核逾2萬宗聲請的1%。
在港數年間，Sodo與絕大部份聲請人一樣，只能倚靠社會福利署透過非政府機構發放的微薄津貼過活；沒有錢、不能工作，整天待在家中對著四面牆，「如同瘋了（crazy）」。
數月前Sodo獲確認難民資格，她的命運終出現轉機。在協助難民的組織幫忙下，她成功申請工作許可。工作不單是為了賺錢，也賺回她的尊嚴，使她不用再依賴別人捐贈，有能力在生活中作每一個微小而實在的選擇。「我從未買過玩具給兒子」，她興奮地說，「我很開心，現在我可以給孩子他需要的東西。」
入境處7年間批271宗申請
在港的免遣返聲請人及難民能否工作，一直備受爭議。
入境處指出，免遣返聲請人為非法入境者、逾期逗留者或抵港時被拒絕入境的人，他們並無合法身份留港，亦沒有權利在港工作。終審法院於2014年裁定，聲請獲確立或獲聯合國難民署確認為難民的人，均無權在港工作；惟入境處處長可酌情批准其接受僱傭工作的申請，考慮因素包括擬從事的僱傭工作及僱主的資料、申請人的個人情況及健康狀況等。於2014年至2021年1月期間，入境處共批出271宗相關工作申請，另有10宗被拒、58宗被歸類為「撤回或無法跟進」。
另一方面，合資格申請工作，即聲請獲確立的人少之又少。根據入境處數字，2009年底到2020年12月完成審核的22,988宗聲請中，只有243宗獲確立，即僅約1%。換言之，只有這一小撮人，有機會可申請工作。
不能工作的聲請人，每月就靠1,200元食物津貼、1,500元住屋津貼、數百元交通及水電津貼，以及非政府機構的捐贈來維持生活所需。Sodo慨嘆，香港的物價高昂，光靠如此微薄的津貼難以過活，「當你沒有錢，（在港生活）真的很困難」。
她在港認識了份屬同鄉的丈夫，並誕下現年兩歲的兒子。夫妻倆都是聲請人，無法工作，沒錢購買日常用品。衣物只能取用二手的，但常令有皮膚敏感的她不適。「我哪裡都不能去，不能工作，我沒有錢。當我需要些甚麼，我不能買。當我的孩子需要些甚麼，我也不能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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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審批制度官僚 難尋僱主配合
協助Sodo找工作的香港尋求庇護者及難民協會創辦人、教大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伍鳳嫦直斥，禁止聲請人工作的政策非常不人道，「佢哋都係人，都要生活」。她指據她的調查，有七成聲請人有抑鬱，當中最大原因是沒有工作，連基本生活需要都無法滿足，例如疫情期間孩子要上網課，「邊度有電腦、Wi-Fi？」，結果令部份聲請人鋌而走險，「冇錢咪做黑工」。
伍鳳嫦又指，面對官僚制度，申請過程並不容易。提交申請需要僱主提供大量資料，而僱傭合約只可為期半年，期滿後須重新向入境處申請，工作地點又限於一個地方。伍鳳嫦指，單是申請已耗時兩至三個月，難以找到願意配合的僱主，如果沒有機構幫忙牽線，難民很難自行找到工作。
華星冰室老闆：難民都係人
聘請Sodo的華星冰室，是首次聘用難民。華星冰室創辦人簡銘進是土生土長的巴基斯坦混血兒，他數年前開始與香港尋求庇護者及難民協會合作，派發清真食物及玩具予難民家庭。簡銘進指，難民沒有政治籌碼，沒有人會因為幫他們而「攞到分」，作為回教徒，他自覺有責任伸出援手；作為「由細俾人歧視大」的少數族裔，他也深感歧視之惡。
「其實難民都係人嚟嘅啫。」簡銘進指，難民只求簡單的生活，加上很多低技術工種本地人已不願意做，他們或可填補，「佢未必要好高人工，有時只係想郁」，「香港以前好多人都係難民嚟㗎啦，點解唔俾個（工作）機會佢哋呢？」對於現行政策，簡沒有太多意見，但認為政府不應袖手，「大問題你又解決唔到，啲小問題你又唔做」，禁止工作或會令難民走投無路，「迫佢哋做一啲，可能佢哋唔想做嘅嘢」。
簡銘進坦言，決定聘請難民後，公司內部曾有反對聲音，幸最終獲得支持。他認為這亦是一個教育過程，「如果個難民做得開心，都反映到香港人係有愛心面對任何人」，若合作順利，未來亦希望繼續聘用難民。
華星冰室創辦人簡銘進
盼放寬工作限制 可減公帑援助支出
伍鳳嫦強調，聲請人的權利受《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保障，工作權（right to work）是基本人權，「等如每個小朋友都應該有書讀」，不應被剝奪。她認為，應容許正在等候審批的聲請人申請工作；更好的做法是進一步放寬限制，讓所有聲請人有條件地工作，例如制訂工作時數上限、只准兼職等，有助改善聲請人的身心健康。
有指若放寬工作限制，會吸引大量「假難民」來港，增加本港負擔。伍鳳嫦則認為，聲請人因為家鄉不安全才會出走，禁止他們工作，並不能阻止他們來港；而且，讓他們工作，便不須政府提供援助，反而可減少公帑支出。事實上，社署回覆《獨媒》查詢時亦指出，如聲請人獲得其他財政來源，包括獲准工作所得的工資，便會作出評估，調整或暫停向其發放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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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一段日子，Sodo漸漸適應下來，與她一同工作的洗碗姐姐教了她一點廣東話，兩人又用身體語言溝通。除了應付日常生活，她說會將工資儲起來，期盼在不久將來，在聯合國難民署安排下，與丈夫和兒子到加拿大開展新生活。
到了加拿大，會想做甚麼？Sodo說希望讀書、學英文，「我想當律師」，「因為我的父母在家鄉都是當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