傘運期間，學聯代表曾與政府談判，鍾耀華是其中之一。他把近年寫的文章結集成書，取名《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是要回應文化界前輩梁文道。零七年，保育思潮興起，梁文道曾向時任發展局局長的林鄭下戰書。事隔十載，鍾耀華的歷練和探索成果，使他推翻梁文道的見解。他認為，與當權者鬥長命，年輕人沒有時間上的優勢，「問題只是我們是否願意站在良知的一邊。」
大學時代，鍾耀華在中大唸政政系，但他有自討苦吃的哲學人特質。但求實踐理想，他另闢蹊徑，最初與伴侶在元朗街市內搞書店，一步步走到今天，活像修行，對知行合一的道德要求尤其高。他的文字成為他精神上的一個出口，不止探索世界，更記下他拷問靈魂的過程，「文字成為我另一種武器，另一種自我救贖。」
他不喜歡被標籤——筆者這樣「形容」他，很可能已引起他不滿——在於對話語權特別敏感和有警惕。標籤難免簡化，抹殺主體的獨特性和複雜性。譬如說，娛樂版人物介紹，很多時形容人是某君女友或前度，彷彿女方沒有屬於自己的身分、個性和故事，只是名人的附屬品。從女性主義的角度看，很父權。當然，我們明白，這是出於讀者時間和吸收力有限，以至八卦心理有優次的寫作考慮。現實生活中，我們亦很難避免這樣片面理解一些不太熟悉的人，但當我們太習慣這種方式，除了有不尊重人的問題，亦會錯失人與人交流過程中一些寶貴的價值和經驗－這有多重要，視乎我們想人生經歷和得到甚麽。至於怎樣在時間和精力有限的前提下，取其平衡，兼顧他者的主體性和立體面向，那是一門要不懈努力，從而決定我們人生會有何得著的功課。
鍾耀華近期接受《明報》訪問，表達他對政治哲學的不滿：「一些英美的分析總是說世界應該怎樣、道德是怎樣，但知道之後可以點做？個世界唔係咁吖嘛。世界點解唔係應有的模樣？我理解不到。」他於是走去看歷史、文學、天文和地理，但並沒有提及經濟。在過去大大小小的場合，筆者和鍾耀華切磋過很多次，亦試過熱烈的口頭辯論，印象中，他也很少從經濟學角度切入和鑽探問題。
劍橋大學經濟系教授張夏準在《拚經濟－一本國民指南》中提到，經濟學95%是常識，建議一般人別迷信學者專家與技術官僚，要做具備經濟素養的經濟公民：
- 聽到一種主張，先問誰獲利；
- 學派眾多，各有千秋；
- 所有事實與數據都不是客觀的；
- 經濟不光只有市場，生產與工作更重要；
- 勇於挑戰專家應是民主基礎
筆者在上篇文章也剖析過，港大首席副校長、香港經濟學界的教父王于漸教授如何建構一套假自由市場之名鼓吹自私自利、放任商家巧取豪奪的社會發展論述，而且相當深入民心。在香港，這套新自由主義威力強大，不止宰制政府的決策思維，使財富集中到一小撮人手上（香港和智利如此貧富懸殊便是明證），更連普羅大眾的思想行為和價值判斷也一併受影響。很多時，被壓榨的人反而會怪自己，怪同樣受傷害的同階層苦主。鍾耀華在訪問中提到，那個想幫受傷阿婆的店員擔心會被老細罵，正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他怕遲到，因為對老細來說，這代表員工的生產力不必要地受損。分秒必爭，既是追求效率的狹義經濟行為，亦早已內化成一種社會行為的規範，足以扭曲人類的正常感情行為。但在王于漸和雷鼎鳴這些經濟學者口中，理性的經濟人本該如此。
至於那個推紙皮的阿婆跌倒受傷，她可能怪自己論盡，而不是怪政府刻薄無良。獅子山下故事歌頌自食其力，使得受苦的大眾有不滿也無法理直氣壯地提出來，不會怪政府沒制定完善的安老扶貧政策，教她這樣的老人家徬徨度日，無法安享晚年。其實早在1993年，港英政府已有意推出「隨收隨支」形式的「老人金」，但 1994 年 9 月有 78 名以經濟學者為主的學者刊登聯署大力反對，改變了輿論方向。結果，政府在 1995 年 1 月宣布放棄計劃，同年 3 月要立法局敦促政府設立惡名昭著的強積金制度。
所以，有意為世界帶來改變、打破理論與現實之間藩籬的人，是不能不帶著經濟學的眼光去看世界。只不過，這種眼光先要解除新自由主義設下的重重枷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