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利益團體多年來抗議通尼斯公司為員工提供的差劣工作條件。圖片來源：Deutsche Welle
編按：西方發達國家的新冠疫情仍然嚴重，但危機也帶來了新的社會思考和爭取公平的鬥爭。我們將陸續刊發「勞工世界論壇」在德國的積極分子撰寫的一系列文章，向讀者介紹這種趨勢的發展。本篇提到的「體系攸關性工作」，其實在中國也面臨同樣的問題：疫情期間做出奉獻和犧牲的許多關鍵勞動者——比如醫護人員、物流工人、清潔工人、交通運輸工人等，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回報？其社會地位是否得到了相應的提高？如果沒有，應如何爭取？
Bodo Zeuner整理分析
德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抗疫過程中重提了一個老概念：「體系攸關性」。
從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起，政治家和學者就已經開始使用這個詞，但當時主要是指維持資本主義經濟秩序所必需的機構，如銀行和大公司——這些機構被認為是「大而不能倒」。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間，「體系攸關性」的語境和含義向「勞動」發生了轉變。更準確地說，這個詞轉而用來形容那些對人們生存和社會凝聚力至關重要的工作。
哥廷根社會研究所所長妮可·梅耶-阿胡亞（Nicole Mayer-Ahuja）寫到：「一夜之間，具有『體系攸關性」的不再是利潤率和金融投機，而是人的勞動。社會關注的焦點投向了那些服務於勞動力供應和保障公共生活的工作領域。而這些工種一般具有收入較低、合約無保障和工作繁重的特點。』
梅耶-阿胡亞描述的是一種國際現象。基於對巴基斯坦、荷蘭和美國的比較研究，海牙伊拉斯謨大學國際社會研究所研究員卡琳·阿斯特麗德·西格曼（Karin Astrid Siegmann）指出：「在防止新冠病毒傳播的過程中，出現了新的英雄——關鍵勞動者。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全球危機，使我們更加認識到基本的看護和食物對人類繁榮是多麼重要。背後的邏輯非常簡單：本質上，關鍵勞動者創造的是生活，而不是產品或利潤。因此，在許多國家政府公佈的應對新冠危機的重要職業名單中，護理和食品行業從業人員都名列前茅。但是，有一個全世界都相似的情況：護理和食品行業的從業人員往往處於工資和社會等級制度的最底層。」
這些在新冠危機中從事特別重要工作的人經常受到基於性別、種族和移民背景的多重不公平待遇。近幾十年來的性別研究表明，全球普遍存在的性別等級分工對女性的歧視特別嚴重，因為她們在家庭中承擔了大部分無償看護工作，並為社會服務行業貢獻了大部分勞動力。梅耶-阿胡亞指出：「新冠危機可能會使從事『體系攸關性』工作的群體承擔更大的工作量和更高的健康風險。德國的一些政治家考慮過推行強制工作義務，不過在反對的聲音之下最終沒有實施。」
某些具有意識形態的看法認為，人人都受到病毒同樣的影響，因此病毒可以促成一個跨越階級和群體的「團結」。與這種看法相反，批判型社會研究者指出，每個人所處的階層會影響到病毒對其的危害程度。來自科隆的貧困問題研究專家克裡斯多夫·巴特韋格（Christoph Butterwegge）在接受柏林《每日鏡報》採訪時表示：「在病毒面前絕不是人人平等。某些疾病的發病具有社會性因素，比如哮喘、肥胖或糖尿病。這些疾病的患者感染新冠的風險也較高。住在出租屋和集體宿舍的人——如難民和大型肉聯廠的合約工人，受到的影響也特別嚴重。由於惡劣的工作環境和不盡人意的住房衛生條件，貧富差距在疫情期間不斷擴大……媒體報導和網路討論往往弱化貧富鴻溝……但是新冠危機暴露了經濟收入的脆弱性：一旦發生自僱人士和小企業關門停業，或自由職業者失去訂單來源或演出合約的情況，這些群體的收入可能就會迅速枯竭。即使是700萬領取短時工作金（注1）的僱員，也面臨著收入大幅縮水。我非常震驚的看到，在我們這樣一個富裕的社會裡，有那麼多人——包括中產階級的很多人，在失去日常收入的情況下，連兩、三個月的生活都無法維持。」(《每日鏡報》，2020 年9月19日，第16頁)
