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若不算上讀書時做實習和兼職的日子，徐文傑入行至今已有七年，其中五年半在有線電視新聞部工作。最初加入中國組不是因為對中國新聞特別感興趣，而是因為他看到「有線中國組」的節目，看著看著就被吸引住了，加上覺得香港太少傳媒關注中國新聞，才走去填補這一塊空缺。

五年半不算長，但也不短了。翻看手機裡的照片時，徐文傑一下子墮進回憶裡，高興地訴說一段段難忘的採訪經歷。我問他當記者是出於愛還是責任，他反問：一定要這樣選擇嗎？他說是因為興趣，但後來補上一句：跑中國新聞給他的感覺是，趁有班人仍然健在，他要抓緊尾巴，聽多一點他們的故事。

大裁員和總辭發生之後，有線中國組幾乎原班人馬轉到網媒眾新聞，徐文傑是其中一人。選擇留在這一行，他解釋的時候一臉理所當然，理由也依舊如初：他想繼續了解中國的社會、繼續貼近真相、繼續見證這塊土地上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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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行的初衷：真話能走多遠？

2013 年，徐文傑在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畢業。最初報讀新聞系，是因為他在入大學前的夏天，首次參加了維園六四集會，以及看了一本書——嚴格來說是一本書的書名，季羨林的《真話能走多遠》。他有點好奇：如果當一個說真話的人，他能走到多遠？

反正沒其實特別想做的工作，那就試試看當記者吧。讀大學時，他在香港電台先後當過實習和兼職記者，畢業後順理成章，第一份全職也是在港台，做中文新聞。那時，他常常要上通宵班，大多數時間待在公司等候突發新聞。對他而言，那種感覺和香港日常發生的新聞距離很遠——與其說是新聞，那些關於黃賭毒的警方記者會，稱之為消息或資訊似乎較合適。

在通宵當值的房間內有三部電視，分別播放有線、Now和無綫的新聞。每到凌晨 12 時，有線就會重播中國組的節目。徐文傑總是不自覺地被中國組的節目吸引住，覺得內容「好有趣」，偶爾還會看到忘記手上的工作。翌年他看到中國組有記者空缺時，立刻傳了履歷過去。

有線取錄了他，但開出的人工比港台低——徐文傑還是答應了。他記得清楚， 2015 年 5 月 18 日是自己首個上班日，在香港熟習工作流程後，同年 7 月首次到北京駐站。

在內地採訪：帶來幫助抑或傷害？

五年間，他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時間在內地採訪。難忘的片段數不清，其中 2018 年廣州白雲機場工人追討欠薪的新聞，是他最有成功感的一次採訪：當時只有有線一間香港傳媒到場採訪，幸好新聞播出後沒多久，工人們就成功追討應得的薪金。徐文傑說，如此簡單的新聞之所以難忘，因為這是絕無僅有地幫助到人的一次。

轉到有線之前，一名港台前輩曾寄語他一段說話，大意是：內地有很多勇敢的人，你要儘量報導他們的苦況出來。但五年來的採訪經驗讓徐文傑知道，報導不但未必對受訪者有幫助，更多時候甚至帶來傷害：

「好多時候採訪維權新聞，只是有一個平台讓對方申冤或者訴苦，而係咪真係好幫到呢？都未必。你話長時間咁睇，算唔算有一定作用呢？可能有嘅，但真係要拉長嚟睇先得。」

「打壓比真正看到的幫助多。」受訪者遭受到當局處分或打壓，是他最不願意見到的情況。比如 2018 年，河南周口發生數十間私營學校被強拆事件，徐文傑當時找到一名學校被拆的校長受訪，但報導播出後，受訪校長的妻子聯絡他，說丈夫被當局拘捕了。徐文傑當時已回到香港，只能將事情告訴當地的其他校長，希望對方能幫上忙。

如果有人因為敢言而遭到報復，他還應該報導嗎？不報導的話，他覺得對受訪者有所虧欠，但報導帶來的風險，是否只由對方承受？徐文傑至今仍沒有答案——他沒有能預視未來的水晶球，只能儘量小心地把關，同時說服自己：記者不是救世主，不應以能否幫到人作為報導與否的判斷。記者最大的責任是紀錄。

「可能我這樣是把記者的重要性降低，不要揹住一個咁大的枷鎖去做採訪。若每次以幫助人為目標，那根據過往經驗，很多時候就不成報導了。」

想貼近無限的真相

跑中國新聞給徐文傑的感覺是：趁有班人仍然健在時，他要抓緊尾巴，聽多一點他們的故事。他不太在乎報導的效果，只在意報導有多接近真實。所以，當人們想把負面的東西埋葬、抹煞，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去挖掘真相、把真實反映出來：

