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參與了理工大學一些新課程的事務，最近有機會訪問不同領域的校友，可說是再一次大開眼界，令自己的知識領域擴濶了不少。相信大家都可能知道，特區政府設有「社創基金」（Soci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Fund），對近年香港社企發展也有一定印象。但究竟不同理念背後代表的是什麼，往往卻又難以說清。
社工 社企 社創
在此大可先從Jacques Defourny等的經典論述說起（註一）。Defourny領導的歐洲社企研究網絡，在學界和業界均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他們的角度出發，正好指出了歐洲和北美的迥異歷史路徑。歐洲的「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更多是傳統社福機構的分枝，以新的組織模式提供傳統的社會服務（特別是職業訓練和創造就業），是各地政府社會政策延伸的結果。
相比之下，美國模式則更多源於企業及私人基金會，其中尤以1980年成立的阿育王基金會（Ashoka Foundation），及其支持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Mohammed Yunus，影響至鉅。這種模式的覆蓋範圍遠超傳統社會服務，強調「創革者」（change makers）在推動社會改革的角色。因此美國模式亦更傾向「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而非局限於社會企業的業務營運。
我現在任教的社會政策及社會創業課程（註二），恰巧亦有需要對上述概念加以繕釋，讓學生、家長以至公眾更易明白所教所學的是什麼。就正如Defourny等所強調的，社會創業實不應狹義地理解為營運社企本身，而應更廣義地覆蓋更廣泛創新和改革的可能。基於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歷史，以及特區政府早期政策（例如「夥伴倡自強計劃」）的影響，香港人無疑較多接觸歐洲的社企模式。但隨著社創基金的成立，顧名思義，亦反映了無論在政府和民間，「社會創新」亦正受到愈來愈大的關注。
從這個角度看來，修畢課程的畢業生固然可以創立自己的社企，但卻絕非唯一的出路。因為社會創新作為一種理念和工作方法，乃廣泛適用於各類具前瞻性和擁有未來視野的機構，包括社福機構、私人企業以至政府部門等。社會創新的目標是以具創意的思維去解決社會問題，社企乃是其中一種相關的手段，但卻絕非唯一的一種手段。片面把畢業生視作未來社企的創辦人或管理者，同樣是一種因循和默守成規的想法。
另一經常令學生和家長感到困惑的問題是，香港不少社企皆由傳統社福機構衍生，如此學生若接受社會工作的訓練，豈不已經涵蓋相關的專業範圍？這種想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同樣必須注意的是：社工畢竟屬於分工精細的專業，不同服務範疇之間的互動較少（雖然近年這一風氣已略有改變）。而以政策及社創為基礎的課程，本質上更加注重通才的訓練，強調學生的獨立思考和靈活創意（註三）。相比之下，社工更專注於既定的專業技能和資格，社創則更強調開濶學生的視野，提升其面對環境轉變的適應能力，因此適合性格和興趣各異的學生。
事實上，隨著資訊科技的急劇發展，各行各業無不面臨巨大的轉型壓力，「數碼涵養」(digital literacy）的培訓變得極為重要（註四）。從不同領域校友的經驗清晰可見，科技應用已屬不能避免的大趨勢。無論是智能生活和智慧城市的發展，又或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普及應用，皆對當代社會帶來眾多的機遇和挑戰。在可見的將來，社創的發展將必打破固有的學科分工，並與各領域的科技培訓更緊密結合，如此才能回應日新月異的社會環境變化。
理論演繹與經驗歸納
由於經過長期的發展和鞏固，社會科學已成為理論相當完備的學科。儘管有很強烈的經驗和實踐面向，但社科學者往往模仿自然科學的方法，先從既定的概念和理論出發，演繹出相應的研究假設，並通過實證研究來驗證假設的真偽（hypothesis testing）。制度化和標準化的社科教育，就更會奉這套經典方法為金科玉律，令學生更多以理論探討作為出發點，經驗證據的掌握反變得次要。
從我過往多年的教學經驗回顧，可知這亦和大學課程的編排息息相關。不同範疇的學科例例如各類社會問題、政策以至不同的社會服務、介入手法，均已有相當清晰的界定和既定範式，條條框框之間的界限相當分明。課堂難免要先從各個範疇的基本立論說起，確保學生對整體情況有一概括的掌握。例如討論房屋政策，大概會先從不同國家的政策模型說起......總不會先叫學生先深水埗走一趟，看看劏房家庭的真實生活狀況！
