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知名哲學家Michael Sandel在其著作中，曾探討自由至上主義，對始自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的放任市場思想，以及背後的哲學理據提出質疑，部分矛頭更指向兩位經濟學大師－海耶克和佛利民。
Sandel 提到，佛利民在《資本主義與自由》（1962）中主張，許多大家都接受的政府作為，其實對個人自由都是不正當的侵犯。他舉的例，包括美國的社保制度－政府主導的退休金計劃。佛利民問：「有人明知後果，也只想活在當下，現賺現享受，故意選擇要貧窮過晚年，我們有什麼權利不讓他這樣做?」佛利民亦以類似理由反對最低工資，認為只要工人願意接受，不管再低的工資，政府也無權不准僱主支付。但假如佛利民仍在生，不知會如何看美國的貧富懸殊問題：
去年，美國的經濟政策研究所高級經濟師Elise Gould在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作證時說，「自1979年以來，頭1%的家庭收入增長了229% ，遠超底層90%家庭那慢得多的46%、按年計算僅有1%的增長。」至於美國最富有的三個人加在一起的財富，比美國收入倒數50%的人口的總財富還要多。最富裕的5%的美國人的財富加在一起，佔國家財富的三分之二。而由《財富》雜誌評選出來、全美最大的500間公司中，有91間沒有納稅，甚至有億萬富豪交的稅率比一名水渠工人還要低，這反映甚麼？億萬富豪比一般人的財政自由更多，而且多好很多？
佛利民那種出於冷戰時代背景、以反共為旗幟、標榜個人自由凌駕其他社會價值的經濟觀點，一直深深影響香港，並取得管治階層與主流社會的信任。以王于漸和雷鼎鳴為首的主流經濟學者，唯這位芝加哥學派宗師馬首是瞻，不論當政府顧問，抑或上電視論政、寫文章議事，都秉承佛老自由至上的原則，對全民退保、最低工資，以至各種損害社會上層利益的稅制及福利改革口誅筆伐，上綱上線做「福利主義」，大力批評這樣搞「大鑊飯」會嚴重打擊工作和投資意欲，損害經濟，終令全民受害云云。
九四年，78名以經濟學界為主的學者－包括雷鼎鳴—發起聯署，大力反對政府推行老人退休金制度，間接促成其後臭名遠播的強積金誕生。零四年，領匯（領展前身）上市，賤賣公共資產，盧少蘭婆婆入禀阻止，被社會上下罵到狗血淋頭。零六年，德高望重的關信基教授創立公民黨，主張最低工資與最高工時立法，以及擴闊稅基，實施「累進稅制」，「確保社會資源公平分配」，藉以「消除社會歧視和貧富懸殊」。關教授以民為本，早認清香港的深層次問題，嘗試對症下藥，但民主大報就罵他連共產黨也不如。由此可見，我們社會被芝加哥學派思想荼毒得幾厲害，一些影響深遠、可促進港人福祉、大大降低整體痛苦指數的倡議，不是不必要地被大幅延遲執行，便是被制止、被剔出考慮之列。最諷刺的是，當真正的國進民退殺到，主流經濟學者卻選擇噤聲，甚至大力擁抱。
Sandel在書中分析，《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作者Robert Nozick，為自由至上原則提供了哲學辯護。Nozick極度重視個人權利，認為只有功能最小的政府才符合正義。他認為要求富人繳更多稅來幫助窮人，等於強迫富人，侵犯了富人支配自身財產的權利。自由至上主義的道德核心，依Sandel所言，正是「自我所有權」－如我擁有「自我」，我一定也擁有我自己的勞動成果。香港主流經濟學者在捍衛富人利益時，往往也搬出這種道理來質疑向富裕階層抽更重的稅，損害其財產權。他們反建議公眾鼓勵行善，而非加稅，強迫富人不情不願地為社會付出更多。
Sandel並沒有一刀切否定「自我所有權」，他只是質疑自由至上主義把它當成護身符，但又不肯接受自由放任的邏輯後果。他以賣腎為例，就算是美國，就算是那些極度重視「自我所有權」的人，大多無法接受器官可在市場自由買賣。換言之，自由至上主義仍是有道德底線的。問題是這條底線定在哪裡，以及支持這種定法背後所持的理由有幾強。
香港的主流經濟學者，或芝加哥學派的藍血傳人，會怎樣定這條道德底線呢？看看他們總是很有技巧地避重就輕，捍衛大地主的私有產權，以及大商家賺到盡的巿場自由，大概也知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