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怨大爆發警號早已響起
2010年，中大亞太研究所公布有關「香港和諧社會」持續性研究計劃的最新民調，首度確認民意不再視香港為和諧社會。有學者擔心，若政府無實際紓困措施，任由民怨升溫，早晚會暴動。同年，社聯與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做調查，亦發現八成受訪者認為香港貧富懸殊情況嚴重。面對人口老化，93%受訪者要求政府盡快檢討退休保障政策。
當時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撰文回應，「社會各界一方面關注社會矛盾及安定的問題，但另一方面卻對各種應對之方缺乏共識，因而形成了一種「坐困愁城」的感覺。」劉又提到來自社會各界的一些應對之道：「稅制改革（增加稅率的累進度、開徵資產增值稅、向有錢人加稅等）、改變土地房屋正反策、增加經濟增長點、扶持傳統產業、加快民主步伐、改善政府施政及作風、增加社會福利和服務等等。」浸大經濟系前系主任鄧樹雄在《信報》文章《從官不聊生到坐困愁城》便指，這些建議挑戰當時以市場主導及審慎理財為主的政策，以及衝擊既得利益的大財團，並不受建制派歡迎。
深層次矛盾源於劫掠性制度
同樣是2010年，《地產霸權》熱賣，廣受關注和談論。當時是理大會計及金融學院副教授的林本利在書中序言指，他很清楚明白地產商和大財團在市場上的操控能力：「我們若仔細分析，便發覺到過去數十年，香港經濟被地產商操控，與教科書所說的自由經濟相距甚遠。地產商在地產業發跡，累積豐厚財富，再將他們的影響力，伸展至各行各業，特別是公共事業，不論是電訊、能源，抑或是交通服務，市民都很容易找到地產商的身影。」
《地》作者潘慧嫻在書中前言特別提到，中大學生會於2009年寫了封叫「為我們社會的未來建言」的公開信，表達大學生重視人性、維護社會公義、支持環保及文物保育等理想。事隔幾年，本土思潮興起，隨著年輕人對未來感無望，社會抗爭日趨激烈，這是社會權貴階層拒絕正視和回應年輕人訴求的結果。潘慧嫻曾任新鴻基地產集團創辦人郭得勝私人助理達八年，並在香港和加拿大地產界工作多年，非常熟悉香港地產業的運作方式，她以過來人身分，把親身經驗和體會寫出來，論洞察力和說服力，並非那些喜歡拋書包－例如「租稅歸宿」－而毋視地產商有極多政治操作的芝加哥學派學者可比。
「除非土地和稅收制度徹底改革，否則不能指望香港的深層次矛盾能妥善解決。」十一年前潘慧嫻已有此判斷，為何香港的社會精英－包括主流傳媒－一直後知後覺，無甚反應？政府視若無睹，自然和「官商勾結」有關，看看許仕仁案便知道。另一原因屬於結構性－鳥籠政治需要政商合作，作為管治聯盟，大商家巧取豪奪，政府自然眼開眼閉。但主流輿論呢，無論精英階層，抑或普羅大眾，過去相當長時間，對於大地主、大財團巧取豪奪都表現出不合比例的寬容，少見鞭辟入裡的批判，道理何在？
林本利在《地》的序言中寫道：「地產商的勢力已伸展至各行各業，包括學術界、法律、會計、工程等行業，令不少專業人士放下尊嚴，投向地產商的懷抱。」但利益輸送再多，亦只能影響部分人，使這些精英從金主的利益角度出發看問題，並未完全解釋到社會輿論一般視貧窮為懶惰或無能之過，視商家有玻璃變鑽石的大能，視最低工資、全民退保和富人稅等措施危害經濟發展。這些偏見結合所謂獅子山下故事，根深蒂固，把持社會輿論，助長政府推行連串以經濟發展為名劫貧濟富的政策，將改革土地和稅收制度的可能性束之高閣。
