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業率創新高，但樓價抗跌力強，港股成交更破紀錄，股市衝擊三萬點。代表乜？
香港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已畸形到跟市民的生活質素和境況完全脫節。荒謬是，林鄭政府仍執迷於救經濟，還先救企業，置無錢開飯都要交租的中小企和打工仔女於不顧。限聚不限租，又無失業援助金。林鄭話，大家死咗條心，失業救濟涉及大量公帑，面對巨額赤字，要謹慎理財喎。
所謂謹慎理財原則，一直被香港政府的國師吹奏。前領展非執行董事、港府及團結香港基金權威顧問、素有港大「外快王」之稱的港大首席副校長王于漸在2012年信報文章《查找深層次矛盾的病源》，便提到「審慎理財（fiscal prudency）、量入為出的保守取態是政府危機管理的關鍵。」當然啦，所謂審慎理財，在興建嚴重超支的大白象時，叫「確保基礎設施」，並不合用，只有扶助弱勢中產和基層脫困境時，才會提出來，叫政府避免大灑金錢。
所謂簡單低稅制，本身就是一種迷思。當年取消遺產稅，究竟為香港資產管理業帶來幾多額外好處？政府07年曾到立法會解話，言辭曖昧，指投資決定受不同因素影響，難以單獨評估。由此可見，法國知名經濟學者皮凱提兩年多前訪港，質疑港府取消此稅，實在大有道理。前財政司梁錦松只能搬港府國師的「經濟學」教條來幫濟富財策辯護。
市民就算不用交稅，年年月月也要交所謂「地產稅」——日常開支背後的租金成分——給地主。有錢人交稅有限，合法避稅門路多，政府卻從沒在這方面動腦筋—一講擴闊稅基，財爺最多說會考慮徵銷售稅。在各種仇貧濟富的財金政策下，財富慢慢集中在少數人手上。現在市民水浸眼眉，要富人負擔多一點，使政府有充足彈藥做逆周期紓困措施，當然合情合理。
其實早在一四年，皮凱提的《廿一世紀資本論》在坊間便引起過討論，多年來擔任多間大企業高層、每年董事袍金收入逾200萬的王于漸大教授當然大力反對徵收富人稅和資產增值稅。近日「外快王」更率領屬下，以港大之名（上一次推銷租置就用團結香港基金名義），發表《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2021》，大力推銷變賣政府資產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綠皮書談到香港的財政，不忘重申：「無論加利得稅或薪俸稅，均難免有違香港一向引以為榮的輕徭薄賦原則。」但明明王于漸在綠皮書內都說不能墨守成規，哪到底改甚麼，不改甚麼，背後基於甚麼經濟哲學的呢？為何不考慮怎樣推動稅改，做到利大於弊呢？為何老早便劃下一條不能逾越的紅線？
黃國棟博士日前撰文《「香港（政府的國師）芝加哥學派」 — 他們代表芝加哥學派嗎？》，指很多現時香港芝加哥學派的言論，並不代表他認識的芝加哥學派，引證了筆者一直以來的觀察。筆者不是懷疑香港芝派學者做學問的能力。筆者只是留意到這些學者在論政時變得很隨意，很立場先行，動不動惡人先告狀，反過來指控別人仇富、民粹或鬥地主等等。這套總能自圓其說的講法，假如出自政府之口，很容易給市民拆穿，但由學者說出來，頭上有光環，就算一般人感到不妥，亦不容易向這套語言偽術說不。
有份低度參與綠皮書的趙耀華教授，2010年7月12日在《明報》撰文，題為《寫在最低工資立法前夕》，其中兩段正好提到：
「不少經濟學家認為負所得稅（negative income tax）優勝於最低工資。負所得稅是指如下的稅收體系：當個人收入低於你的免稅額時，你不僅毋須支付所得稅，還可以從政府獲得補貼，補貼的額度是他的實際收入與免稅額的差距的某個百分比。比如，假設你一年掙了50,000元，而免稅額是100,000元，稅率是10%，那麼你在該年度從政府得到10%×（100,000－50,000）＝5000元的補貼。在這個方案下，如果設計得宜，稅務體系可以同時承擔最低工資和福利體系（如香港的綜援體系）的責任。但這個想法至今並沒有在別的地方實施過，在香港的討論就更少了。
為什麼這樣一個看起來更好的方案卻那麼少人關注呢？一個理由在於：它需要把整個稅收體系和福利系統作翻天覆地的變革，而引入最低工資則只是局部的改革。另外的理由也許同經濟學家在對公共政策的討論中 普遍忽視公平原則有關。那些支持負所得稅的人，其實並沒有積極追捧它，他們更像是把它作為反對最低工資立法的武器而已。」
趙教授的分析，正好拿來思考王于漸的取態變化。譬如說，王大教授在2013年《從經濟學角度探索扶貧（一）》便以負所得稅作為可取的選項，用來否定全民退休保障的價值。假如他真心相信負所得稅有益於民，為何後來他一直少有提及，反而大力推銷賣公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