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由一群香港匿名紀錄片工作者拍攝的《佔領立法會》及《理大圍城》，先後於國際電影節上獲得殊榮；前者入圍本年度台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提名，後者奪得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IDFA）「最佳剪接獎」。對此導演們坦言：「兩條片都是拍給香港人看的，我們沒想過會走得這麼遠。」
在兩條片中，我們看不到示威者的樣貌，也無法追溯導演的影子——它們以事件為題，刻意隱去人物特徵，好能保護當中的人。不過導演們承認，從現場拍攝到剪片後製，一直是情緒主導多於技術上的考慮。比如，他們總是被前線示威者吸引著，「那裡有一股能量，而我無法抗拒站在那個位置」；又如《理大》的結尾本來有兩個版本，但最終他們刪去警察對示威者冷嘲熱諷的聲音，以無聲畫面作結，「當這條片是在講自己的故事，就有了這個取捨。」
或許《佔領立法會》和《理大圍城》不足以反映整個抗爭實況，但至少折射了拍攝者如何看待這場抗爭，和背後複雜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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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公竹、鎚和反抗
問：何時開始舉機拍攝？
D：612那日我要開工，放工後衝回家拿器材，但到達現場已是晚上。一看到「哇頂，咁多人！」，我就知道香港要進入另一場大型抗爭運動，也知道自己要拋下所有不重要的事情，開始拍攝這場運動。
B：我也是本能地覺得「有事發生了」，所以開始拍。平時我去遊行，是不帶攝影機的；但6月9日那天，我覺得和以往不同，就帶了攝影機。雨傘那年我有掙扎過到底要不要在現場拍攝，但最終還是選擇了當參與者，儘量用身體去行動。可能因為有過這樣的經驗，我（在反送中）才能以較平靜的心態拿著攝影機。
A：在反送中初期，612、616那些日子，我沒有拍攝，只是以參與者的身分站在不太前線的位置。因為種種懦弱，你沒辦法走得那樣前，卻會被現場的能量吸引著，令你難以抗拒去站在一個在呼喚你的位置——所以有甚麼方法可以令你有多一點點勇氣？就是拿著攝影機。
問：對你而言，紀錄片是？
D：對我來說很簡單，它是一個讓我表達自己的方式。我在現場出現，是因為我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而主流媒體無法解答我的問題。所以我拿著攝影機時，我沒太多身份上的掙扎，也沒想過要放下攝影機。它是我的盲公竹，幫我了解看到的事情。
B：紀錄片不是一面鏡子，而是一把敲碎鏡子的鎚。它不過是取材於一堆所謂真實的影像，但經過修葺、剪接，再去討論它的真實性已沒甚麼意義。它是一個作品，反映作者如何看這件事或這個社會。
A：對的，它處於真實事件和虛擬的影像拼湊中，所以閱讀紀錄片時要提醒自已，它並不是真實，它是處理過的真實。紀錄片可以有很多功能性，也可以是純感性的表達，我比較偏好後者。處理影像的手法可以很個人，相對於主流文化，它仍有一種異質性，這種異質性是很吸引我的，在創作上可以很自由。但無論甚麼類型，在今時今日做紀錄片，反映社會現實和政治環境、甚或個體經歷，本身已經是一種反抗，尤其是在極權的社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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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者和參與者
問：《佔立》裡的事件發生得很急、很短，當時有沒有判斷要怎樣拍？
