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是現今世界的頭等大事，當中一大關鍵是美國的對華政策。筆者設計了以下的座標式概念圖，也許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這些政策的本質。
座標的橫軸分6節，最左端代表「完全以利益主導」，最右端代表「完全以理想主導」，中間的一點代表「利益和理想各佔一半」。左端與「中點」（座標原點）的3節分別代表「高、中、低」的程度，右邊的3節亦然。
座標的直軸穿過上述的「原點」，也是分6節。最上的一端代表「絕對鷹派」，即強硬派甚至主戰派；最下的一端則代表「絕對鴿派」，即溫和派或主和派。它們與原點相距的3節，也分別代表「高、中、低」的程度。
在這個概念圖中，西北象限代表「傾向鷹派的利益主義者」、東北象限是「傾向鷹派的理想主義者」、東南象限是「傾向鴿派的理想主義者」、西南象限是「傾向鴿派的利益主義者」。按照「高中低程度」的劃分，每個象限還可分為程度不一的9個立場，4個象限加起來有36個不同的立場。
留意這兩條軸當然未能涵蓋所有可能性。各位可以按照你的理解和旨趣，加上第三條軸甚至第四、第五條軸（例如以種族或宗教的立場來劃分）。但就筆者看來，上述兩軸已經可以大大加深我們對美國對華政策的了解。
讓我們先從鴿派的兩個象限說起。
西南象限是「傾向鴿派的利益主義者」，這班人主要是在中國作出了巨大投資，並在過去數十年獲得鉅額利潤的資本家。他們可以是工業資本家，也可以是金融資本家。前者透過了「離岸生產」和「外判制」，獲得了世界上最龐大也質素最高的廉價勞動力，也享受了其他廉價營運成本（較低租金和水電費、寬鬆的勞工保障法例、寬鬆的環境保護條例…）所帶來的好處。至於金融資本家，則因為中國的富豪階層大舉投資美國金融市場而獲得鉅利，其間也包括了替富豪財富「漂白」的鉅額服務費。
這些人當中也有不是資本家的。他們主要是替中國說好話，因此長期被中國待為上賓和獲得大量研究資助的美國學者（不少為大學教授）。 他們人數上雖然不及大財團大企業，但在美國社會有一定的影響力，有時甚至可以左右輿論的傾向。
這個象限中的人之所以是鴿派，當然和他們的既得利益有關。他們希望中、美保持良好的關係，以令他們可以「馬照跑、舞照跳、錢照賺、填鴨照食」。
但不要忘記的是，「全球化」中有贏家也有輸家，總的來說，美國的資本家是贏家，因為利潤大幅上升了；而作為消費者的普羅大眾也是贏家，因為由「世界工廠」提供的貨品價格下降了。但對於廣大的工人階級而言，全球化便是個噩夢，因為美國的「去工業化」令大量的工人失業，而即使能夠保著飯碗，實質工資也下降了。於是，特朗普競逐總統時便可大打「中國牌」，說要「反擊」中國而令美國「再次強大起來」。
傳統上，美國的共和黨較為側重商界的利益，而民主黨則較為側重普羅大眾的利益。但自「新自由主義」興起的這四十多年來，這種劃分已名存實亡。兩黨皆被大財閥所收編已是眾人皆知的事情。美國學者拉爾夫‧納德（Ralph Nader）這樣說：「兩黨的分別，只在於當大商賈叩門時，他們的膝蓋撞向地板的速度。」也就是說，「傾向鴿派的利益主義者」當中，既有共和黨人也有民主黨人，基本上與黨派之別無關。
留意我在這兒沒有包括「美奸」，即直接收受中國利益的特工和間碟。如果你覺得這些人也應該包括在這個象限裡，我不會有異議。
好了，現在讓我們看看東南象限的「傾向鴿派的理想主義者」。
我這兒說的理想主義，是真心相信西方自啟蒙運動發展起來的人權、自由、法治、民主等的理論和實踐，是人類文明演化歷程上的寶貴成就。它們已經不獨屬於西方，而是成為了人類共同嚮往的理想。不錯，在歷史上，伴隨著它們傳播的，是西方殖民壓迫的巨大邪惡，但這沒有改變它們合理而珍貴的內核。而在深切悔過以往的罪行時，西方人的一大義務，是將這些「普世價值」傳播到整個世界。
