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的9月23日，《人民日報》刊登了由吳耀宗擬定的〈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又稱「基督教革新宣言」），標誌著基督教三自運動正式踏入歷史舞台。七十年來，中國社會走過崎嶇道路，迎來改革開放時代。近年間，意識形態鬥爭再現，對中國發展帶來深遠影響。廁身時代變局，中國基督教在三自運動的旗幟下經歷時代洗禮。毋庸置疑，在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上，三自運動的評價是個極富爭議的課題。要了解三自運動，我們必須置於宏觀時代之中，檢視其在政教關係的互動中的發展。
反帝愛國
我們嘗試把這七十年的歷史，分成兩個階段來處理。先談三自運動的第一個階段，即五十至六十年代的「反帝愛國」時代。
雖然三自（自治、自養、自傳）的理念，在宣教運動上具重大意義，反映出「本地教會」逐步脫離「差會」的蔭庇及控制，邁向獨立成長的願景和目標；但中國基督教三自「運動」的源起，卻是革命時代的特殊產物，具有獨特的涵義，跟中國政治宏觀處境有著密切的關係。
吳耀宗在「基督教革新宣言」中，清楚指出，宣言的目的，「為要提高我們對帝國主義的警惕，為要表示基督教在新中國中鮮明的政治立場，為要促成一個為中國人自己所主持的中國教會，為要指出全國的基督徒對新中國建設所應當負起的責任」。[1]這四個「為要」，充分反映出新中國成立後黨國高舉「反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而這種反帝情緒，隨著1950年底中國介入朝鮮半島的戰爭，中美關係全面交惡，並在國內推展抗美授朝運動而更形高漲，甚至進一步發展為動員群眾的政治控訴運動。
當我們檢視早期三自運動的歷史時，可見其不論在指導思想（反帝愛國）、動員模式（群眾運動、控訴運動、思想改造與學習）及鬥爭訴求（打倒敵人）方面，無一不受到宏觀時代背景的影響，與建國初期的政治運動（土改、鎮反、思想改造、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緊密扣連。事實上，從中共中央的角度，三自運動的本質，是全國廣泛範圍的反帝鬥爭及愛國政治運動的一部分，表明基督徒的愛國政治立場。而三自組織的成立，不僅是基督教界領導這場運動的愛國組織，更體現了黨對中國教會的絕對領導。[2]
宏觀歷史下的三自運動
已離世的三自領袖丁光訓主教曾這樣形容三自運動的第一個階段（即五十至六十年代）：
……和我國廣大人民站在一起，高舉反帝愛國，擁護抗美援朝，教會本身則實行獨立自主和自治、自養、自傳。
這一階段還在進行的時候，我國左的政治勢力越來越抬頭，到文革時期，一個好端端的三自愛國運動和全國基督教在一起被攻擊為毒草和反革命，受到極不公正的對待，基督徒和全國人民一樣，進入了很長一段受苦時期。我認為這一段是全國人民的災難，不屬於中國基督教史。[3]
丁氏關於文革期時中國基督教的遭遇，大抵符合史實。但他輕抽淡寫的一句「我國左的政治勢力越來越抬頭」，卻淡化了文革前三自運動如何配合黨國的政治路線所扮演的角色及影響。
得指出，五十至六十年代中國教會的發展空間，很大程度上受宏觀政治處境的制約。中共的基督教政策，一直按照「團結」及「鬥爭」並重的統戰原則，至於團結及鬥爭的比重，則完全按黨國對革命及政治形勢的評估，及宗教（基督教）工作如何配合有關形勢來決定。[4]
在東西方冷戰對立意識形態影響的情勢下，三自運動（組織）從一開始，便具有鮮明的反帝國主義鬥爭色彩，既要團結廣大基督徒，又具肅清隱藏在教會內敵人的鬥爭任務。從這個角度觀之，三自對中國基督教發展格局的影響，如傳教時代的終結、割斷及肅清美帝關係與影響、揭櫫愛國愛教神學、協助及支持政府與教會內的美帝走狗、反革命分子及右派分子鬥爭，取消宗教組織，實行聯合崇拜等等，無不是為了實現及配合「反帝」及「愛國」的目標，充分反映宏觀政治形勢對中國基督教的改造與影響。
宏觀大歷史對中國基督教發展的影響，可總結為：（一）中國教會在體制方面的「一元化」，最後在1958年的大躍進政治氛圍下，黨國提出「促進宗教削弱」，藉「聯合崇拜」（即大量關閉教會，迫使其合併）取消宗派組織運作，因而出現三自組織領導教會的局面；（二）受到革命及鬥爭意識的影響，三自運動對中國教會的歷史傳承（如宗派傳統、傳教運動、宣教事業）持全盤性否定的清算立場，中國基督教被迫跟自己的「道統」割裂；（三）基督教附屬事業（教育、醫療及社會服務）的國有化，導致中國社會公共領域的「去基督教化」，基督教與社會的關係（「政統」），只餘下黨國設定的「反帝」「愛國」模式；（四）由於宗教與教育分離的政策，基督教必須撤離教育領域，而神學教育及神學思想的建設，亦受制於客觀政治環境，導致中國基督教的「學統」逐步萎縮；（五）差會及傳教士撤離中國後，中國教會實現自治及自養，但宏觀政治形勢及黨國政策對中國教會的影響，卻大大增加，也間接造成中國教會依賴政府的局面；（六）在愈益高漲的革命氛圍下，鬥爭意識及過關自保情緒對中國基督徒人格，帶來重大衝擊，歷起政治運動對信徒的傷害（包括整人與被整），為中國教會留下一道極深的歷史傷痕。
