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初，練乙錚發表了〈給海外翼朋友淋六桶冷水〉一文，其對流亡組織前景抱悲觀的看法引起輿論嘩然。不過，金庸早以透過撰寫《鹿鼎記》把類似的想法表達出來。熟識《鹿鼎記》的讀者，縱然未必喜歡或同意練氏的立論，但亦不應對此感到驚訝。
長話短說，《鹿鼎記》其中一條故事主線是台灣延平王府、潛伏在清帝國版圖範圍內的地下組織天地會和沐王府如何策動反清復明的大業。然而，儘管各反清復明勢力有着共同的目標，但它們正正為爭論領導的正統性而虛耗不少精力。《鹿鼎記》初期的情節已曾出現天地會與沐王府因爭論南明正統性而結下樑子的問題，沐王府郡主沐劍屏更因此被天地會擄走送往韋小寶在皇宮的住處，後來多虧韋小寶無心插柳柳成蔭，雙方勢力才冰釋前嫌。尤有甚者，天地會總舵主陳近南希望擁護台灣延平王鄭經的長子當上推翻清廷後的皇帝，馮錫範卻希望擁立鄭家二公子鄭克塽，馮錫範與鄭克塽更死心不息屢次設計暗算陳近南。小說情節發展下去，是馮、鄭一方因主動與天地會爭大台導致雙方打過半死。陳近南被鄭克塽暗算成功後，反清復明的力量從此受到重挫。
值得一提的是，陳近南因忠於鄭王爺而對鄭克塽處處忍讓，但明室後人九難師太與鄭克塽共同面對過患難一段日子後，便把對方視作不折不扣的道德糞坑。
此外，韋小寶的出生年份與揚州十日相距不遠，他和生母韋春芳均對滿人痛恨得咬牙切齒才合乎常理（註一）。可是，韋春芳並無對滿人流露任何仇恨，甚至認為韋小寶能當上清朝的大官是件光宗耀祖的事。韋小寶本人更是對反清復明的志業亳不上心。這些情節豈不是與練氏所指的受壓迫者的後代很容易因生活實務而對抗爭運動忘情，導致抗爭光景很快便消失的現象不謀而合？
當然，《鹿鼎記》終究只是虛構的武俠小說，不可認真當作史料看待。然而，真實的反清復明力量也不見得份外具意志韌力。一般的高中中史教科書也指出，清初之際明朝遺民對前朝有強烈的懷念思憶之情，即是現今所指的「人心未回歸」，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更是激起漢人對滿人的仇恨，民間有各式各樣的悼念活動；吳嘉紀的文學著作《過兵行》描述經歷過揚州十日的揚州十年後仍擺脫不了悲情，更可被視為高階情感動員的文宣作品（註二）。清初政府對此採取高壓懷柔並重的政策，一方面大興文字獄嚴打反抗勢力，另一方面舉辦科舉籠絡讀書人（註三）。中史教科書的通說，是文人為求自保而逐漸轉向考究古籍，使考據學大行其道（清廷亦有意助長此風，例如花費大量人力物力編纂典籍，同時刪掉了明李清《南北史合注》等政治不正確的書籍內容。），加上清政權愈趨鞏固，後來的文人已放棄反清復明的念頭（註四）。悼念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活動是否基於這些原因走向式微，需交由史學家作詳盡的分析，但明顯可見的是，清中葉往後的反清勢力，基本上已與當初反清復明的勢力沒有沒有甚麼關係。
上述各種對清初的解讀是否與習近平的香港政策有雷同之處，大可交由各位讀者再作研判（例如香港團結基金近月開始編修《香港志》，不知背後是否有類似清初政府編輯典籍鉅著的盤算？）。無論如何，習近平領導的中共非常強調須對清史有「符合國情」的獨特研判以便「以史鑒今」，例如約兩年前，《人民日報》便刊登了〈牢牢把握清史研究話語權〉一文強調這一點。中國大陸民間近年有關清朝的影視作品更大量滲透了迎合「習近平新時代」口味的意識形態，下文再談。
註釋：
註一：「［……］如果揚州妓女韋春芳在小說開始時已有『三十來歲』，那麼揚州十日（1645年）的時候她正好十歲上下，對滿洲士兵的殘暴應該有相當清楚的體驗；再推算韋小寶的年齡，他的生年應該在1655年左右（因他『殺』鰲拜時十三四歲，而鰲拜死於1669年），當時距揚州大屠殺最多只有十一二年，當時韋春芳本人應該對於這場屠戮和姦淫記憶猶新［……］」詳見田曉菲（2016［2000］）：〈從民族主義到國家主義——《鹿鼎記》，香港文化，中國的（後）現代性〉，載鄭政恆（編）：《金庸：從香港到世界》，香港：香港三聯書店，頁154。
註二、三、四：亦可參考詹施雅（2012）：《一冊通曉：圖解大清時代》，臺北市：易博士文化，城邦文化出版，頁86-89。
文章原載於《信仰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