儘管社學研究和教學方法千差萬別，但久而久之，總亦難免出現象牙塔化的傾向，即愈來愈偏重抽象理論和宏觀分析，而忽略了對現實生活處境和具體生活經驗的掌握。教學更多只能停留在課室的環境內，對社會現實的掌握只能通過二手資料，包括書本、學術論文和研究報告，其次則是新聞報道和網上的多媒體內容掌握......但就鮮有要請學生審視自身的日常生活，又或親身了解不同社群活生生的經驗。
由此衍生出來的實證研究，因此也就一貫地偏向量化方法。典型的方法是通過問卷調查，在最短時間內接觸最多的目標研究對象，並借助統計學進行量化運算分析，從而為研究議題帶來更「科學化」和「具代表性」的產出。但這套習以為常的研究程序，基本假設在於研究者已掌握充分的背景、質性的認識，因此才能準確地制定相應的問卷題目。但顯而易見，無論是學者和學生在制定的問卷時，他們是否真正清楚了解研究對象的背景狀況，答案其實是不言而喻的。
套用David Howarth和Jason Glynos (2007)的說法，傳統實證研究強調理論演繹與經驗歸納的分割。這種分割乃建基於自然科學的假設，即被觀察的研究對象是外在和客觀的存在，因此可以通過超然和中立的方法進行觀察。問題是一旦套用在社會科學上，研究/觀察者和被研究/被觀察者都是人，他們均可能對何謂現實擁有不同的理解和詮釋。因此研究取向更不能局限於研究/觀察者單向的演繹與歸納，而有賴研究/觀察者和被研究/被觀察者雙向的循環互動。研究/觀察者不能再片面地驗證其既定假設，而必須通過與被研究/被觀察者的持續溝通，不斷調整其對現實的理解和詮釋，周而復始，持續改進（註五）。
社創的發展為打破傳統學術壁疊，帶來了難得的重要契機。這絕不意味理論探討不再重要，而是不斷提醒我們現實處境和具體經驗同樣重要。研究者必須承認社會現實的混雜和繁衍性，避免我們在不經深入接觸和親身體驗下，「堅離地」的從個別學術範疇和傳統的角度，對社會現實妄下自以為是權威的結論。理論演繹與經驗歸納必須更緊密結合，並且在教學程序上取得更適當的平衡，否則學者和學生所認知的社會現實，畢竟只會是閉門造車的空中樓閣。
Source: Luis Portales. (2019). Social Innovation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Fundamentals, Concepts, and Tools.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AG.
社創的範疇和元素
話得說回來，儘管「社會創新」在香港正日趨普及，但作為一個新興學科和行業領域，到底包含那些具體內容和範疇？具備什麼實用的知識和技能？這總較傳統學科和行業來得不確定，仍在不斷的探索和演變中。故亦難免會令學生和家長有所顧慮，害怕完成學業後沒有一技之長，難在競爭激烈的職場中找到立足之地。但在眾多校友的切身經驗看來，這些新興領域和行業實在別有洞天，大有尚待後來者挖掘的眾多發展機會。
參照Luis Portales最新出版的教科書（註六），「社會創新」突破傳統的專業和界別分工，具備強烈的多方持份者、跨界別協作的特質。創新來源既可來自政府和社福機構，亦可來自社區、企業和個人，甚至是傳統上的服務使用者和受助者等（圖一）。因此更有助於孕育解決問題的新方法，這往往亦是傳統專業最為欠缺的訓練。
除此之外，社創亦包含了滿足社會需求、提出創新的解決辦法、規劃具體方案和行動、兼融效率與參與、提升社會能力等創新元素。正如Portales透過圖二所展示的，短期而言，社創會從「什麼解決辦法」、「什麼方案和行動」、”what”的問題出發，詰問「為何通過創新來滿足需求」、即”why”的問題。長遠來說，則著重「怎樣兼容效率與參與」、「怎樣提升社會能力」等，最終聚焦在“how”的問題上。「什麼」、「為何」和「怎樣」的思路，構成了社創發揮預期作用的軌跡。
最後，儘管社創不斷強調靈活和創新，但卻擁有不少實戰的工具和技巧，讓創意和想像力不會變成「堅離地」、不切實際的空想。事實剛好相反，社創正是強調必須從具體生活情景出發，從用家的角度思考問題的出路，才能擺脫高高在上的專業形象，避免坐在冷氣辦公室中的決策，真正做到以人為本、回到人群中尋求社會所需的辦法。社創並不強調個人靈光一閃的創意，而是有序地培育和建立的創意體系，令社會的集體智慧和資源能調動起來。下列Portales提供的清單，放諸香港的案例看來同樣適用。
實戰的工具和技巧
