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姍除線、maggie (第十一屆草根媒體工作者實習計劃 學員）
插圖：牛一
協力：維怡 (第十一屆草根媒體工作者實習計劃 媒體伙伴）
【系列四前言：阿娜現職是餐廳收銀，為人開朗，每天坐在收銀台勤懇工作。阿娜的人生不算大起大落，但1970年出生的她，親身經驗著整個香港當代史的起起落落，一個行業沒落就嘗試進入另一個，從工廠、金融到服務業；從山寨廠、工廈、經紀行、桑拿到大小餐廳；從思想前衛自由的旅行者到為人妻室…在波濤洶湧的社會中緩緩地保持著自己的節奏，可能她也未留意過，自己的人生其實見證著香港社會的各種轉變。】
阿娜在1970年出生，家住上環，家中排第四，有一個哥哥、兩個姐姐及一個妹妺。如其他香港家庭一樣，為了應付生活，姐姐和哥哥要一邊讀夜校，一邊工作，以幫補家計。在70年代，由於人口增加，約70多萬大量適齡入學的學童需要接受教育，港英政府在1971年全面實施六年免費小學教育，並發出強制入學令，規定家長若沒有合理理由，不能拒絕讓6至11歲的子女入讀小學（註1）。因此阿娜和妹妹讀小學時有政府資助，無須依靠家人供書教學。
父親的活字印刷時代
中環是政治經濟中心，這樣一個中心需要許多支援的行業，而這些支援行業及其從業人員就往往集中於鄰近的上環、西環和下環（亦即灣仔）（註2）。1950-70年代，香港很多報館設於中環，加上政府部門及港英政府眼中最重要的培育統治層的大學等機構集中在中上環一帶，對印刷的需求很大，因此上環這一帶的印刷業十分蓬勃。
阿娜的成長時期一直都在上環居住，而因為父親也曾在活字印刷業興盛時期與友人合資開設印刷廠，故阿娜也曾身處於這個印刷業歷史中小小的一頁。1970年代，香港經濟仍以工業為主，當時的工廠規模大小不一，仍未有現時的壟斷經濟，員工超過100人已算是大廠。香港工廠接到外國訂單後，為加快生產效率，會分判到其他較小型的工廠。這些俗稱「山寨廠」通常以家庭為單位，以低薪酬及成本來推動香港的手工業急速發展（註3）。阿娜父親的小小印刷廠，雖然不是接外國訂單，但都是屬於這個時代的產物。
阿娜記得父親的廠空間不大，而廠內設備，都是較便宜的二手機器。小時候，父親還曾教她執字粒，不過就沒有實際操作過。父親的工廠主要業務是為政府合署印公文袋，阿娜猜測此訂單是由在考評局工作的叔叔所引介的。就這個小小的生意，老闆、老闆家人加兩個伙計開工，便能讓養活阿娜一家七口及兩個伙計連家人。收到大量訂單時，阿娜一家會幫忙泵釘、黏合、摺疊等工序，有時更會外判給想賺外快的鄰居。可見山寨廠模式，除了是自己的生計，也是街坊間實際的互惠互利的一種社群經濟模式。
可惜，好景不常，為了經濟不斷高速增長而發生的科技發展，往往會在社會下層丟棄許多人的生計。70年代，也正是柯式印刷漸漸興起的時候。柯式印刷，又名「膠印」，是將排版的圖像轉移到橡膠版上，再用大型印刷機印刷出來（註4）。這種印刷方式，速度較快、變化較多，因此迅速取代了活字印刷。對當時的活字印刷廠來講，柯式是一種全新的技術，也是全新的機器，如果轉型，並不輕易，因為重新買機器也需要手頭有一筆資金，但活字印刷的機器即使再賣亦賣不到什麼價錢，而且，技術上無論老闆員工都要從頭學起….幾十歲人沒有大量資金在手，這樣的從頭開始談何容易？
雖然當時年紀還小的阿娜不清楚為何父親的印刷廠倒閉，不過筆者查找歷史後發現不難想像當時的情況，且現實是當時不少活字印刷廠都因此而消失。很可能因為這樣，父親也放棄做老闆，而隨他的弟弟（即阿娜的叔叔）到考評局打工，做文職。父親後來患癌離世，阿娜記得：「好多記者！有明星！」原來父親出殯的日子與自殺身亡的明星翁美玲一樣，是1985年5月14日。
不到長城非好女：從學生變打工女的過渡
