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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變官媒弊大於利——論香港政府的國師芝加哥學派(三十五)

港台變官媒弊大於利——論香港政府的國師芝加哥學派(三十五)

邱騰華猛轟港台,廣播署長提早離任,由AO李百全接管,未幾便要審查《鏗鏘集》等節目。電視部的製作總時數要增加,新年度預算卻遭削減9.2%,學者區家麟撰文指,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當權者維穩,防傳媒犯禁,跟新聞工作者相信監督和批評政府有助改善施政,讓社會各界得益,完全是兩種世界觀。這還未計官員有邀功的傾向,自動加辣,硬要抹殺港台客觀持平和崇尚多元的本色,改為報喜不報憂的宣傳機器。但政治很吊詭,縱然在國內,中共的維穩機器也不是鐵板一塊。筆者以往也評論過它有回饋民意的警報系統及「洩洪」機制。在香港這麼特殊的地緣政治環境,更不能照搬事事管到底的那套帝王術。以大國崛起為戰略目標,把港台整成官方喉舌,對中共來說,只會弊大於利。

香港背負戰略性融資任務

兩個月前,前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倡議,把充公得來的貪贜劃入社保基金以充實養老儲備,反映人口老化趨勢加快,造成嚴重的入不敷支問題。事實上,高齡海嘯的問題會越來越嚴重-去年全國新生嬰兒僅1003萬,開放二孩政策,仍要連續四年下跌-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便研究延遲退休年齡改革方案。中國想方設法,無非想遏止內部經濟問題爆煲,以及處理高達26萬億人幣的地方政府債務,香港作為其離岸資金的主要來源,背負增強國家周轉能力的戰略性融資任務。是故中美激烈對抗,工銀國際也沒怠慢,去年底在兩個月內協助多家中資企業發行境外美元債券達196億美元。集資所得,既可用來擴大企業規模,加強進軍海外市場的綜合實力,亦可調回國內作其他緊急用途。

中國巨企有責任配合國策,甚至調動資金幫國家或地方政府解燃眉之急。茅台集團便先後兩次將總共8%股份贈送省政府。香港財金界自然識時務,螞蟻上市遭剎停,大家表現冷靜,跟當年鬧爆盧少蘭婆婆-阻止領匯上市的「禍首」-相比,簡直天淵之別。只不過,香港的防火牆穿了洞,市場始終蒙上陰影。由江澤民孫兒創辦的博裕資本(Boyu Capital),把公司業務從香港總部遷至新加坡,便充滿象徵意義。到底有幾多資金悄悄撤走,又有幾多資金他朝會回流,暫難估計。

港台是政府重視新聞自由的象徵

政治和經濟風高浪急,但中企來港上市的步伐有加快,無減慢。國安法出台,中央亦沒捨棄「一國兩制」之名。夏寶龍頒布愛國者治港準則,仍將之掛嘴邊,未有終結其歷史任務,把香港併入大灣區。究其原因,在於「一國兩制」-哪怕已失去不少國際社會的認同-對中國實踐2035年遠景目標有不可或缺的重要貢獻。

中共的算盤很清楚:國家安全放在首位,但同時要香港繼續成為世界各地基金及大型機構投資者的「蒲點」。單靠國家隊撐場,塘水滾塘魚,只會糟塌辛苦經營多年的金融基建,以及失去做莊家打骰的種種好處(譬如改革恆指,便有利中資新上市貴價股),無法賺取暢通全球的美元,用來買時間-畢竟,美國仍穩執半導體設計的牛耳,中國沒能力自主生產技術最尖端的晶片(紫光債務違約的同時,由台積電前高層蔣尚義牽頭搞的千億芯片項目武漢弘芯也要爛尾收場)。數字人民幣呢,亦未成氣候,無法在短期內繞過SWIFT,擺脫美元霸權的制約。

新常態下,港官其中一項重要任務,是重建外圍對香港的信心,使資金像以往那樣絡繹不絕地到這個「賭場」玩,跟北水對賭,追求已發展國家難得一見的高增長、高回報。使香港有別於中國的「一國兩制」制度差異-就算有了國安法,有了愛國者治港的緊箍咒-不能完全消失,沒賭客喜歡光顧規則多變、遍布政治地雷、隨時由贏變輸的賭場。但究竟那個制度差異有多大,須具備甚麼元素,要怎樣在三者之間-中央最重視的安全系數、港人希望維持的一國兩制生活方式,以及國際基金大戶的投資意欲-取得平衡,乃中方和港人要共同努力摸索的答案,或雙方經過長期碰撞之下所得出的結果。