上述各點，無疑都發生於中國社會不同領域（所謂「全國人民的災難」），但卻同時是中國基督教實存的經驗與掙扎，真實地形塑了五十至六十年代中國教會的集體性格，也構成三自運動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丁光訓主教曾可圈可點地指出三自組織過去如何在政治運動的影響下，逼不得已地介入了教會內部的事務。他強調，三自的原意是反帝愛國，提倡獨立自主，但是，後來卻在「職能上發生了變化」：
朝鮮戰爭爆發，中外資金凍結，差會的補助突然停止，好些宗派領導管理體制運轉不靈，甚至癱瘓，各級三自組織不得不開始承擔各宗派教會領導管理部門的某些職能。隨著一次接著一次的政治運動，整個國家越來越強調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領導，這也影響到教會。在不少地方，教會不少工作的實際領導權就無可避免地集中到三自組織。這不是三自組織的初衷，但是，就這樣，在不少地方，三自從一個高舉愛國旗幟和提倡自治自養自傳的信徒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變成了處在教會之旁或之上，像教會又不是教會，像政府又不是政府那樣的一個教會領導管理部門。[5]
丁光訓這番話，企圖將三自運動的偏差，歸咎於中國「左」傾政治形勢，藉此維護三自的「初衷」。不過，他對三自體制的描述──「變在教會之旁或之上，像教會又不是教會，像政府又不是政府那樣的一個教會領導管理部門」，卻如實地呈現了歷史的現實。
1966至76年間的文化大革命，被稱為「十年浩劫」，象徵毛式激進革命改造工程在中國社會的實踐。文革期間，中共為促成「無宗教」國度，宗教工作（如統戰部、宗教局及愛國宗教組織）在極「左」形勢下也受到激烈批判。不過，原來旨在消滅宗教的政策，吊詭地卻因黨國管控宗教機制的崩解，讓宗教在「非體制」的「地下」形態與空間得以發展。中國社會在文革十年間，表面上再沒有公開的宗教組織及活動，但實際上卻是宗教潛伏發展的重要時期。
文革後的重建
文革後，中共揚棄反帝意識，告別革命，走向對外開放，從政治鬥爭轉向經濟改革，逐步重建文革時砸爛的「舊世界」。面對宗教根本沒被消滅抑且有所發展的事實，黨國的宗教工作系統隨即恢復，並對宗教理論作出修訂。[6]而三自愛國組織亦相應重整，三自運動由是進入新的階段。
在恢復三自組織的同時，中國教會的體制及格局亦得重建。那麼，究竟應按甚麼標準或參照作重建？當時可供選擇的有三個方案：（一）按1949年前的格局，容許外國差會組織及傳教士回到中國；（二）按1954年的格局，恢復宗派組織的名義及運作；（三）按1958年的格局，不恢復宗派組織，由三自組織領導教會。由於第一個方案違背了中國政府「獨立自主」辦教的原則，[7]故完全沒有實現的可能。餘下的兩個方案，最後中國政府選擇了以1958年作為重建的基準，這意味著中國教會正式進入「宗派後」的時期，同時，各地教會也悉以1958年「聯合崇拜」後的佈局為參照。從共和國歷史觀之，1954及1958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基督教的重建本子選擇了1958年，因而為三自運動的發展，帶來以下的制約與挑戰：
制約與挑戰
其一，三自組織與教會的關係。嚴格而言，三自組織不是教會，而是基督徒的愛國運動。由於中國政府希望維持一元式管控的手段（黨國－統戰部（宗教事務部門）－愛國宗教組織－教會），不同意恢復宗派組織，故此延續了三自領導教會的體制（名符其實的「三自教會」）。為解決「宗派後」的教制及教務問題，因而在1980年成立新的教務機構──中國基督教協會，把原屬宗派管轄的教務工作，統一交予基協來統籌。基協與三自組織雖屬平行體制，但在人事上仍有相當的重疊性。由於三自組織與教會間的特殊關係，因而便形成了所謂「三自教會」「官方教會」的「標簽」。1987至89年間，曾有理順三自組織與教會關係的討論，甚至在趙紫陽的政治體制改革框架下，一度提出取消三自組織的建議，反映出有關問題已受到政府及三自組織的重視，可惜在1989年後便因外在形勢的變化及「老三自」的反對而擱置。[8]自此以後，三自體制的自我改革便停頓下來，反倒愈益受宏觀政治形勢的牽制。