在父親離世前一年，阿娜一家住在月租$1000的私樓，單靠父母的工資並不足以應付生活，加上她自稱「唔係讀書材料」，於是就讀中三的她就決定輟學投入打工行列。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某跨國速食連鎖店做暑期工。阿娜十分強調自己是合法打工，不過筆者翻查法例發現政府在30年代規定的法定工作年齡為16歲(註5），而她當時只有14歲。不過，其實許多飲食業財團都有一種實習生的制度，藉此以較低工資聘請學生做散工、暑期工。阿娜很可能就是被跨國公司以實習生的名義來聘請。每天勤懇工作，過了一段時間，加上媽媽給的零用錢，阿娜便存到$2000。
讀書時學到一句「不到長城非好漢」，阿娜其實一直嚮往去遠方旅行。好不容易存了錢，阿娜就毅然與朋友跳上火車北上自助旅行，沿途經各大城市到絲綢之路。她特別記得在蒙古，在一輛正在移動的火車上看到了海市蜃樓，大開眼界：「見到城市的幻象，不斷在空間裡郁下郁下，好想拎相機拍下來，但同一個硬臥舖的北京阿叔說，那是無法拍下來的，是沙和風形成的，一下子就會消失，果然沒有三分鐘就消失了……」
當時那位一起旅行的朋友是男生，阿娜強調他們並非男女朋友關係，但是會住同一房間、幫他洗内褲的好朋友。面對父母，阿娜當然不敢直接告訴他們事實：對嚴厲的爸爸說是有老師帶一大班同學旅行，就算媽媽比較開放，也說是和有男有女的朋友一起。雖然八十年代大量旅遊社湧現，旅遊也開始普及化，但當時去旅行亦遠非今日之容易，去自助旅遊的更少，且能不避男女之嫌，毫不忌諱地結伴旅行，阿娜的思想也算是相當開放前衛。
經歷了第一份工作、第一次旅行和海市蜃樓，阿娜展開了她的打工生涯。她找到一份時裝店售貨員的工作，月薪大約是$1500。翻查1984-1986年三月份的消費物價指數，一般家庭的支出，也不過是 $1000-$3499(註6)。阿娜憶述，這份工作要應付當時的生活是綽綽有餘，物價都只要幾毫子，沒有現在又多又貴的水電雜費管理費等瑣碎費用，所以工資通常是上繳$1000給媽媽，剩下的自己用。阿娜形容店裏沒什麼客人，總是行行企企，於是她發現自己不喜歡打閑工，做了不久後覺得好悶，雖然物質生活有餘，但都決定轉工。經朋友介紹，阿娜就經歷了人生另一次山寨廠經驗。 (待續…)
註：
(1）香港電台
(2）維基百科
(3）stc
(4) eprint
(5）惟工新聞
(6)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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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口述史系列簡介：
香港的基層女性，從幾十年前到現在，對社會的貢獻，絕不比達官貴人少，亦絕不比男性工人少。無耐，在社會變遷，工業北移老化，中港關係變遷，服務業零散化的等等的大環境中，基層婦女的貢獻往往被忽視。因為，許多人都充當了無償的家庭照顧者，或者被忽視的基層服務行業。這個系列的書寫，是希望社會看到這些女性的生命，因為，她們生命的過程，在紛紛陳陳的社會爭議中，人口在各種上層政治的爭抝中，往往是香港社會中，沒有被足夠地尊重的聲音和故事。要了解整個香港社會的發展拼圖，可能這些故事，便是一直以來所欠缺的碎片了……
這個系列,將訪問各行各業的基層打工女性，了解她們的生活，如何與整體社會對話，或者說，社會的問題，如何影響了每一個個人。
系列其他文章請按：女工口述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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