毫無疑問,新聞自由保障資訊流通,乃一國兩制不可或缺之要素。至於堅定履行專業操守、敢於跟政府唱反調的香港電台,正是一個具說服力的標誌,讓國際社會相信香港未至於變百分百一國一制。但現在竟有一批港官-包括一些專煽風點火的建制派KOL-唯恐天下不亂,亂扣「反中亂港」的帽子,並千方百計要把港台變成中央台,當做立功的機會。他們似乎懵然不知,對港人,以至對中央來說,有了國安法後,最迫切要做的是盡量還原反修例抗爭前的社會狀態-故港交所極力爭取非綠卡持有者歐冠昇任舵手,以其外國人的形象,向外展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沒變。有權用盡,要將港人打壓到貼貼服服,不懂得節制的微妙作用,只會斷送香港寶貴的文明資產,到頭來增添習近平的政治麻煩,令2035遠景目標的實現增加不必要的風險和難度。(註一)

中國無法靠銳實力補不足

由於中國不能缺少美元和晶片,美國朝野的金主亦需要中國的龐大市場,故拜登上台後的一段時間,雙方仍會保持貿易交往,但破鏡無法重圓,彼此各有盤算,會各自加快部署,盡早擺脫對對方的依賴-美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NSCAI)最新報告便指,美國半導體技術需維持領先中國至少兩代。

當中國在關鍵領域取得戰略性自主,而且不再讓肥水流向別人田,美企無法賺取豐厚利潤,中美關係便會加快脫鉤,香港的金融港價值亦隨之大減。保持一國兩制特色-包括受人愛戴的港台-發揮櫥窗作用,對中共來說,將漸失意義。但即使如此,她還是有很強的誘因,謀求在全面管治權,以至港人的自由與權利之間,維持微妙的均衡狀態。否則,就會損害習近平在2035年實現強國夢的最高利益。

有一件事,很少人體悟其背後含意。2016年,人類已需用1.6個地球的資源來應付生活需要。隨著中國富強起來,數以億計人民改善生活,對各種自然資源的虛耗必大增(去年疫情期間,中國便大舉購入美國糧食作戰略儲備)。全球的生態赤字在疫後再創新高,實屬必然。特別是食水供應那樣緊絀,為了獲取關乎人民生死的稀有資源,會無所不用其極-例如藉氣候暖化之便開發北極。在人類釀成終極生態災難前,若沒有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人均壽命普遍延長的壓力,將迫使地上國家加劇資源爭奪,使矛盾尖銳化。大國之間的摩擦或激烈衝突,越來越頻繁。

由於無法隨便用核彈(但未來有可能交由AI做決定),常規戰成為決勝關鍵。論尖端軍事實力,中國在美國面前,拿起槍炮亦無異於揮動狼牙棒,故中國致力發展銳實力。但隨著中美對抗加劇,孔子學院已遭封殺,暗渡陳倉會難上加難。一旦發生特別事故,中國非與美國硬碰不可,中方並無優勢和勝算可言。

香港的價值在於能中國所不能

要突破困局,除了發動金融和資訊的暗戰,中國更需積極開發軟實力,使世界各地人民慢慢對戰狼改觀,進而牽制其政府對華的外交政策。有顧問公司最近發布2021年全球軟實力指數,顯示中國排名第八位,下降三位。所謂國家軟實力,即一個國家通過吸引或勸服,而非強制力,去影響國際上各類行動者(國家、公司、社會、公眾等)的偏好和行為的能力。排名這回事,只供參考一下,更值得留意的,是不容易量化,但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文化魅力,以及使人心悅誠服的認同感。

中國連鎖茶飲店「奈雪的茶」正申請來港上市,其商標包含一個日本字。這個「的」字,便是一個文化大國軟實力之最佳展現,代表優質、優雅、優越,會使不同地區-甚至原本有偏見-的人另眼相看。李子柒能夠「沒有一個字誇中國好,但她講好了中國故事」,也是同一道理。這比新華社在美國時代廣場大屏幕落廣告有效不知多少倍。