2014年至16年浙江省的強拆十架運動，近2000多所教堂十字架（絕大部分為三自教會）被拆。拆十引發前所未有的政教張力，[9]特別是溫州個別教會反拆十抗爭，以至浙江省基督教協會會長顧約瑟牧師公開持不同意見，未嘗不是教會維權的訴求的萌生。遺憾的是，基督教兩會作為中國唯一基督教的合法組織，最後只能緊隨黨國政策，揚棄維護教會權益，走上一條「聽黨話，跟黨走」之路。
其二，中國教會的「宗派後」並不等於「聯合教會」（所謂「中國基督教會」）的創建，實際上仍存在著不同的宗派傳統，而個別在教會論方面較「排他」的原宗派（如真耶穌教會、基督徒聚會處、安息日會等），在三自組織內部及以外仍積極發展。即或撇除這些較具離心力的原宗派不談，如何在中國教會承繼及發揮基督教的大公傳統及不同宗派的傳統，這仍是處身「宗派後」這個獨特格局的中國教會不能迴避的挑戰。
就以教會體制為例，改革開放以來，全國各地「市（縣）兩會」與教會（堂點）間，實際上已發展出許多不同的關係及模式。基督教兩會如果可以在這方面作總結及檢視，相信可以正面地探索及建構「宗派後」的教制課題。此外，不同神學傳統、教會禮儀的實踐及應用，以至中國教會自身的本土經驗等，這些均有待整理及反省。與此同時，個別家庭教會也呈現「再宗派化」的發展（如改宗革），在在反映出教制（church polity）課題的迫切性。中國教會如果能探索自身「道統」及「學統」，既可承繼及發揚基督教多元及豐富傳統，也可藉本土經驗的建構，為普世基督教傳統作出貢獻。不過，由於「宗派」問題觸及政治紅線，不符合黨國基督教政策，卻又窒礙有關的探索與反省。兩會組織的官僚化與教會化的消長關係，在在反映出政教處境的變化。
其三，由於1958年的教會佈局是以大躍進時期的「聯合崇拜」為基礎，故各地恢復聚會的禮拜堂數目，即使回到1958年的水平，實際上仍不能滿足信徒的需要。這種不合理的佈局，無可避免地衍生出大量未經批准的聚會點及教會的問題。家庭教會業已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基督教不可忽視的發展形態。各地教會（不論是隸屬兩會與否）在社會愈趨多元化空間下，也取得了長足的增長發展，這說明了中國社會對宗教的殷切需求。[10]誠如普度大學楊鳳崗教授指出，中國宗教市場呈現了「紅市」（官方認可）、「黑市」（嚴厲取締）及「灰市」（不合法的社會現實）的格局。[11]但中國政府仍企圖規管宗教活動場所的數目，並置於一元化的管理體制下，這顯然跟客觀宗教發展趨勢不符。[12]
毋庸置疑，有關課題已涉及中國政府的宗教政策及民間自由結社問題。隨著公民社會議題受到全面打壓，家庭教會問題始終未能得到妥善解決。近年黨國對基督教的增長又抱持警惕，企圖以不同措施建立宗教「新秩序」，[13]家庭教會的生存狀態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作為迄今唯一具政治合法地位的基督教三自組織，受制於其「準官方」的「獨家代理」（或寡頭壟斷）身分及心態，只能扮演黨國宗教政策執行者的角色，未能以更開放及寬容的態度來處理與其他三自組織以外的教會的關係。
其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在經濟改革方面取得驕人的成績，但也同時衍生各種深刻的社會矛盾及問題。中國教會作為社會的一部分，能否及如何肩負關懷社會的精神，探索其與中國社會的關係？這既面對外在政教關係的張力，也面對教會內部源自基要派屬靈傳統的制約。毋庸置疑，基督教對公共領域、社會發展應當承擔甚麼責任與使命？這實際上是基督教政治及社會神學的長久關注，如何宏揚及反省這「政統」？還是在「泛政治化」下，受制於「講政治」的形勢，只能在「中國化」的政治工程下，負起「政治正確」的官方角色？
小結
曾任中國基督教協會會長的曹聖潔牧師，以〈與祖國和人民同前進，對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的回顧與期望〉，表達對三自運動七十年的感受。[14]她總結了四點：
一、三自愛國運動是從基督教內產生的政治性運動──促進中國基督徒熱愛社會主義祖國；
二、三自愛國運動是具有教會性的運動──推動中國基督徒改革與建設教會
三、黨和國家正確的宗教工作方針和宗教政策是三自愛國運動開展的前提
四、「基督教中國化」是三自愛國運動長期的擔當
通過上文的闡釋，可見曹氏所指的「政治性運動」與「教會性運動」，固然反映出三自運動的官方與民間雙重性，但是在當前中國的政治格局下，其官民角色的消長，卻完全受到宏觀政治環境的制約。質言之，由於黨國企圖「牢牢地」管控宗教領域的發展，宗教工作與宗教政策實質上發揮了關鍵的影響力。而近年關於「宗教中國化」的討論，更是徹頭徹底的政治工程，企圖從教義層面，來順應中國政治路線的發展。[15]
