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關城市議題最熱熾的討論，當然離不開深水埗：大南街的「士紳化」之說仍然甚囂塵上，深水埗是否香港的New Brooklyn仍在熱議中，另一邊廂，通州街臨時街巿舉行Cyberpunk的展覽，自上月中開幕後引起全城關注，不少人質疑展覽與早前通州街露宿者被驅趕有關。
自己認識不少主辦單位工作的同事，全部都是有心人，一心想做好展覽。而關於這個項目所帶出的矛盾以及無家者的困境，坊間已有豐富討論，我反而希望藉此談談「地方營造」（place-making）這話題。這次展覽其實是由旅遊事務署贊助的一個「創意地方營造項目」，旨在「令大家深入發掘深水埗的地區特色和地道文化，亦鼓勵公眾及遊人以此作為藍圖，通過全新方式探索深水埗區多元和富特色的文化和歷史」。
「地方營造」作為社區規劃的一種方法，40多年前開始在西方國家出現，美國早把它納入巿政府推動的政策，日本則稱之為「地方創新」，在台灣亦已有20多年歷史。
相比起由規劃師或建築師主導的傳統規劃方式，地方營造讓更多居民、設計師甚至是藝術家等同樣有機會參與社區設計。
近十年，香港也愈來愈多地方營造的項目。2012年，起動九龍東辦事處成立，時任發展局長林鄭月娥就以「place-making」來解釋「起動九龍東」並不是一個「規劃基建主導」的項目。值得在此重溫她的說法：「Place-making是一個多層面的公共空間的規劃、設計和管理方法。Place-making利用當地社區的資產、靈感和潛力，最終創造良好的公共空間，促進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幸福和福祉。Place-making是一個過程，一種哲學。」
這說法其實挺準確帶出地方營造的精神，也因此頗能解釋，為何多年來香港「地方營造」案例雖然不少，但總是無法落地生根。地方營造精髓在「細水長流」，創意、靈感需要源於地方、植根社區，更要與生活有機地融合。
但香港不少「地方營造」項目卻只變成一次性的活動，希望在特定時間催谷人流、全城關注，視覺設計要出眾奪目，令人踴躍打咭，但「地方營造」中的元素其實無法跟地方生活銜接起來，結果花錢花人力舉行了工作坊、展覽過後，「地方營造」也就結束了，街坊無法自動波改善社區。
問題的癥結是，我們只懂得「地方營造」，而忽略了「地方經營」（place management），而後者卻是最考耐性及心思。
有多年相關經驗的新加坡，就正正努力把「地方營造」提升到「地方經營」層次，鼓勵植根地方的商會帶頭讓地方活起來，並與公民社會建合良性合作關係。2017年，政府展開「商業促進區」(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試驗計劃，讓地方商會在參與營造時，可以參與管理一些閒置政府土地，鼓勵創意、新意念及對話，務求令地方增加收入來源之餘，變得更宜居及吸引，並增加歸屬感。
這次通州街的例子，正好提醒我們地方營造不單只是創意的呈現，最重要是營造的意念要植根當地的生活，而在地人的參與需要細緻及持續，甚至能共同擁有整個營造的過程與成果。
原文刊於 2020-11-18《東周刊》「智城一格」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