D：一開始roll機，是示威者在旗桿下討論衝不衝的時候。那時（示威者）說過不准拍，但我覺得一定要拍——當時我意識到討論氣氛將要進入另一階段，我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但我覺得將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出現。
B：我沒特地考慮今日要在這個地方拍到甚麼，完全沒拍攝上的考慮。和很多現場的人一樣，我都是跟著人流走，所以通常去的都是人較多、較混亂、衝突較大的地方。
A：大多都是依直覺吧，沒有人可以知道現場的走向。但攝影機是有立場、有性格的，我們都不太一樣，這些感覺在看未經剪輯的素材特別明顯。比如，我會傾向拍前線抗爭者的狀態，想知道他們內部發生甚麼事。
B：我有思考過，是否應該放下自己的政見，拍一些和平、溫和表達方式的場面呢？但在觀察、注視這些場面時，我總是提不起勁。
A：鏡頭的選擇往往很主觀。雖然這兩條片都是事件為基礎，但觀眾會看到拍攝者背後隱約的立場、情緒。
問：拍攝時有關於身份上的思考嗎？
B：在現場拍攝時，我不會有「我是紀錄片導演」的想法。我就是我，作為自己在現場，也不是常常處於開機狀態。當然身份是跨越不到的，儘管「手足」會叫你小心點，但既然決定了當拍攝者，我不會覺得自己是他們的一部分。
A：我覺得同時作為參與者和紀錄者，又要做得好，是很困難的——至少我做不到。最初當我看著別人跌低、被捕，我也會問自己：是否旁觀就可以？但慢慢到了9月，警暴變得嚴重，示威者被捕時會叫「記者過來！影住呢度！」我就沒再把紀錄者和參與者作區分。當紀錄本身成為行動，在現場產生一些影響，就已經成為參與者的一部分。
B：我面對矛盾的方法是在現場儘量保持嚴肅，不讓自己進入太嬉戲的狀態。因為你是在看著一班在犧牲的人，而你沒有作出犧牲，這是最基本的尊重。
問：在拍攝中期的狀態是？
D：在過去的日子，我一直不和示威者有接觸，我習慣觀察式地拍攝。但到了8、9月，事件和地點都在不停重複，所以我開始感到迷茫，會質疑自己為什麼要拍。10月1日那天我在黃大仙，嘗試走近示威者去拍攝。我記得有兩個女生，頂多十三、四歲左右，身上的頭盔和眼罩全是oversize的。她們一個拿著蒸魚碟，一個拿著水樽，一起調較頭盔的鬆緊，但弄了很久都弄不好。那個moment對我是很大的衝擊，我心想：這個年紀的人應該去公園玩㗎嘛！點解香港會變成咁？
那次是我第一次放下攝影機去接觸示威者，教她們如何調整頭盔鬆緊、如何戴好眼罩。之後我就崩潰了，我消化不到，也不想香港進入這樣的境地。10月1日之後，我就沒有動力到現場看，拍完中大之後就離開香港了，我沒有參與《理大》的拍攝。
B：10月尾、11月初時，我也跌進了「不知道拍甚麼」的狀態。和很多參與的人一樣，當時是處於一種游離的狀態，直到黎明行動。佔據中大到理大那段時間，我沒有回家，和示威者困在同一空間時，對來我說是多了拍攝空間，可以捕捉到大家停下來的時候，所以「不知道拍甚麼」的感覺便消失了。
A：運動持續了幾個月，但政府一直漠視訴求，更放任警隊以暴力打壓。前線示威者積累了很多怒火，太多同伴被打、被拉、被犧牲。到黎明行動開始時，各區也有很多人拆鐵馬、封路、點火，街道的空間有種被釋放的感覺，感覺很自由。我以為將會有更大的一波運動來到，例如罷工運動，所以就進去理大了，結果卻經歷了圍城這件事……當時我的狀態其實也不太穩定。
B：校長們離開那晚之後，我們就幾乎沒拍了。
A：已經沒有拍攝的能量了。如果可以拍，其實還好，起碼你能夠抽離一下。但你不拍也不走，其實更壓抑。感覺很茫然，不會覺得眼前的事是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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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ready嗎？
A：但從理大出來，回到家，有舒服的環境、有溫暖的床、有好吃的杯麵，我反而感到不知所措，覺得自己應該在理大，而不是在這裡。過了數星期，我開始看自己拍的片。之前拍攝時一直把情緒收起，看片時，情緒才釋放出來。二次經歷，才產生更深層次的感受。
問：有甚麼方法安放自己的情緒？
