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獨媒報導)若不算上讀書時做實習和兼職的日子,徐文傑入行至今已有七年,其中五年半在有線電視新聞部工作。最初加入中國組不是因為對中國新聞特別感興趣,而是因為他看到「有線中國組」的節目,看著看著就被吸引住了,加上覺得香港太少傳媒關注中國新聞,才走去填補這一塊空缺。
五年半不算長,但也不短了。翻看手機裡的照片時,徐文傑一下子墮進回憶裡,高興地訴說一段段難忘的採訪經歷。我問他當記者是出於愛還是責任,他反問:一定要這樣選擇嗎?他說是因為興趣,但後來補上一句:跑中國新聞給他的感覺是,趁有班人仍然健在,他要抓緊尾巴,聽多一點他們的故事。
大裁員和總辭發生之後,有線中國組幾乎原班人馬轉到網媒眾新聞,徐文傑是其中一人。選擇留在這一行,他解釋的時候一臉理所當然,理由也依舊如初:他想繼續了解中國的社會、繼續貼近真相、繼續見證這塊土地上發生的事。
* * *
入行的初衷:真話能走多遠?
2013 年,徐文傑在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畢業。最初報讀新聞系,是因為他在入大學前的夏天,首次參加了維園六四集會,以及看了一本書——嚴格來說是一本書的書名,季羨林的《真話能走多遠》。他有點好奇:如果當一個說真話的人,他能走到多遠?
反正沒其實特別想做的工作,那就試試看當記者吧。讀大學時,他在香港電台先後當過實習和兼職記者,畢業後順理成章,第一份全職也是在港台,做中文新聞。那時,他常常要上通宵班,大多數時間待在公司等候突發新聞。對他而言,那種感覺和香港日常發生的新聞距離很遠——與其說是新聞,那些關於黃賭毒的警方記者會,稱之為消息或資訊似乎較合適。
在通宵當值的房間內有三部電視,分別播放有線、Now和無綫的新聞。每到凌晨 12 時,有線就會重播中國組的節目。徐文傑總是不自覺地被中國組的節目吸引住,覺得內容「好有趣」,偶爾還會看到忘記手上的工作。翌年他看到中國組有記者空缺時,立刻傳了履歷過去。
有線取錄了他,但開出的人工比港台低——徐文傑還是答應了。他記得清楚, 2015 年 5 月 18 日是自己首個上班日,在香港熟習工作流程後,同年 7 月首次到北京駐站。
在內地採訪:帶來幫助抑或傷害?
五年間,他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時間在內地採訪。難忘的片段數不清,其中 2018 年廣州白雲機場工人追討欠薪的新聞,是他最有成功感的一次採訪:當時只有有線一間香港傳媒到場採訪,幸好新聞播出後沒多久,工人們就成功追討應得的薪金。徐文傑說,如此簡單的新聞之所以難忘,因為這是絕無僅有地幫助到人的一次。
轉到有線之前,一名港台前輩曾寄語他一段說話,大意是:內地有很多勇敢的人,你要儘量報導他們的苦況出來。但五年來的採訪經驗讓徐文傑知道,報導不但未必對受訪者有幫助,更多時候甚至帶來傷害:
「好多時候採訪維權新聞,只是有一個平台讓對方申冤或者訴苦,而係咪真係好幫到呢?都未必。你話長時間咁睇,算唔算有一定作用呢?可能有嘅,但真係要拉長嚟睇先得。」
「打壓比真正看到的幫助多。」受訪者遭受到當局處分或打壓,是他最不願意見到的情況。比如 2018 年,河南周口發生數十間私營學校被強拆事件,徐文傑當時找到一名學校被拆的校長受訪,但報導播出後,受訪校長的妻子聯絡他,說丈夫被當局拘捕了。徐文傑當時已回到香港,只能將事情告訴當地的其他校長,希望對方能幫上忙。
如果有人因為敢言而遭到報復,他還應該報導嗎?不報導的話,他覺得對受訪者有所虧欠,但報導帶來的風險,是否只由對方承受?徐文傑至今仍沒有答案——他沒有能預視未來的水晶球,只能儘量小心地把關,同時說服自己:記者不是救世主,不應以能否幫到人作為報導與否的判斷。記者最大的責任是紀錄。
「可能我這樣是把記者的重要性降低,不要揹住一個咁大的枷鎖去做採訪。若每次以幫助人為目標,那根據過往經驗,很多時候就不成報導了。」
2018 年 3 月,徐文傑到河南周口採訪私營學校被強拆事件。(有線新聞截圖)
想貼近無限的真相
