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反修例運動」以來，香港警察針對、阻撓前線記者採訪的行為屢見不鮮，手法亦層出不窮，為人詬病。本來在一個擁有新聞自由和自由採訪權的社會，傳媒機構和採訪記者的定義，應由傳媒機構、業界、記者和民間自行定下，而不是由政府或權力指定，否則新聞採訪自由必受影響。現在更加過分的是，一個應該受公眾及媒體監察的警務處，擅自修改警察通例，按照他們的意願隨意改變傳媒的定義，提高採訪門檻，嚴重影響新聞自由。
9月22日星期二，警方向四個傳媒工會發信，指將修改《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定義：
刪除現有承認「 (a) 報館、通訊社、電視台及電台所發出的身分證明文件；(b)香港記者協會會員證； 或 (c)香港攝影記者協會會員證」持有人為「傳媒代表」的內容。要求本地傳媒登記「政府新聞處新聞發佈系統（GNMIS）」，其記者才被認可為「傳媒代表」，此舉變相由政府新聞處「發牌」，而不獲發牌者則形同「非法採訪」。
針對海外傳媒的定義亦極為空泛及模糊：「國際認可及知名的非本地新聞通訊社、報章、雜誌、電台及電視廣播機構」所發出的身份證明文件記者，才符合「傳媒代表」定義。
唯見警方在同一信件中所提及的「八月十日將軍澳行動」中，警務處處長鄧炳強亦指出正試行新措施，只有符合條件的「可信媒體」才會獲准進入封鎖線內採訪，形同審查篩選在場的媒體。由此可見，警方口中的「修改傳媒代表定義」絕非友善之舉，更意圖踐踏本港的新聞自由。
《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規定：「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唯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RSF）發布 2020 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香港創新低排第 80 名，同時被歸類為第三級「問題明顯」（noticeable problem）。
香港警方經此修例後，對記者的打壓將會變本加厲，甚至會以「非法採訪」為由拘捕記者。如《基本法》所言，任何的香港居民均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毋須任何人的淮許或認可。亦只有極權國家會將新聞自由視為對政府權威以及社會安全的威脅，並進行壓制。
根據 2017 年政府新聞處的文件顯示，政府新聞處新聞發佈系統（GNMIS）」的用途旨在「向傳媒提供政府新聞稿、廣播、圖片及短片」，而「用戶可透過系統接收政府新聞處和各政府決策局／部門發出的採訪通知」。而新聞處亦於文件中訂明其在多種情況下有權覆核傳媒機構的 GNMIS 資格，一切決定權在於政府新聞處，缺乏透明度及公眾監察，形同黑箱「發牌」。
媒體被稱為「第四權」，是因為其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權之外公認的監察地位，他們的權力受到《基本法》保障。監察政府，緊盯官員的一舉一動，正是傳媒作為「第四權」的天職，也是現代民主社會制衡公權力的其中一員。香港的傳媒工作者不論所屬機構為傳統媒體、網絡媒體、學生媒體、公民記者媒體等均為香港廣大市民提供多角度的全面資訊，而當中部份事件的事實真相亦因此得以還原，如反修例事件中的2019年11月11日西灣河警員開槍事件，就是由網絡媒體全程拍攝得到。未來日子，這類媒體能否自由採訪，報導真相，香港人和香港新聞工作者非常擔憂。
因此，我們強烈反對警方修改《警察通例》「傳媒代表」定義此一舉動，我們呼籲香港政府及警察絕不應透過行政手段對傳媒進行篩選，損害港人獲得全面資訊的權利。
發起單位：
香港基督徒社關團契
公民社會發展資源中心
許智峯（立法會議員）
毛孟靜（立法會議員）
歐贊年（公民中心成員）
沈子成（公民中心成員）
劉志雄（香港基督徒社關團契成員、荃灣區區議員）
譚凱邦（荃灣區區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