A：狂食零食，沒甚麼高深的方法。所以肥了很多。
問：有想過用影像處理情緒嗎？
A：嗯……當你要用影像去處理一些情緒，首先要有情緒去處理影像。剪片是很消耗能量的，也需要某程度的理性，他們稱之為冷酷。（笑） 不過做這兩條片，是刻意把自己抽走的，本身的素材有更多作者意識的存在。再之後可能會做比較個人的作品吧。
B：我也是。
問：剪片時在想甚麼？
A：《佔立》幾日就剪好了，很快速，沒甚麼討論和掙扎。《理大》用了較多時間在看素材和討論，因為不能一下子看太多，情緒上受不住；到剪好第一稿時，他們的反應很大，因為我很直覺地把裡面感受的東西都放出來，包括示威者在極端狀態下的反應，所以我們討論了很多次要如何修改。
這除了涉及紀錄片倫理的問題，也有文宣方面的考慮：一條如此意志消沉的片，對運動有幫助嗎？我們是否應該在這個時刻，去回溯、討論、直視我們的創傷？現在放映是否來得太快，我們ready嗎？《理大》最終的版本和最初的不太一樣。我們每個人的性格不同，理解到的東西也不同，現時的版本是協調之下而成的。
和我想補充一點，《理大》的結尾有兩個版本，有一個版本是背景有警察的聲音：「喂，你仲喺度呀？唔敢出來呀？我等你吖，等到復活節又得，聖誕又得，新年又得……喂，你食咗啲咩呀？我就一陣去食乜乜乜。唔緊要喎，我等你出嚟吖，畀嘢你食吖！」
這應該是一老一少的警察在玩棟篤笑。後來我再看時，就覺得太難過了……到這個地步仍要被狗撚，就刪走了這把聲，也刪走結尾幾個空鏡頭的環境聲，想安靜的，好好凝視地這個空間然後結束。在電影上，嘲諷的聲音當然是有多一層的意思，但當這條片是在講自己的故事，就有了這個取捨。
問：現時是合適的放映時刻嗎？
A：第一次放映，是在年初的香港獨立電影節。那時是因為電影節想放《佔立》，但《佔立》呈現的是抗爭者意志高昂的時候，而經歷理大的後，我們想把兩條片作為對照去放映，所以就放在一起了。
當時我們很害怕，始終很多人仍有創傷，電影會「撻著」某些人。但後來，我們就慢慢覺得要相信觀眾。
B：作品就是要讓人看嘛。最初觀眾看完電影後，不是討論電影如何，而是說出自己當時在做甚麼，因為電影中是沒有臉孔的，觀眾很容易代入自己的。但我其實也樂見這種情況，電影有觀眾才算完整。
問：有想過《佔立》和《理大》的未來嗎？
A：兩條片都已經比我想像中走得遠……其實從一開始，我們已決定了這兩條片的形態，它們是做給香港人看的，尤其是《理大》，所以外人會較難理解和進入。DFA也是，沒想過作品能獲獎。如果是指影展的話，兩條片的未來，我想也差不多了？（笑）
B：不會吧！但之後如何放映、會否出碟，我也不知道，要看社會環境。
A：我當然想讓作品傳播得更廣，雖然有很多限制，但見步行步吧，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B：但我覺得這兩部片較適合以私映方式放映。影片承載著痛苦，如果像一般看電影，買票入場看、看完就走，是否合適呢？可以有空間有時間看完電影做討論、交流是很重要的。
D：對我來說，這兩條片能否走到世界各地是較次要的，最重要是讓香港人看到，透過這條片思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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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A matter of choice
按照導演說法，《佔立》和《理大》本來就是用來對照觀看的——在標誌著運動進入高潮和跌落低谷的兩個時刻，示威者都面對著去或留的思考和掙扎。前者相對上容易理解一點，集中在討論「走不走」；後者卻更複雜，「走不走」之餘還要思考「如何走」和「何時走」。
D說，觀眾看片總會忍不住把自己代入其中，而他們的反應也會隨時勢而改變。比如，近期多了觀眾會思考應否移民：離開的話，好像對不住留在這裏的人；留下來，卻不知道如何走下去。
去或留，不過是a matter of choice，卻是香港人一直難以解答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