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林兆彬Ben及其助理小敍兼送兩底賣剩的飲品，得悉Ben即將會去公務探訪一位手足。
他除了本來坐緊的控罪，還被律政司加控多一條非法集結。律師很希望他能夠保釋出去，說是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氣和大吃大喝好幾頓云云。
略為問了他的情況，發現他的經濟及家庭狀況極之差劣，然後我作為過來人，要Ben代為轉達的忠告是不要保釋出去，理由如下：
1. 住所問題沒有解決
2. 香港經濟越來越差，找到合適工作的機率非常低
3. 幾乎不可能在苛刻的保釋條件下有任何經濟收入
4. 保釋期間會非常辛苦而且不計入刑期，但這種朝不保夕的絕望生活比坐監更可怕
5. 加控的罪名刑期長達年計，不保釋並繼續坐監可以令刑期更快完結，開始新生活的時候能快點到來
當時的剛保釋的我沒有能力休養身心，便要立時投入職場為生活費奔走勞動，然而這已經比今時今日的保釋者幸運千萬倍了。
還未有武漢肺炎的香港，只要你願意，不管什麼時段都能夠找到收入不錯的工作。雖然當年每日工時多數有13小時以上，但最多竟能月入三萬元，甚至比「正常」打工仔更多。
律師們養尊處優，他們根本不明白今時今日貧窮的抗爭者在保釋期間的生活絕對能夠比坐牢更加悲慘。
所謂「自由的空氣」只是擁有自殺與不自殺的自由罷了。
他們把這種自由說成是做什麼、吃什麼都可以的自由，根本就是假希望。
很多捐款的人和籌款律師黨都都希望在囚抗爭者可以保釋出來，覺得這就是最好的結局，殊不知出獄後的生活才是真正考驗的開始。
你想想看，一個基層市民的工作和生活突然被警察的拘禁和牢獄生活所打斷，他失去了經濟收入及一切生活基礎，怎麼可能在一日之內讓他在保釋期間便能夠重拾以往的生活模式？
在沒有足夠支援的情況下，突然把他送回「正常社會」是極為不合理的做法，加上保釋期間他要定期甚或頻繁地向警署報到，絕對不可能在被疫情打擊之中的香港社會生存下去。這個做法，好像把一條鯊魚的魚翅割掉然後把它踢返入海，死硬。
然而，成功為抗爭者保釋成為了律師們的政績工程，所以無論如何他們都會盡力幫抗爭者保釋出去。絲毫不理會之後的生活和困境，因為這個時期就不關他們的事了。況且，保出去的人越多，他們的汗馬功勞也就越大。
可是，呼吸了「自由空氣」不久的貧窮抗爭者，兩星期後他們被身邊的善長遺忘，兩手空空地挨餓，直到重回監獄的那一天為止，這是又是何等殘酷！
為何要販賣假希望給他們呢？為何要他們為了律師們的成就而走向艱苦無望的漫長保釋生活呢？這是非常不道德的行徑。
我在東京的獄中書簡曾經敘述有關以前在保釋期間的炒散經過：
26/06/2019寄出
那場宴會
我為譚耀宗斟了杯紅酒
善導會在獄中每季會搞一個約15人的聽業訓練班，我在羅湖服刑時參加了飲食業訓練。
為了令在囚生活不那麼無聊，我在更無聊的班上學那用「分羹叉」分菜和基礎服務技巧以及相關知識。最後當時是合格過關，考了ERB證書。
出冊後總不能坐吃山空，便去善導會總部拿證書，並打算接受其「就業輔導服務」。巧合地，我從終審法院出來之後，和戰友一同Call了乜乜Van返社民連總部放低「包頭」，一下車便撞見負責我班的林姑娘。因兩者皆在荔枝角東昌工業大廈同一層。
經其介紹我去了灣仔會展做兼職，入了最團結、最有效率的一條「添」（每條「添」也有一至兩個散工「蛇頭」帶隊）做一條「蛇仔」，是名副其實的「魯蛇」。
會展名額不少，自有許多大小商業展覽，而且該時節更有許多晚宴要做，所以那時「接更」接到體力透支。
有一場晚宴，我臨時被調到「紅枱布」去填補空缺。雅座上皆有賓客名牌，一看之下，不得了，有陳克勤、容海恩之餘，還有什麼紅什麼「軍」的一堆共官。
在人迫人的熱鬧之中，我艱難地在人堆中移動，做著酒水的工作，辛苦而枯燥。然後，有一個好熟口面的肥佬叫我為他斟酒。
如題所旨，這人便是譚耀宗了！
為了六七十蚊一個鐘的人工，我熟練地為譚耀宗斟了半杯紅酒，就如任何一位來賓一樣。還為一名客人以其手機給他給他拍下與容海恩並斛合照，相片質素還頗為不錯。
那段時日，我每晚都見到林鄭月蛾在這些中共衛星組織的宴會上「zhù hè zǔ guó」，張建宗之類的高官也有不少，個個也在「一帶一路」。
對我來說，真正的考驗不在「吃喝無憂」的囚牢，而是出冊之後的租金水電和柴米油鹽！
就是這樣，為了微薄薪資，我一邊看著這班人工世界第一的高官貴賓不理民間疾苦，在觥籌交錯之中猛擦中共的鞋，一邊為他們提供「最優質的服務」。
為了生活，為了交租，為了吃飯，我給那些在橫暴體制中作威作福，直接或間接把我和戰友們投入監牢的權貴，斟茶遞水，送上酒食。
他們都不認得我，更不知道我的存在，因為其眼中自有更重要的主子。在那些Market，我不是13+3只是一個散工，資本主義社會之中的一粒小釘子，一個等著開飯的工人階級。」
沒錯，為了一口飯，我曾經殷勤地服侍那些把我和戰友投入冤獄的權貴們。
沒錯，這就是保釋後的生活。
沒錯，如果並沒有足以支持保釋無業者的小康家庭，我寧願這位手足繼續坐到刑期完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