細分起來，這批理想主義者還可分為「左」、「右」兩類，前者較注重社會公義，後者較注重個人自由。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在美國國會中號稱「縱隊」（the Squad）的多名議員便屬於前者。至少極右的法西斯主義者（例如2021年初衝擊美國國會山莊的「驕傲男孩」）算不算理想主義者，筆者會留待大家自行判斷。
但為了避免分析過於複雜，筆者暫時不會作出「左、右」的劃分。我的大前提是，這個象限裡的人皆認為中國現時推行的，是嚴重損害人權和自由的專制制度，而西方人有義務去改變它，其間包括支持中國內地和海外的民運人士。
以上是立場問題。在策略方面，鴿派的主張是用「軟實力」一步一步來推動變革，亦即希望達到「和平演變」的結果。
這是因為，絕大部分理想主義者都服膺於「非暴力主義」，所以絕不想見到生靈塗炭的軍事衝突。
但這兒實存在著一個矛盾，就是推動「和平演變」表示必須某一程度上和中國政府保持著友好的關係，而對一些有違人權和自由的情況保持低調甚至沉默。這種做法往往引來了「綏靖主義」的批評。（梵帝崗近年便因此受到了嚴厲的批評。）
現在讓我們看看東北象限的「鷹派的理想主義者」。
正如佛祖教導我們應該「慈悲為懷、普渡眾生」，也提倡「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在面對巨大的邪惡和必須「保赤安良」的前提下，他也認為我們必須立大宏誓去「降龍服虎、斬妖除魔」。所謂「對邪惡仁慈便等於對善良殘忍」，英國首相張伯倫之被唾棄和邱吉爾之被推崇，正正反映出這個共識。
按「鷹派理想主義」的看法，中共是一個邪惡的政體，我們除了「斬妖除魔」之外別無他選。對於信奉和平主義的理想主義者，這當然是一個巨大的價值挑戰。他們最想見到的，是近乎不流血的蘇聯倒台。但中共已經充份吸收了蘇聯倒台的教訓，而將一切導致這個可能的因素「扼殺於萌芽狀態」，指望中共步上蘇共的後塵，機會可謂極其渺茫。
正因為這樣，「鷹派理想主義者」並不排除必要時使用武力令中共倒台。他們不支持戰爭，但如果中國出現大規模的反政府運動，他們認為美國有義務在各方面作出支援。在他們眼中，「顏色革命」是一個褒詞而不是貶詞。不用說，他們都認為美國有義務守護台灣。
正如「鴿派理想主義」可分「左、右」，「鷹派理想主義」則可分由基督徒（特別是美國中南部的「福音派」原教旨主義基督徒）所組成的「虔誠派」（多為共和黨人），以及由無神論的「進步人士」所組成的「世俗派」（多為民主黨人）。
最後，我們終於來到第四個象限：位於西北的「鷹派的利益主義者」。這一派與「鴿派」雖然同樣重視利益，但他們從一個遠為宏觀的地緣政治和國家民族利益的角度出發，認為因為短期的商業利益而「養大、壯大這頭胃口愈來愈大的狼」，是一件愚不可及的事情。
所謂「一山不能藏二虎」，地球上既有美國這個霸主，又怎能容許其他人挑戰甚或動搖他的絕對權力？在以往，美國的主要對手是蘇聯，但自蘇聯解體和中國崛起，形勢已大為改變。美國國防部在最新一份報告中已經明確地指出，中國已經超越俄羅斯而成為美國最大的對手，而壓制中國便成為了美國在廿一世紀最重大的戰略任務。我們可以把這些人稱為「美帝國主義者」，但對於深信「昭昭天命」（Destiny Manifest）和「閃耀的山上之城」（the Shining City on the Hill）的美國人來說，保護這個「正義帝國」（其他民族自是不會認同）是任何公民的應有之義。
顯然，處於這一象限的人，不少是美國軍方的頂級戰略家。他們不一定是好戰之人，因為他們之中必有不少熟讀《孫子兵法》，明白用兵的最高境界是「不戰而勝」，而保持壓倒性的軍事優勢是最佳的做法。但作為「帝國的保護者」，他們也隨時不惜一戰，就正如習近平訓勉解放軍時所說，可以做到「召之能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