展望未來，中國基督教（不論是三自或是家庭教會）的發展，必須正確回到「道統」、「學統」及「政統」的範疇，就是回歸及尋索基督教信仰既大公又多元的傳統，並批判地反思及探索其與黨國的關係及在中國社會的角色。問題是，放眼當下，中國社會及教會又是否具體這種空間？
筆者按：十年前，因應三自運動六十年，筆者曾撰〈三自運動六十周年有感〉一文，刊於《信息》2011年1月。十年後，筆者在前文基礎下作刪改增訂，作為對三自運動七十年的評檢。
[1] 〈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天風》，期233–234（1950年9月30日），頁2。
[2] 關於基督教宣言的發表，參邢福增：〈反帝愛國與宗教革新──論中共建國初期的基督教「革新宣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56（2007年6月），頁91–141。又邢福增：《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13增訂版），第一章。
[3] 丁光訓：〈我怎樣看這五十年？〉，氏著：《論三自與教會建設》（上海：基督教全國兩會，2000），頁198–199。
[4] Fuk-tsang Ying, “The CPC’s Policy on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1949–1957: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3:89 (Sept. 2014), 884–901.
[5] 丁光訓：〈理順三自組織和教會的關係──在全國兩會常委聯席會議上的發言〉，《金陵神學誌》，期10（1989年6月），頁2。
[6] 文革後，中共發現「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的理論不符合社會現實，開展逐步揚棄「鴉片論」，提出「適應論」。參邢福增：〈解讀宗教與中國社會主義的相適應問題〉，氏著：《當代中國政教關係》（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頁23–43。
[7] 美國前總統卡特曾向鄧小平表示，希望可以容美國傳教士回到中國，鄧小平的回答是：「No」。葉小文：〈基督教：在中國的OK和NO〉，氏著：《宗教問題：怎麼看？怎麼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頁477。
[8] 理順三自組織與教會關係的討論，可參邢福增：〈中國教會與黨國的關係──八十年代迄今愛國宗教團體的改革〉，《當代中國政教關係》，頁82–99。
[9] 邢福增：〈拆十字架的政治──浙江省「三改一拆」運動的宗教－政治分析〉，《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期44期（2016年1月），頁25–61。
[10] 邢福增：〈現代化的中國要不要宗教？〉，張彥（Ian Johnson）著，廖彥博、廖珮杏譯：《中國的靈魂：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新北市：八旗文化，2019），頁11–16。
[11] Fenggang Yang, Religion in China: Survival & Revival Under Communist Ru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85–122.
[12] 參邢福增：〈民間組織政策與中國基督教〉，《二十一世紀》，2009年8月，頁26–37：另《新酒與舊皮袋：中國宗教立法與《宗教事務條例》解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06）。
[13] 邢福增：《新時代中國宗教秩序與基督教》（香港：德慧文化，2019）。
[14] 曹聖潔：〈與祖國和人民同前進，對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的回顧與期望〉，《中國宗教》，2020年5期，頁36–39。
[15] 邢福增：〈共圓中國夢──當代中國基督教神學「政主教從」的困局〉，《華神期刊》，期9（2018年12月），頁1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