過往由於有較多人可以從資產增值遊戲中獲利，贏家所得大於輸家所失，使業主和有機會上車的人輕視了畸形制度的慢性毒害，很容易接受王于漸那套市場神話，擁抱所謂獅子山精神，並成為非民選產生政府之認受性來源。隨著樓價飆升，市民望樓興嘆，非公屋居民又得不到租客應有的保障－非本地人變成樓宇買賣遊戲的大玩家，亦加劇了中港矛盾－年輕人只能替樓市贏家做牛做馬。政府那套放任商家賺到盡的政策再無法取信於民，當雙普選無望，深層次問題便持續惡化，直至一發不可收拾。
前領展高層負最大責任
領匯（領展前身）上市更加是黑色笑話。當時連泛民都支持，換言之，即使有雙普選，也無法阻止這隻大怪獸出現，無法阻止牠殘人自肥，破壞社區經濟和本土文化特色。很多大力支持領匯上市、大罵盧少蘭婆婆「阻人發達」的小市民，後來陸續成為領展苦主。為何當年由精英至小市民都看不到公共資產私有化的沉重代價呢？
前領展高層、多間大企業董事，兼港大首席副校王于漸，以及科大經濟學系前系主任雷鼎鳴，兩人同是港府權威顧問，多年來在香港大力推動新自由主義政策－依諾獎得主Joseph Stiglitz之見，此乃一系列混雜觀點，基於市場有自我糾正功能、能有效分配資源，並妥善地為公共利益服務的原教旨觀念（參考《The end of Neo-liberalism？》）。他們和獅子山學會這類市場至上主義的信徒，長年累月在報章撰文、在電子傳媒發表偉論、甚至開記招和搞聯署撐倒錢落海，反對建設完善的安全網，保護弱小。主流媒體看在金主份上，往往在取材和版位設計上配合，加上財經資訊泛濫，財演天天發功，要求政府拆牆鬆綁、廢辣招、把公共資產私有化等聲音便主導輿論走向。當年領匯上市，受各界歡迎，並非無因。
問題不在於「政府」和「市場」二揀一，民間社會亦有其重要的持份者角色，理想模式是三者持續互動、拉扯和碰撞，從而找到一個均衡點。但政府人員和社會上的知識階層，被國師洗腦多年（張五常於八十年代引入的經濟學教育亦佔一角色），不知不覺地接受他們那些科學化包裝的偏見－例如可任意演繹的「積極不干預」，變成社會決策的金科玉律。事實擺在眼前，正如Stiglitz所言，新自由主義最終令財富集中到社會上層手裡去－另一個惡名昭著的例子是智利，但王于漸和雷鼎鳴從不會承認，反過來歸咎於政府做得未夠盡，賣資產賣得不夠徹底。
玩民粹的經濟學老叔父
金融海嘯一周年時，諾獎得主克魯明撰文回顧，名為How did Economists Get It So Wrong？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Dani Rodrik 在2010年亦評論過IMF宣布改變長期以來對控制資本流動的看法，確認對資本流入的稅收及其他限制手段是有益的。他認為，此反映經濟學家在此問題上有重大轉變。不久後，IMF便提倡向全球金融機構雙重徵稅，一方面繳交金融穩定稅以支援未來救市開支，另一方面根據盈利及薪酬繳稅。
另外，港大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趙耀華亦說過，金融海嘯促使不少經濟學家反思自由市場的問題，連一向奉自由市場至上的芝加哥學派學者，例如芝大的經濟兼法律專家Richard A.Posner 都改弦易轍，批評芝加哥學派對市場太樂觀。這名芝派中堅在接受《紐約客》訪問時甚至說，金融海嘯是對整個經濟學專業的挑戰，「尤其是芝加哥學派」。
那麼，香港的芝加哥學派代表，他們有認真反思過，有承認新自由主義是禍胎，自己鼓吹多年，要為深層次矛盾植根於香港負上責任嗎？沒有。當世上一流的經濟學家紛紛從金融海嘯中吸取教訓，香港政府的老seafood顧問仍在販賣被學界揚棄的觀點，充其量改頭換面示人，但新瓶變不走舊酒，目的不是讓市民掌握經濟學界的新思維，而是令決策者和讀者相信他們的話有自然科學般的可靠性，不可不信。以下是一些例子：