文化沉積和藝術創作,之所以富生命力和感染力,是因為對所在地的人和物有純樸而真摯的愛。有時候,這種愛受到傷害,會演化成憤怒和痛恨,但情感昇華後,以不同面貌示人-主要面向崇尚個人主義的社會-便會引起共鳴。那種無可抗拒的情感魔力,很難產自壓抑個性的集體主義國度。相反,香港有人文價值傳統及多元文化基礎,更有一片中國所無的自由創作土壤,可熬出心靈老火湯,以及各種較能跟西方社會接軌的文化產品。在當權者眼中,這些除之而後快的雜音,吊詭地,也是大國崛起的過程中,無法靠集體意志,用軍事化量產方式,便倒模倒得出來的軟性武器。
只要有自由開放的空間,給予充足的資源和合適的條件,香港這座城市,自會成為提升中國國際形象的莫大助力,用軟性方式博取好感,幫中央爭取國際社會輿論的支持。換句話說,面對新常態,盡可能保持香港的核心價值,如何拿揑分寸,避免劣質政治操作泛濫,是李百全這類官員須認真思考和巧妙執行的政治任務。香港要進化和轉型,是不能掉進文革的泥沼,讓政治正確壓倒一切,並在過度表忠的惡性循環中,加速變成中國的普通城市,到頭來使中國失去一道對付強敵的重要板斧。

要避免走上文革批鬥的不歸路,香港同時要找到發展的新動力和新方向,最合適是學習日韓,善用本身的文化資源,創造屬於這地方的《鬼滅之刃》、《進擊的巨人》、《Minari》、《上流寄生族》、BTS或Blackpink等等,俘虜世人的心。有個性和有內涵的作品,無法在到處是禁忌的內地誕生(註二),便交給香港這個特區去創造,使外國人知道,原來中國的軟實力也見得人,並非來來去去靠四大發明替自己臉上貼金。

港大首席副校長無料到

要香港具備開發軟實力的潛能,官方為國安法設下道德規範,防止掌權者濫用,只是其中一步。同樣重要的,是破除王于漸、雷鼎鳴等經濟學者多年來灌輸給港人的意識形態。

前領展高層,歲歲收多間大企業董事百萬袍金,又身兼港大首席副校長的王于漸,月前曾率領下屬發表《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2021》,除了大力鼓吹賣公屋救港,亦聲稱要第三次經濟轉型。所謂轉型,並無新意,諸如增加科研方面的投資,輸入專才以解決人才不足的問題,以及發展成高科技產品的製造和設計樞紐,早在董建華做特首時已講過,但一直無法有效實施,或淪為數碼港這類名不副實的地產項目。王于漸團隊沒探究以往行不通的原因,亦毋現工業採用機械人的大趨勢-歐洲議會的法律事務委員會五年前已發表報告,指未來大部分工作將由機械人完成,許多人會失業。有調查亦顯示,美國未來10至20年將有近半職位會被機械自動化取代。

況且,世界經濟已進入由少數科技龍頭壟斷的大時代。美國科網四大巨頭幫NSCAI出謀獻策,雙方關係密切,就更加說明,即使在西方民主社會,工商業的全盤規劃和長遠發展,背後離不開國家層面的戰略考慮。放諸中國,深圳早已是高科技發展的重鎮,騰訊、比亞迪、華為、大疆、華大基因等都設總部於此。除了個別行業,例如醫療事業,實在看不到香港有獨特優勢,吸引中國把重心移到一個大多數精英都心繫樓股的南方城市。

王于漸團隊口中的工業轉型,僅停留在教科書的粗淺理論層次,想法簡單,既無策略規劃之視野,亦欠實證研究支持,根本是一廂情願。若政府真的採納,投放大量資源,客觀效果上,只會重蹈當年董特首的覆轍,搞中藥港或甚麼,到頭來讓相關企業及大學科研部門的人得益,看不到創造多少職位。一般打工仔女,欠專門知識,就更沒可能從這樣的轉型中分一杯羹。