其實除了蘇聯之外，在上世紀對美國構成威脅的，還有戰敗後奇跡地復蘇的德國和日本。當然，她們經濟迅速崛興的一大原因是美國的大力緩助，而緩助的動機是圍堵和制衡共產陣營的兩大巨頭：蘇聯和中國。但事實是，到了八十年代，德國和日本的經濟騰飛，已經損害到美國的核心利益。結果，美國於1985年透過了所謂《廣場協議》（Plaza Accord）強迫馬克和日圓升值，令美國得以保持主宰全球經濟的地位。
對於美國的戰略家，最理想的做法是故技重施，令人民幣永遠無法挑戰「美圓霸權」，則美國的霸主地位便可立於不墮。但今天的中國跟當年的日本自是不可同日而語，要故技重施已屬不可能。但另一方面，為了防範好像「亞洲金融風暴」中的國際金融大鱷狙擊，人民幣至今仍受外匯管制而未能在國際上自由流通，跟當年的馬克和日圓也難以相提並論。
美國在「九一一」事件之後的「反恐十年」，為中國擴張她的全球影響力提供了空前有利的國際環境。奧巴馬在獵殺拉登之後立即提出「重返亞太」，顯示他已充份領略到中國崛起的威脅。特朗普種種針對中國的措施，背後固然有著討好選民爭取連任的個人動機，但也必然包含著他的「鷹派」智囊團的戰略考量。
留意中、美對抗已經跟意識型態的鬥爭無關。美國之要打壓中國，是地緣政治爭霸過程中的必然，與中國是否由共產黨統治，或中國是否奉行共產主義沒有關係。事實上，自從股票市場的出現，中國奉行的已經是徹頭徹尾的資本主義，我們可以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或「官僚資本主義」，但基本上與共產主義沾不上邊。另一方面，中國自「改革開放」已經停止「輸出革命」，亦即再沒有支助第三世界的共黨游擊隊。也就是說，美國打壓中國已經沒有任何意識型態的依據。誇張一點說，假設國共內戰的勝利一方是國民黨，而現時統治中國的，是已經邁進憲政民主階段的國民政府，「中、美對抗」仍然會大致按現時的形式出現。
「鷹派利益主義」在美國國內遇到的阻力是非常巨大的。這個因為過去數十年來，中、美兩國的利益已經緊緊地捆綁在一起。所謂「傷敵一萬，自損八千」，很多「制裁」中國的措施就像武俠小說中的「七傷拳」，傷人也傷己。結果，以富商巨賈主導的「鴿派利益主義」，成為了以軍方為主導的「鷹派利益主義」的最大羈絆，而美國的對華政策不斷徘徊於「圍堵／遏制」和「緩和／修好」之間。
介乎「鷹」和「鴿」的一種利益集團者是軍火商，他們最希望見到的，是永遠處於緊張狀態的「現狀」，因為只有這樣，他們的軍火才有最大的銷量。他們最不願看到的，是中國大陸與台灣的統一，或是南韓與北韓的統一，因為一旦統一了，他們的生意便會大跌。金正恩與文在寅的破冰會晤之後，美國立即介入並阻止兩國簽署協議結束戰時狀態，就是活生生的證明。
不用說，中共武力攻台的話，將會成為「鷹派」採取行動的最佳借口。所謂夜長夢多和「長痛不如短痛」，強硬的「鷹派」最想一舉殲滅中國的軍事力量，將這個潛在的敵人「扼殺於萌芽狀態」，令她永世不得翻身。當然，全面開戰會帶來因為核武而導致的玉石俱焚。歷史的吊詭是，世人所恐懼和詛咒的核子武器，已經成為了世界大戰爆發的最佳保險掣。
分析過四個象限的立場之後，讓我們簡單總結一下。眾所周知，在國際關係之中，實際利益從來都是首要考量，「理想」、「道義」等都只是幌子。回顧美國支持過的專制獨裁政體，以及看看沙地阿拉伯將記者殘殺並肢解，而美國不哼一聲，情況便清楚不過。之所以在上述的四個對華政策的基本立場之中，右邊兩個象限的「理想主義」立場從不佔有主導地位。佔領導地位的，是注重短期物質利益的「實利鴿派」，和較注重長遠戰略利益的「實利鷹派」，而兩者之間存在著永恆的張力。拜登上台後的美國，也只能在兩者間作出平衡。