（1）王于漸在2011年1月信報文章《最低工資影響就業與貧窮》中稱，經濟學者普遍反對最低工資，指這只會令更多低技術工人失業，令窮人雪上加霜。最低工資法無助於扶貧，是經濟學其中一項最強烈的共識。但事實證明王于漸錯得厲害，香港實施最低工資後，基層生活確得到改善，而且沒出現低技術工人失業惡化的情況。若王于漸服膺科學精神，自己論證失效，理應重新審視自己那一套思想，看看有何重大錯漏，加以修改，但這位口口聲聲經濟學如硬科學般可靠的大企業高層兼學者，並沒有這樣做。
（2）2011年5月，他在信報文章《何謂企業社會責任－確有需要？為何需要？》中，借用亞當斯密和佛利民之名，批評那些要求企業要講社會責任的人，是徹頭徹尾的社會主義，強調商界的社會責任是增加利潤，若商界以CSR為念，長遠將不利商界的生存。但不知何故，香港這位經濟學界教父近日作出360度轉變。以往有人叫政府改善基層福利，王大教授一定搬中國搞「大鑊飯」、「共產主義」的失敗經驗出來反對。但兩日前，他接受網媒專訪，為了推銷租置計劃，他居然輕易打倒昨日的我：「我這個政策怎麼會是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絕對是的。」
（3）2012年5月，王于漸在《信報》刊出的《全民退休保障的經濟後果》中，多番強調全民退保計劃昂貴，因受者眾，施者缺，稅收最高或須增100%。這可說呼應他在同年4月《查找深層次矛盾的病源》一文。文中他提到「審慎理財（fiscal prudency）、量入為出的保守取態是政府危機管理的關鍵。」但所謂審慎，不包括他大力支持的「明日大嶼」倒錢落海計劃，只針對那些會改善弱勢中產和基層困境的措施。
（4）2014年王于漸和雷鼎鳴接受明報訪問，雙雙質疑法國知名經濟學家皮凱提在《21世紀資本論》書中計算財富的方法，並否定其向富人抽稅的建議。明明貧富懸殊如此嚴重，現在有一個重量級人馬提出解決辦法，其提議是基於經濟學界都不敢輕視的研究結果而作出，港府兩位國師三言兩語便加以否定，究竟是二人太巴閉，抑或世上其他經濟學者太廢？
租置並非唯一可行之法
本土研究社2018年發表一份「好誠實研究」，揭露政府冰封過千公頃具發展潛力的土地，包括棕地、鄉村式發展地帶內官地、短期租約及臨時政府撥地。本研社認為，只要將之釋出再善加規劃，這些土地可於短、中期內使用，足夠讓全部劏房戶上樓，並每區都增建公園及綜合社區設施大樓。
要解決土地和房屋短缺所造成的社會問題，還應該盡快收回粉嶺高球場作改建之用。長遠而言，採納伍華強的終極方案更可向市場發放信號－土地不再像過去那樣供不應求，配合伍美琴教授所倡議的人性化策略規劃，將可抑止過分投機炒賣的氣氛，並從空間建設入手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發掘新的可能（例如社區網絡可提供工作機會及生活支援）。整治領展和改革市建局必不可少，更重要的是，政府得搞清楚土地制度改革背後的哲學理念：到底房屋商品化去到甚麼程度對大多數人最有利，並基於此，推出相應的稅務和租管措施。相信香港沒有人希望見到物業市場失去正常運作功能，但保留這種資本主義特色，不代表要犧牲非公屋居民的適足住房權，這亦是聯合國近年積極提倡的反住屋（過度）金融化思想。只要政府著力發展健康的租務市場，使市民在買私樓和住公屋以外還有第三選擇，破除爬置業階梯等同改善生活（人生還有其他可能性）的迷思，對公屋的需求自然降至合理水平。
改善貧富懸殊，稅務改革亦不可缺。政府需盡快增加其他收入來源，以應付武肺禍患、量寬後遺、人口老化、AI失業潮、撤資及移民潮等相加起來的經濟完美風暴。這些建議，不少有識之士早就提過出來，例如趙耀華教授在2010年4月26日《明報》文章《香港人，你好嗎？》中提到：「從增加供應土地，到限制非本地居民購買房子，從住宅空置稅，到改變投資移民的要求（同時強調僱傭員工的數量）等等，在這方面政府能做的東西頗多。」科大會計學系高級講師麥寳龍博士亦曾在《信報》撰文談在職貧窮問題(《防止貧窮現象向中收入群體蔓延》)，提出「第二層面貧窮」，形容那些原本收入不太差的市民，因要繳付沉重生活開支(尤其租金)，被迫節衣縮食而導致生活貧困。麥博士認為要治本，政府須視房屋作為生活必需品的第一屬性，放棄高地價政策和推行租管、限價令和限購令。