開放合作的精神：在眾多校友的訪問中，最多人提及的是源於美國設計公司IDEO的「設計思維」（design thinking）方法，它廣泛適用於微觀的小組及團隊工作，以至宏觀的項目和策略規劃上，是制定創新計劃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它強調以人為本、設身處地的理解問題，以及通過反覆實驗、用家回饋來持續完善方案，有效令所有參與者，不分背景和能力，皆能最大程度發揮其創造潛能（註七）。
自下而上的參與：近年正有愈來愈多香港的社福機構，嘗試利用設計思維的方法走進社區，從而拉近專業團隊與社區成員的距離。自十年前的聖雅各福群會的藍屋項目，以及長春社在西營盤的文化古蹟資源中心開始，不少項目皆引入自下而上的社區參與元素，以及設計師和建築師等的跨專業視野，為傳統社區發展的工作注入新的動力。這些嶄新的努力和嘗試，皆可概括地稱為「社區設計」（community design）（註八）。
發掘資產和潛能：近年在理工大學的設計學院，亦開設了「社會設計」的本科生課程，和我們的社工和社創課程產生不少良性互動。不同學科的老師們都很重視帶學生走進社區，通過長時間的實地考察，認識、融入和參與社區，借助社區成員的集體參與提供解決方案，從而令社區關係和生活得到提升。理大團隊、社福機構和社聯研究部過去曾有不少合作，共同探索可統稱為「社區營造」（place making）的發展潛能（註九）。
（生）產消（費）合一：相對於「設計思維」的概念，「共同創造」（co-creation）早期較多為商界採用，但同樣強調多方持份者、跨界別協作的特質。它主要源於產品研發和創新的過程中，引入更多用家或消費者的參與，令傳統市場的嚴格分工被打破，「（生）產消（費）」之間建立更緊密的協作關係。套用於社會議題及社會服務的範疇，則同樣強調以用家為本，引入迥異的視角和知識，打破不同持份者的傳統壁疊，共同創造解決問題的方案。
強調跨界別協作： 若是觸及到社會政策層面的創新嘗試，則當數近年各國大行其道的「政策實驗室」（policy laboratory）。它們無論源於政府和民間背景，皆致力強調跨界別協作，通過更緊密的官民互動進行政策的共同探討和實驗。這在香港的政治環境下有可能發生嗎？自創不同（MaD）在2015年引入「社會實驗室」（Social Lab）後，已有康文署、運輸署、食環署和渠務署等多個政府部門，參與不同的政策實驗嘗試，有關工作仍在不斷擴大中。
引介「系統為本設計」
在眾多社會創新的工具和技巧中，特別是以設計思維為基本原則的，若需覆蓋更宏觀的政策及制度議題（例如政策實驗室這類工作），便有賴對宏觀社會環境更全面的掌握。個人相信，其中尚有一個亟待開發的工具，稱之為「系統為本設計」（system oriented design），至今仍未得適當的重視和廣泛的應用，實在值得作進一步的詳細介紹。
顧名思義，系統為本設計乃源於更廣泛的「系統思維」（systems thinking）學術思潮，強調自然或人文系統環環相扣、多元互動的混雜、繁衍和非線性特質，避免對現實作出過於簡化的靜態、封閉和機械式描述。作為一種設計理念，它力圖將研習對象置於更宏觀的場域中，更注重不同層次的脈絡、不同元素之間的多向綜合互動，防止設計師局限於狹窄的專業角度，以偏概全地片面理解繁複的現實。
配合系統為本設計使用的工具，其中一種乃稱為「吉咖製圖」（Gigamappipng，註十）。它通過精確的繪圖捕捉繁複現實，力求將最多的現實細節捕捉和整理，並藉圖像化思維進行有系統分析，為理解現實問題帶來新的角度和洞察。吉咖製圖看來有點像常見的「視覺資訊圖」（infographics），但卻並非單純把不同的圖表集合在一起，而是有意識地從系統為本的角度，通過精細繪圖將繁複現實中的多元互動關係呈現出來，因此它更像是全面和整體的「流程圖」（flow chart，圖三）。
吉咖製圖首先要求學生進行大量田野資料搜集，對各種細節進行巨細無遺的揣摩，然後再以具創意的繪圖技巧加以重現。它是「社會設計」學生的基本工具，但對社創學生而言同樣相當適用。和其他社會創新的工具一樣，吉咖製圖亦甚有利於多方持份者的參與，容許不同的觀點和意見能兼收並蓄，有助小組或團隊釐清問題、整合意見，因此亦可和設計思維和社區設計等方法相互配合。在我們《深水埗墟市營造》的項目中，可充分發揮其示範性的作用（註十一）。
經驗的整理及承傳
不容否認，上述工具和技巧彼此具有極大相似性，只是各自的側重點會略有不同，卻往往可以同步使用和產生互補，不拘一格。但與此同時，它們在實踐應用上仍存在較大的隨意性，不同的機構和個人各施各法，不一而足。這無論在香港或海外皆有類似情況。展望未來，眾多累積下來的寶貴實踐經驗，將有待更有系統的整理和分析，令這些經驗得以承傳和發揚光大，並在學術和理論層面上得到提升。
除了前述的社創基金以外，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市區更新基金、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創科生活基金以至不少區議會的撥款（包括較早前的「區區有一億」），皆多少引入了社會創新的手法（註十二）。特首辦轄下的政策創新及統籌處（PICO）以及創科局轄下的效率促進辦公室，近年亦是在體制內推動社會創新理念的重要推手。在教育層面，不少大學亦已成立社創平台，鼓勵學生在學時或畢業後投身相關工作和發展。
