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權對香港傳媒、新聞自由的打壓軟硬兼施、無處不入，香港人在這時勢下觀看《新聞守護者》相信別有一番滋味。戲裡Mr. Jones不畏危難挖掘蘇共1930年代在烏克蘭造成數百萬人死亡的大饑荒真相，更啟發George Orwell日後寫下《動物農莊》，當下香港不少新聞工作者也在政權、警察打壓下挖掘、報導新聞，殊無二致，在此不贅。倒有兩點值也得一提。
1.
當時蘇共的外宣可算是成功主導西方的輿論，駐莫斯科的外媒記者包括普立茲獎得主Walter Duranty皆為克里姆林宮說項。當時皆認為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熱火朝天、欣欣向榮，被譽為「工人天堂」、「偉大實驗」，快速的重工業建設、農業集體化成就曯目。反觀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正值經濟蕭條。對蘇聯的唱好，既有西方政界對蘇聯的寄望和倚賴，視與蘇聯的經濟合作正是經濟救命草蕭條，也有知識份子尤其是對資本主義不滿的左翼對蘇共烏托邦的一廂情願、幻想，亦有視蘇聯為對抗野心昭然若揭的納粹德國之強力盟友。即使蘇聯或許「出了點問題」，但蘇共已盡了力云云。1930年代蘇聯重工業建設沒錯是迅速發展，但代價卻是以向來被視為糧倉的烏克蘭數以百萬平民餓死的大饑荒。
謊言總有破綻，且沒有密不透風的牆。駐莫斯科的外媒記者以至西方政界當真對蘇共的弄虛作假、大饑荒的跡象一無所知？抑或是人在江湖或者基於個人、本國利益而視若無睹？為了爭取蘇聯作盟友對抗納粹德國，視若無睹也許亦是必要之惡？部份港人、流美的中共異見份子如王丹為了反中共而吹奏特朗普，又是否有點相似？
2.
電影呈現的大饑荒現象例如路有凍死骨、人相食令人不忍卒睹。斯大林1930年代推行農業集體化，旨在短期內加速重工業發展。發展重工業，在於資金和技術，錢從何來？大麥是黃金，唯有榨取農村、農民的農業所得。農業集體化在於將生產資料（土地、牲畜、工具、勞力）國有化，全國建立集體農場，糧食統購統銷，並因定下不現實的產量指標而過量徵購，將大量糧食運往城市以至出口，保障城市糧食供應和透過糧食出口換取重工業的技術和資金，當農民私藏農產便有反瞞產而遭鎮壓。結果是視為糧倉的烏克蘭發生慘絕人寰的大饑荒，死亡達數百萬，而哈薩克人口死亡、失蹤數佔計140萬，佔總人口達三分之一。對中共建國後的歷史略有所知的，便不難發現這一切都似曾相識。事實上，在蘇聯發生大饑荒不足30年後，中國大陸大躍進期間基本上完全重蹈蘇聯大饑荒的覆轍。
中共同樣為加速重工業建設而實行農業集體化的冒進政策，同埋是為了保障城市（工作）糧食供應、出口糧食換取技術和資金而犧牲農民的生命，同樣是生產資料國有化和統購統銷，建立高級社甚至人民公社，城方競相放衛星提出不切實際的高產量指標，共產風、浮誇風和瞎指揮風湧現，導致糧食過量徵購和不斷浪費，反瞞產私分、禁止自留地令農民退無可退淪為餓俘，以樹皮、觀音土充饑，以至易子而食、人相食，同樣釀成慘絕人寰的大饑荒。即使發生饑荒仍然不斷徵購和出口。不同的是。蘇聯1930年代大饑荒餓成數百萬人，而根據眾多研究，中國1950年代末大躍進導致的大饑荒最保守估計的死亡人口達三至四千萬之多(可參考楊繼繩的著作《墓碑》)，值得一提的是，大饑荒的那幾年並無自然災害，尚屬風調雨順之年。
中蘇建國初期的發展戰略都是意欲從農業急速轉變到重工作，以犧牲經濟(民眾的物質生活水平)和農村作為代價。而中蘇兩國大饑荒各有其原因和具體情況，不能簡化地比較，例如有指斯大林故意餓死數百萬烏克蘭人藉以消彌分離勢力，反觀毛澤東沒有故意餓死西藏人和維吾爾人，其中死亡數最多的包括吳芝圃治下的人口大省河南以及李井泉治下的四川，吳、李二人均被視為對兩省人口大幅度死亡負有直接關係。而毛澤東主要的問題在於不願意承認錯誤和責任。的而吊詭的是，中共重蹈蘇聯大饑荒的覆轍，但其中一個原因卻在於中共尤其是毛澤東極力想擺設蘇聯的一五計劃(中共建國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完全模仿蘇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模式，超越蘇聯而大幅冒進。對於大躍進，當時尚未與中共交惡的蘇聯領導層不時提醒中共提防冒進而導致慘劇。（有關中蘇大饑荒的比較可參考Lucien Bianco的《歷史之覆轍：中俄革命之比較》）
當然中共的情況也要放在更廣闊的脈絡去分析。既有受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個人崇德影響下中共舉行八大令毛澤東地位下降，毛澤東極欲透過大躍進、人民公社和總路線三面紅旗在國內重拾權威，在國外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者。毛澤東頭腦發熱，但對地方的實情是否掌握？地方固然有阿諛瞞報、競相放衛星吹奏農業產量，但毛澤東不時派身邊的祕書、衛士到各地考察，對於饑荒的情況相信應有所聞，當地方餓俘遍野、地方徵購困難的報告上達時，毛澤東的理解是懷疑農民和基層幹部是不是在「瞞產私分（糧食）」。
盧山會議本有令情況不致惡化的機會，但彭德懷為民鼓與呼的下場如此，會後沒有人再敢提異議和反冒進，即使是周恩來也如履薄冰，何況是薄一波、鄧小平？沒有人想成為下一個彭德懷，直至變成慘絕人寰的大饑荒不可挽回之時，1962年中共舉行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亦即七千人大會），論及「大躍進」及大饑荒的問題，提倡「批評和自我批評」以及「民主集中制」，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總結大饑荒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並指「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毛澤東則在會上也許是被迫地罕有作了自我批評，並退居二線，由劉、鄧等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然而不到幾個月後的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作出反擊，重提階級鬥爭。而幾年後毛澤東發動的文化革命，劉、鄧為七千人大會對毛澤東的打擊付出了沉重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