跑中國新聞給徐文傑的感覺是:趁有班人仍然健在時,他要抓緊尾巴,聽多一點他們的故事。他不太在乎報導的效果,只在意報導有多接近真實。所以,當人們想把負面的東西埋葬、抹煞,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去挖掘真相、把真實反映出來:
「新聞只有真相和虛假,出來的效果是正面還是負面,不是我考慮的地方。我著重的,是我寫出來的報導有多接近真相。真相有點像無限,你只能嘗試接近無限。」
但他承認,在中國貼近真相是困難的:「不是我們不願聽官方的說法,而是它很多時不願回應你。甚至當它知道你在現場採訪,它寧願阻撓你採訪,也不願說出自己一方的版本;它寧願威逼、利誘你刪去拍攝到的片段,或者威逼受訪者叫你不要播放受訪的片段,而不是告訴你它自己的觀點。」
吃力的日常
幸而,上司一直願意給予徐文傑自由度,讓他放膽去貼近真相——以前公司資源較充足時,中國組每隔一兩個月就會做深入專題報導,他試過花上好幾天,從湖北走到湖南,追查上萬噸養殖鱘魚沖入長江的緣由和對生態造成的影響。直到有線 17 年賣盤後,公司整體的資源越來越少,新聞的質素和產量逐漸下降。例如剪片的人手少了,本來 20 多分鐘的專題要刪減一半。
徐文傑承認,在有線最後期工作的日子是可惜的。他仍然想令觀眾對中國有較深入的了解,但已經難以做到。
去年 7 月,一名中國組成員辭職。有線之後未有重新聘請人接替其職位,中國組減至 11 人。在疫情之下,無薪假、駐站前後需隔離 14 天等安排令中國組的運作大受影響,甚至試過一整天只有四至五人上班,連維持日常運作都變得吃力。
11 月下旬,公司開始流傳將會裁員,中國組成員之間也討論過各自的去留。主管司徒元當時說,無論減薪也好、公積金轉強積金也好,他也不會走;但如果減同事薪金一個百分點,或裁減一個人,他就會走。之後同事跟司徒元說:如果你走,我們也會走。
徐文傑形容,司徒元是中國組的「定海神針」。沒有小元,中國組會很不一樣,他自己也不會留下。他早已想像過自己離開有線中國組的一天,但在 11 月下旬以前,他還沒想像過離開的方式會如此轟烈,會是連一個人都沒有留下。
12 月 31 日Last Day,中國組成員在大門外合照。
辭職是,心裡綵排過一次的畫面成真
大裁員真正發生那一天,徐文傑正在放假。他趕回公司時已是中午 12 時,剛進辦公室便看到同事在印辭職信。他感覺有點惘然,像看到心裡綵排過一次的畫面成真。因為早已討論過,對徐文傑而言,辭職的決定無論如何也不會改變——於是,他把同事寫好的辭職信範本改成自己的名字,然後印出來、遞信。
遞信過後,徐的同事叫嚷著「好肚餓,食飯啦!」他們便去吃午飯,下午繼續工作。
徐文傑花了好些時間去整理心情。他對公司沒太多留戀,最不捨的是這裡的人和事:和同事一起採訪的時光、與自己「出生入死」的攝影師、在北京駐外時同事煮的餐蛋公仔麵……他是個慢熱的人,辭職後只顧著補上被裁同事的崗位和整頓心情,幾乎沒認真思考過自己的前路。當然有想過轉行,但他想不到自己可以做甚麼;他也確信,主流媒體的衰敗是不可逆轉的,所以若要在這一行繼續發展,他不會想在主流電子媒體機構工作。
而在他得出結論前,他剛好得知眾新聞有意成立中國組——像最初入行時一樣,當一切來得順理成章,他二話不說就答應了。
1 月中,網媒眾新聞宣佈有線中國組將原班人馬加入,成立「眾新聞中國組」。
在網媒浴火重生:追尋真實的延續
徐文傑從未試過在網媒工作。但只要能與一直合作的同事繼續做中國新聞,他覺得可以一試。在這個新的平台,資金、駐站等都是問題,但徐文傑相信,他們能以更多變的報導形式、畫面呈現、觀眾互動,拉近不能駐外的距離。
他想繼續了解中國的社會,繼續貼近真相,繼續見證這塊土地上發生的事情;那麼,就只能試著去做這一場實驗。他相信,隨著中國不斷收緊對香港的管制,了解中國資訊的重要性也越來越高:無論香港觀眾對內地的觀感如何,也需要對中國有更多了解,因為內地的經驗可能隨時應用在香港(如強制檢測、健康碼),而香港也隨時會牽涉在中國和外界的互動之中(如中美貿易戰)。
他要當一道兩地之間的橋樑:「內地的情況不一定會完全在香港出現,但了解內地現在發生甚麼事,可以讓我們對香港未來有一個想像。」
記者:梁皓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