結論先行的笨拙推銷員
筆者姑且稱上述各建議為「好誠實救港方案」，且看一直替港府和大企業出謀獻策王于漸大教授又提出甚麼良方妙策幫香港走出困局。
早前王副校率領下屬發表《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大力推銷團結香港基金的重啟租置計劃，要做得比領匯（領展前身）上市更加盡，務求公共資產全面私有化，聲稱可解封高達58000億元的公營房屋價值，乃解決香港經濟和社會分化難題的唯一可行方法。
很明顯，王于漸錯得很厲害。
第一，錯在連基本事實也搞錯，除了租置，起碼還有「好誠實救港方案」，怎可能是唯一可行方法呢？
第二，假如王于漸有起碼的批判思考能力，在提出如此重大建議時，不可能不搜羅坊間現存的錦囊妙計，跟自己的良方妙策做比較，然後論證其他方案不可能更有效，才下結論，認定自己的主張最可取。但王大教授並無這樣做。他採取的是弱化不利證據的推銷策略。他甚至連風險評估都沒有做，以往最喜歡用「世上沒有免費午餐」來反對福利倡議，現在提也沒有提，好像租置是不需要付出社會代價和成本。他在兩日前的專訪中甚至說，「這些事全部都可以調整，最終你沒有辦法不調整。」亦即是細節未經深思熟慮，只要政府接受他的賣公屋建議便甚麼也可以傾。
本港家庭負債佔本地生產總值在去年第三季達87.7％，再創新高，但王于漸不需要估量出現最壞情況時可以有幾壞，又可以如何應對，他在訪問中只是說，「香港樓價已去到一個地步，你一定要補貼人民去做業主，而且要長期政策、永久政策！不能停！」當被問到若有住戶負擔不起時怎麼辦，他輕描淡寫地答，進一步下調價格即可，「如果擔心他供不起，你便50萬元賣給他，喜歡的話，五萬元賣給他也可以。」換言之，過去幾十年來，他不斷神化「無形之手」的效能，反對任何應有的防壟斷、限富和保育措施，任大商家為所欲為，竭澤而漁，最後弄出個大頭佛，王于漸面不改容，一句「這就是歷史對你的專政！」便撇清自己作為國師多年的責任，甚至在綠皮書第58頁歸咎於政府誤判，一直誤以為房屋危機純屬供求失衡所致。他自己就以救世主姿態站出來振臂高呼，東拼西湊一些房委會和統計處數據，用來推銷更大型、更瘋狂的領展2.0超級加強版計劃，要政府包底，完全違反他過去鼓吹的自食其力精神。
王于漸推銷租置，一味唱好，跟政府一樣都是結論先行，情況如連日封區強檢0確診，張建宗仍可以說結果令人鼓舞。無論是0，抑或10或100宗，都可以說成令人鼓舞的理由。王大教授的推銷術，也是同樣貨色。
既是港大首席副校，團結香港基金總參謀，王于漸理應聽過國家副主席王岐山的訓示：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不能走投機賭博的歪路，不能走金融泡沫自我循環的歧路，不能走龐氏騙局的邪路。但王大教授無視香港面對的種種危機，反而出全力遊說政府推倒公屋制度這道防火牆，把每個人必不可少的居所視為商品，把居住權變成投機炒賣的本錢，把領展窮得只有錢的邏輯推到極致，犧牲社區的多樣性和穩定性。政府賤賣資產，把公屋居民變成樓市的新/準玩家，利誘他們投機取巧，把物業當提款機，做次按，搞旺市場撐經濟，使地產金融界貨如輪轉，幫商家賺大錢，有乜依郁由政府埋單，這到底算不算走上歪路、歧路和邪路？
王于漸就算沒將市民放在眼內，但起碼要向中央解釋清楚究竟是甚麼一回事，這是國師的責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