最後要一提的是，個別的美國政客可能是上述36個立場中某一立場的死硬派，但一些政客則可能在不同的立場間游走，甚至同時抱持著多個不同的立場。人是複雜的動物，擁抱矛盾或自欺欺人是我們的特色。誇張一點說，一個政客星期一、三、五是「利益鴿派」，星期二、四、六是「利益鷹派」，甚至周末期間是「理想鷹派」，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以上是針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分析，對於中國應該如何應對，自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務。在此筆者只想指出下列數點。
第一點是很多人都已重提的鄧小平的智慧：「韜光養晦，絕不當頭」。當時有人謂這個方針「至少還要用上一百年」，當今的領導人顯然並不同意。結果是，「抗衡中國」已經成為了美國的「兩黨共識」。
一些學者指出，大國相爭的邏輯乃不為人的意志所轉移，中國和美國就有如當年的雅典和斯巴達，亦即「一山不能藏二虎」，決一死戰在所難免。美國學者格雷姆‧艾里森（Graham Allison）在2017年出版的《注定一戰 — 美國和中國能夠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Destined for War –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便作出了這種宿命之論。
在核武的威脅下，中、美一戰與「雅、斯之戰」自然不能同日而語。除了直接的破壞和輻射塵為禍之外，我們今天還知道，及後的「核冬」可以帶來全人類的滅頂之災。筆者不是宿命論者，我認為未來的發展仍然可以由我們今天的行為決定。以實力計，美國至今仍在多方面領先全球甚遠。為了蒼生，為了中華民族，我認為擁有數千年歷史的中國實在毋須「只爭朝夕」。讓美國多稱霸一百年又如何？
至於我想提出的第二點，是中國領導人反覆提出的「合作共贏」的呼籲（最近的一次是在瑞士達沃斯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之上）。這真的有可能嗎？筆者不禁回想起求學時期閱讀的一本科幻小說。這是美國作家拉利‧尼雲（Larry Niven）和傑里‧普納爾（Jerry Pournelle）於1974年合著的《上帝眼中的微塵》（A Mote in God’s Eye）。故事以人類首次接觸外星文明為題材，但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的不是那些外星人，而是故事中假設在未來的世界，美國和蘇聯這兩個曾經鬥過你死我活的超級強國已經停止鬥爭，並且建立起一個名叫 Co-Dominion的超級霸權以共同統治世界。劇中的星際探險隊伍，正是由這個 Co-Dominion所派出的。
小說成書於「冷戰」高峰期，兩位作者敢於作出這般大膽的設想固然值得稱讚，但印證於現實，這個設想並沒有實現。蘇聯最後分崩離析而美國成為全球的獨一超強。到了廿一世紀的今天，我們仍然難以看到，美國會願意和任何國家（特別是信奉無神論 — 主因是孔子而非馬克斯 — 的中國）分享她的權力，正如中共不會願意和任何政黨分享它的絕對權力一樣。美國最想看到的中國，是一個類似日本一般唯命是從的「戰略伙伴」，但這是中國能夠接受的嗎？筆者沒有答案。
最後筆者想提出的，是孔子所說的「不患無位，患所以立」。雖然孔子當時所指的是個人，但同樣的道理也可適用於一個國家民族身上。假設中國有朝一日取得全球的領導地位，我們不能迴避的問題是：我們能夠為世人提供怎麼樣的道德理想和精神感召力量呢？在筆者眼中，這，才是最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