而在社會服務的層面，香港賽馬會除支持前述的「社會實驗室」，亦在更廣泛服務中引入社會創新的元素，不少私人基金會皆投入這方面的工作。社聯、創不同、仁人學社和英國文化協會等民間平台，則令社會創新的手法在社會上進一步普及。一些新興的眾籌平台和虛擬貨幣，亦是募集資源、推動社創的重要工具。如前所說，價值共創在商界更已並非什麼新鮮事物。 展望未來，社會創新的發展空間仍會繼續擴大。
後記
做完了校友的訪問後，不期然想到董啟章的《學習年代：物種源起·貝貝重生》（2010）。這部厚達800頁、我曾多次購買贈送朋友的經典小說，當中曾提及一個「從後門進入」的小故事。話說主角雅芝要去西貢，卻沒有選擇從坪石邨出發，經過飛鵝山沿白沙灣直達。她反而選擇從沙田繞道馬鞍山，經企嶺下海和西貢郊野公園進入西貢。
雅芝說：兩者本來沒有「正門」和「後門」的分別，但感覺上前者較直接、後者較間接；前者一針見血，後者反覆迂迴。另一主角阿志聽見後說：「後門」似乎更為曲折、狹窄和難走，而且需要更大的決心，付出更大的努力。但關鍵在於這個「後門」進入的方式，能否把你引領到人生更高的層次。也即是因為從「後門」進入，反而讓你站到不同的觀點上，看到不同的可能性。
其實選擇讀什麼學科，還得看你想在途中看到什麼的風光。
理大校友的訪問，可見諸。
註一：Jacques Defourny & Marthe Nyssens. (2010). Conceptions of Social Enterprise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vergences and Divergences. Journal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1:1, 32-53.
註三：韓江雪、鄒崇銘：《這一代的鬱悶：從消失中的香港到世代之戰》。香港：印象文字，2015。
註四： 韓江雪、鄒崇銘：《後就業社會：誰是科技貴族？誰的人工智能？》。香港：印象文字，2018。
註五：David Howarth and Jason Glynos (2007). Logics of Critical Explanation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Routledge Innovations in Political Theory. 二人的取態更接近「批判現實主義」（critical realism），而不是「詮釋學」（hermeneutics）的傳統。
註六：Luis Portales. (2019). Social Innovation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Fundamentals, Concepts, and Tools.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AG.
註七：「設計思維」在社會議題上的應用，可參考 IDEO x NESTA (2016). Designing for Public Services: a Practical Guide. Design for Europe. 下載網址
註八：現時普遍採用的「社區設計」一詞，主要源於日本社區設計師山崎亮，及其著作《社區設計：重新思考「社區」定義，不只設計空間，更要設計「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台北：臉譜出版，2015）。 簡介可見諸：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8339
註九： 部分成果可見諸鄒崇銘、黃英琦、梁志遠、龍子維合編：《再造香港：從社會創新到參與規劃》。香港：印象文字，2017。
註十：Birger Sevaldson (2011). Giga-mapping: Visualisation for Complexity and systems thinking in design. Nordic Design Research Conference. 相關網址
這類方法更多為「社會設計」課程所採用。
註十一：《深水埗墟市研究》。香港：深水埗區議會，2021年2月。
註十二：可參考社創基金提供的概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