「新聞只有真相和虛假，出來的效果是正面還是負面，不是我考慮的地方。我著重的，是我寫出來的報導有多接近真相。真相有點像無限，你只能嘗試接近無限。」

但他承認，在中國貼近真相是困難的：「不是我們不願聽官方的說法，而是它很多時不願回應你。甚至當它知道你在現場採訪，它寧願阻撓你採訪，也不願說出自己一方的版本；它寧願威逼、利誘你刪去拍攝到的片段，或者威逼受訪者叫你不要播放受訪的片段，而不是告訴你它自己的觀點。」

吃力的日常

幸而，上司一直願意給予徐文傑自由度，讓他放膽去貼近真相——以前公司資源較充足時，中國組每隔一兩個月就會做深入專題報導，他試過花上好幾天，從湖北走到湖南，追查上萬噸養殖鱘魚沖入長江的緣由和對生態造成的影響。直到有線 17 年賣盤後，公司整體的資源越來越少，新聞的質素和產量逐漸下降。例如剪片的人手少了，本來 20 多分鐘的專題要刪減一半。

徐文傑承認，在有線最後期工作的日子是可惜的。他仍然想令觀眾對中國有較深入的了解，但已經難以做到。

去年 7 月，一名中國組成員辭職。有線之後未有重新聘請人接替其職位，中國組減至 11 人。在疫情之下，無薪假、駐站前後需隔離 14 天等安排令中國組的運作大受影響，甚至試過一整天只有四至五人上班，連維持日常運作都變得吃力。

11 月下旬，公司開始流傳將會裁員，中國組成員之間也討論過各自的去留。主管司徒元當時說，無論減薪也好、公積金轉強積金也好，他也不會走；但如果減同事薪金一個百分點，或裁減一個人，他就會走。之後同事跟司徒元說：如果你走，我們也會走。

徐文傑形容，司徒元是中國組的「定海神針」。沒有小元，中國組會很不一樣，他自己也不會留下。他早已想像過自己離開有線中國組的一天，但在 11 月下旬以前，他還沒想像過離開的方式會如此轟烈，會是連一個人都沒有留下。

辭職是，心裡綵排過一次的畫面成真

大裁員真正發生那一天，徐文傑正在放假。他趕回公司時已是中午 12 時，剛進辦公室便看到同事在印辭職信。他感覺有點惘然，像看到心裡綵排過一次的畫面成真。因為早已討論過，對徐文傑而言，辭職的決定無論如何也不會改變——於是，他把同事寫好的辭職信範本改成自己的名字，然後印出來、遞信。

遞信過後，徐的同事叫嚷著「好肚餓，食飯啦！」他們便去吃午飯，下午繼續工作。

徐文傑花了好些時間去整理心情。他對公司沒太多留戀，最不捨的是這裡的人和事：和同事一起採訪的時光、與自己「出生入死」的攝影師、在北京駐外時同事煮的餐蛋公仔麵……他是個慢熱的人，辭職後只顧著補上被裁同事的崗位和整頓心情，幾乎沒認真思考過自己的前路。當然有想過轉行，但他想不到自己可以做甚麼；他也確信，主流媒體的衰敗是不可逆轉的，所以若要在這一行繼續發展，他不會想在主流電子媒體機構工作。

而在他得出結論前，他剛好得知眾新聞有意成立中國組——像最初入行時一樣，當一切來得順理成章，他二話不說就答應了。

在網媒浴火重生：追尋真實的延續

徐文傑從未試過在網媒工作。但只要能與一直合作的同事繼續做中國新聞，他覺得可以一試。在這個新的平台，資金、駐站等都是問題，但徐文傑相信，他們能以更多變的報導形式、畫面呈現、觀眾互動，拉近不能駐外的距離。

他想繼續了解中國的社會，繼續貼近真相，繼續見證這塊土地上發生的事情；那麼，就只能試著去做這一場實驗。他相信，隨著中國不斷收緊對香港的管制，了解中國資訊的重要性也越來越高：無論香港觀眾對內地的觀感如何，也需要對中國有更多了解，因為內地的經驗可能隨時應用在香港（如強制檢測、健康碼），而香港也隨時會牽涉在中國和外界的互動之中（如中美貿易戰）。

他要當一道兩地之間的橋樑：「內地的情況不一定會完全在香港出現，但了解內地現在發生甚麼事，可以讓我們對香港未來有一個想像。」

記者：梁皓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