香港電台是開發軟實力的重鎮

相比之下,把香港打造成軟實力生產基地,便更就地取材,更針對性的按不同階層、才能和個性人士之需要,創造工作機會,發揮自我。除了有利中央推行懷柔外交,對本港演藝、娛樂及文化事業尤其有實質之幫助,並進而加強旅遊業的競爭力(不少日、韓劇粉絲便專誠前往戲中景點參觀),有益廣大民生。近期蕭若元和游學修激辯「香港電影是否已死」,著眼於所謂港產片輝煌時代能否重臨,很少(抑或無)觸及行業生態圈的健全性發展問題。這方面,長年累月被政府削資的香港電台,縱然限米煮限飯,但其實貢獻不少。

港台的《鏗鏘集》、《視點31》等新聞節目固然有口皆碑,獲國際獎項無數,但她的國際、文化及藝術視野-例如推廣深度旅遊、LMF這類冷門音樂,及非主流視點的外國新聞/旅遊節目-在香港各大電子傳媒中亦首屈一指。近年大膽破格,把學術注入清談節目,創出《五夜講場》,並有份捧紅「好青年荼毒室」,在香港的速食文化中突圍而出,便更加是難得一見的成功例子。

港台對香港人知性和品味的建樹卻不止於此。《獅子山下》和很多實驗性劇場的創作節目,其實一直提供助力,讓演藝界工作者在市場不景氣下,獲得磨鍊和學習的機會。八、九十年代香港電影業大旺,但台前幕後的精英不能一步登天,大多都在電視台浸淫過。當中包括近日逝世的吳孟達,以及他的黃金拍檔周星馳。這種在一個專業團隊帶領下邊做邊學的實戰機會,今天已買少見少。

更難得是,港台並非商業機構,毋須譁眾取寵或賣弄情色來增加收視率或點擊率(「收視低」卻變成忠誠的廢物攻擊港台的藉口),形成一種罕有的創作空間和氛圍,容許演藝工作者做實驗,推陳出新,刺激主流觀眾的刻板思想-七十年代,無線電視未形成流水作業式生產,便容許新浪潮導演作很多嘗試,為後來影視界起飛奠下基礎。港台在創作上的開放和包容,跟未來電視、電影工業以至網絡平台良性互動,無形中成為文化知識產業及人才的孵化器,碰撞出無限可能。橫店影視城的規模和資源,香港不可能追得上,但一個地方的軟實力倚賴創作自由,以及尊重多元的文化和市場生態,業界在無數次的失敗和嘗試中,才可以慢慢孕育和壯大起來。

所以,打壓港台,就是要摧毀這種無法單靠領導意志或花錢便建立得起來的社會無形資產-情況類似中國無法靠大灑金錢便晉身足球強國。李百全不單不應該把港台變成官方喉舌,反而要爭取投放更多資源給港台作長線發展,加強其孵化器功能,並盡量維持其敢於挑戰主流的公共廣播文化。

中國的國力已提升到連美國也不敢小覷的地步,應該有大國的自信和能力,容得下一國兩制有較大的制度差異和異議者生存空間,毋用一言堂,反而可以把香港新聞界,以至港台有別於內地的生態特色作最大的利用。香港社會的自我完善機制,亦很需要港台這種站得比較前、有自己信念的平台。在香港,最不缺乏的便是官方喉舌,又何需多一個官媒呢?無論從國家戰略的高度看,抑或基於港人的期許和社會的需要,把港台整治到面目全非,都是愚忠、粗暴、官僚和目光短淺的。

(註一)由濫用限聚令,到突擊封區和硬推安心出行等措施,都是以加強打壓和監控市民為首要目的。經濟不景,政府卻無良策,還要倒錢落海搞明日大嶼。明明疫情造成的經濟傷害無盡頭,人口老化加速的醫療訴求有增無減,政府的安老扶貧政策又一向漠視市民的真正需要,再加多一項AI失業潮的不利因素,完美風暴蓄勢待發,到了2035年前後,很可能出現極其惡劣的社會狀況或人道悲劇。

(註二)剛憑《浪跡天地》膺金球獎最佳電影及導演的趙婷,是首位華人女性奪得該兩個獎項。嚮往美國的她離開北京後,最終在紐約大學攻讀電影製片,再發展事業,成功「在人家的主場拼人家的強項,取得了這樣的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