政府的資助措施對各個階層的力度也不同。在德國，對具有「體系攸關性」工作的工資資助一直都很低，而且僅僅是一次性資助，並沒有帶來任何持久的改善。即使是同樣的工作，不同的機構——比如在國家機構和協力廠商機構之間，給予勞動者的資助也不相同。同樣是護理工作，醫院護士和長者護工，拿到的資助也不一樣。對於私營企業，國家一方面給予較高的資助以維持其生存，另一方面卻不要求以此換取對公司政策的影響力，從而放棄對這些企業的環境和社會目標施加影響。
大公司和企業協會有他們自己對「體系攸關性」的詮釋。對它們來說，「體系攸關」意味著維持自身地位，彌補損失的利潤，避免在員工工資、稅收和利潤之間實行再分配。它們堂而皇之地要求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間「暫停企業負擔」。
將具有「體系攸關性」的勞動者美化為英雄的做法不僅虛有其名，甚至給護理和食品行業的勞動者帶來更多危險。但新冠危機也蘊涵著一些根本性改進的跡象。梅耶-阿胡亞評論說：「疫情期間，社會對福利國家制度下公共設施服務的『體系攸關性』有了新的認識。一個增強團結的勞動政策應該從這個認識出發，加強公共設施服務的完善並推進重新公有化（注2）……如果我們最終認可勞動本身的『體系攸關性』，那麼就需要緊迫地重新考慮怎樣民主地對『如何生產和服務、生產甚麼以及為甚麼而生產和服務』作出回答。」
朝這個方向邁出的第一步便是最近公共服務部門250萬員工的集體談判。服務業工會（ver.di）要求僱主加薪4.8%（如4.8%的薪金不足每月150歐元，則至少每月加薪150歐元），並為醫院和養老院的50萬名員工提供永久性的特別待遇。僱主方認為這將帶來國庫空虛以及給後代帶來國債負擔。但ver.di對此予以反駁：通過重新分配財富，例如對富人増稅、嚴格查辦逃稅行為和關閉「避稅天堂」等，可以解決國家額外舉債的問題。
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初，很多城市的市民都會每天在固定時間聚在露台上，為醫療系統的工作人員鼓掌致敬。秋季，工會提出了口號：「僅僅露台上的掌聲是不夠的——英雄們值得更多的回報。」
10月25日，談判有了結果。目前，談判結果還只適用於聯邦和州政府僱員，但這向ver.di負責的服務業內的其他僱主發出了信號。資薪表格低層員工的薪金將在2年內上漲4.5%，表格高層的員工則上漲3.2%，護理行業的員工薪金將額外再增加8.7%。這個結果低於工會最初的要求。原本工會希望薪金增幅能夠在一年內實現——最終的談判結果是2年內。儘管如此，這仍是工會的一次成功鬥爭。工會在談判之前和之間共舉行了31天的警告性罷工，參加人次約為17.5萬。
注1：德國的「短時工作」制度由來已久。但為了應對本次由新冠病毒引起的危機，聯邦政府在2020年3月通過一項臨時性危機應對法案(KugV)，來規範「短時工作」制度在疫情期間的實施。在新規定下，企業只要有10%的員工工作和月收入受到影響就可以申請實施短時工作方案。臨時法案還規定臨時工也可以獲得「短時工作資助」，政府亦會全額返還企業需要繳納的社保金。當一個企業獲准實施短時工作方案時，僱主可以減少員工的工作時間，或者讓員工完全休工，而企業則從聯邦就業局獲得「短時工作金」——對於完全不工作的員工，由政府支付這類臨時「下崗」員工原薪金的60%；有子女的臨時「下崗」員工則可以獲得原薪金的67%（4月23日德國政府又通過了一項資助計畫，將員工薪金支付比例依據情況提高到77%至87%不等）。就業局也會通過企業為員工支付「短時工作」期間的社會和醫療保險。在臨時「下崗」期間，員工和企業的勞動關係依然維持。
注2：「重新公有化」是指將交通和公共設施、醫院和學校等機構的所有權歸還公有。
註腳修正：上一篇文章（【德國來鴻1】新冠病毒下的外判工人待遇：肉類加工業和通尼斯公司——情況介紹和分析）的注1應為「引自Labournet.de，2014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