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能鳴
午夜夢回，你想起的會是甚麼？是過去的往事？抑或是未知的景色？對於亞洲球迷而言，捱更抵夜觀看歐洲球賽是作為球迷必經的階段，然而在日常節奏急促繁忙的生活中，即使球賽再精彩、刺激、緊湊，球迷們亦會有被睡魔吸引的時候；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先生的《給我老爺買魚竿》就是一個以這個情況寫成的短篇故事。
《給我老爺買魚竿》的故事以「我」為主角，老爺是主角家鄉對祖父的尊稱，「我」一日走過新開張的漁具店，想為故鄉的祖父買一支新魚杆，「我」買的新魚杆有點像延長了的左輪手槍，與祖父從前擁有的魚桿截然不同；祖父的魚桿是以竹自製，一直珍而重之，但卻被小時候的「我」不小心戳斷，令祖父傷心欲絕。帶著新買的魚杆，「我」踏上歸家的路途，在路途上「我」回憶起兒時的往事，祖父除了會釣魚外，也有一支獵槍，但在文革時被沒收。回到家中，「我」把新買的魚杆收藏在廁所的水箱，以免被頑皮的兒子發現。
為解鄉愁，「我」決意回老家走一趟，少小離家老大回，回憶中的故鄉已經面目全非，昔日的石橋已經變成水泥而建的新橋，從前的湖泊已經被填平，家門前的關帝廟、紅磚屋已經被新建的樓房取而代之。雖然眼前的景色已經不復從前，但「我」仍然能夠帶著回憶來到與祖父打獵的郊外。越過乾涸的河床、踏上隆起的山上，與祖父打獵的片段逐漸浮現眼前：
老爺就蹲下啦，那赤條條的東西就趴在老爺背上，老爺蹣跚，在沙地上，橫叉開八字腳，一步一步，背著這光屁股的孩子，而孩子還呀呀，得兒駕，蹬著小腿，騎在老爺肩上，抽打老爺，像抽打一匹老馬，你就良久，良久，望著老爺的背影漸漸遠去了，陷入在沙丘的背後，於是，就只有你和風，在沙丘這邊，二號弗里格爾，三個隊員在防他，他結實的身體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要搶他的球也不很容易，在沙丘的邊沿上，起了一道黃煙，然後，像是一隻無形的手在拂摸，把偌大的沙丘拂摸成了一匹抖開了的光滑的綢緞，這就到了沙漠，一望無際的旱海，炎熱得赤紅，赤紅色的炎熱，又死一般沉寂，就像飛機飛越過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那隆起的山脈，同一條條吃剩下的魚骨頭差不多，龐大的山體想必都已經淹沒在這熾熱的旱海裡了，可三月的塔克拉瑪干很冷，赤紅的旱海裡那幾個藍圈該都是冰湖，白邊兒的是淺灘，深處是墨綠的圓點，又像是一隻隻死魚的眼睛，大家可以看到，在下半場比賽中，聯邦德國加強了攻勢，壓得比較靠前，在這種情況下，阿根廷足球隊攻守要穩重，也要看他們怎麼反擊，利用對方後衛的空檔，好球，十一號巴爾巴諾帶球，射門！
（筆按：文中的弗里格爾即西德名宿：白禮高(Hans-Peter Briegel)；巴爾巴諾即前阿根廷著名前鋒：華丹奴（Jorge Valdano））
接下來「我」的回憶夾雜著1986年世界杯決賽的畫面，馬勒當拿（Diego Maradona）帶著皮球向西德的龍門推進、「我」拿起祖父的獵槍，指向郊狼扣上板機……「我」的意識逐漸被電視機傳來的歡呼聲喚醒，墨西哥的阿茲台克體育館（Estadio Azteca）上阿根廷以3比2擊敗西德奪得第13屆的世界杯冠軍，阿根廷的職球員抬起高舉世界杯的馬勒當拿，電視轉播的慶祝現在已經結束，「我」也醒來檢查收藏在廁所水箱的魚杆是否健在。
《給我老爺買魚竿》的前半段是主角從買魚杆勾起童年回憶，後半段是夾雜回憶與現實的片段，其實故事的「我」並沒有回到故鄉，只是在深夜收看世界杯直播時不敵睡魔誘惑而進入夢境，而祖父亦已經過世多時，回鄉旅程的景象只是夢中的幻象。高行健這個故篇故事使用的是「意識流」的述事手法（高行健本人則稱之為「語言流」），故事的主軸以主角的內心獨白，穿插著主觀而又多變的回憶，而主角的回憶同時又受著固定而客觀的現實世界所牽引。在本篇故事中，深夜直播的足球就成為主角的睡境與現實世界的連繫，隨著世界杯決賽的落幕，主角對故鄉與祖父的思憶也隨之來到終結，主角的意識也回歸到現實世界。
足球在《給我老爺買魚竿》中是一個客觀世界的存在，它可以共融著白禮高鋼鐵般的防守、有著華丹奴的速度、也有著馬勒當拿的靈巧。當阿根廷國民會視1986年世界杯的贏利（包括在8強憑馬勒當那梅開二度淘汰英格蘭）視為1982年福克蘭戰爭的復仇，在高行健筆下則視作純粹與藝術般的競技運動，正如他在早年BBC中文網在受訪時被問到如果有一天中國國家足球隊能衝出亞洲，在世界杯賽場上與法國對陣，他會支持那一隊？（筆按：高行健在六四屠城後流亡法國並取得法國國籍）高行健的回答是：
我看足球賽時就是一個觀眾，誰打贏了我都高興，因為我是一個觀眾，我不把體育比賽放到政治背景去。球員那個踢得好，誰射門射得漂亮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我認為體育的意義就是在此。把體育賦予政治的色彩就背離了體育本來的意義。
足球與文學的意義對高行健而言是藝術的存在，它們本身並不應該有任何意識形態，不論文字抑或是球場上的技巧都應該視為純粹的美學表現，把純粹的美學注入意識形態就否定它們本身的意義，就如同高行健在2000年奪得諾貝爾文學獎時，中國國內媒體對他的大力批評及抵制，但這些評價並不是來自文學本身，而是他反對中國共產體制的身份。讀者們或者會認為高行健對足球與文學的看法過於「離地」，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怎樣能把足球、文學與政治完全的切割。作為專制政權的受害者，筆者並不會否定高行健的看法，但如其要為足球與文學定下政治或藝術的客觀意義，倒不如承認兩者本是就有著一種虛無，它們本身甚麼都不是，只是球迷與讀者自已創造自已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