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峻嶸
近日， 全球逾160 個人權組織去信國際奧委會會長巴赫，要求國際奧委會收回北京／張家口主辦2022 年冬季奧運會的資格。對人權組織來說，奧運會不應成為增加侵犯人權的政府認受性的工具。據報信中內容提及新疆、西藏、香港、內蒙等地的人權問題之外，聯署的人權組織又指2008 年北京夏季奧運會的經驗，已說明了以奧運會主辦權促成人權改善的策略不能奏效。
當年部人期望北京奧運會可令中國人權狀况改善，甚至是促成中國的自由化和民主化，與1988年漢城（今首爾）奧運的經驗有關。1987年年中，韓國爆發六月民主抗爭。6月29日，執政黨的總統參選人盧泰愚宣讀了「六二九宣言」，承諾修憲讓下任總統以普選產生。同年年底，盧泰愚就透過普選當選總統。韓國在漢城奧運舉行的前一年完成了民主改革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程序。在「六二九宣言」發布前，時任國際奧委會會長薩馬蘭奇抵達當地訪問，再加上盧泰愚在宣讀「六二九宣言」時提到韓國要辦好奧運會，所以指奧運主辦權帶來了韓國的民主化，並非無的放矢。
韓國民主化經驗難重現
不過，就算奧運會真的是韓國民主化過程中重要的臨門一腳，期待奧運帶來民主化的經驗能在別國複製，就顯然是想得太過簡單。首先，即使1980 年的光州民主運動被血腥鎮壓，但八十年代韓國的民主運動和不同訴求的抗爭運動未有長期沉寂。國際奧委會由19世紀末創立至今都對推動民主化興趣缺缺。如果薩馬蘭奇當年真的有要求韓國當局正面回應民眾訴求的話，也只是因為他擔心韓國的抗爭運動有機會令奧運在社會動蕩的陰影下舉行，而不是他或者國際奧委會要反對專制統治。2008年北京奧運前，中國的大型民主運動已沉寂了近20年了。要奧運會扮演「順水推舟」角色的前提，根本就不存在。
除了兩國在奧運舉行前民主運動的情勢大不同外，中國和韓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是兩回事。八十年代的韓國，其在世界舞台上的曝光率比今天還要小得多。當罕有地成為西方輿論焦點時，本身是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盟友的韓國統治集團，難以一邊以鐵腕手段保住權位，同時維持自己在海外輿論的形象。而中國呢？作為大國，中國政府的一舉一動本就備受海外注視。對北京來說，在敵視中國的輿論以至世界政治環境下生存，根本就是1949年以後的常態。想透過奧運帶來的輿論壓力讓中國政府重大妥協，實在太難。
韓國經驗幾乎無法在中國複製，不代表主辦奧運對中國的人權狀况，和與人權相關的政策取向全無正面影響。從今天的角度看，2008年可能是過去30年中國大陸輿論環境最為寬鬆、公民社會組織活動空間最多的一年。北京是否因為顧忌奧運前有太多負面新聞，而在2008年前顯得較為開明，大概尚需要史家考證。
扣連京奧與國際人道危機
2008北京奧運前也曾有不同力量藉機發聲。關心西藏情况的組織干擾海外的奧運傳聖火活動，曾搶過不少鎂光燈的目光。而最有策略針對北京奧運的人權組織，其焦點卻不是中國國內，而是在非洲。蘇丹的達爾富爾戰爭在2003年爆發，交戰雙方主要為蘇丹政府支持的民兵組織和達爾富爾地區的多支武裝部隊。這場戰爭帶來了全球其中一場最嚴重的人道危機。蘇丹政府與中國政府關係不錯。中國不但是蘇丹當地主要的外國投資者，而且向蘇丹當局提供大量武器。基地位於美國的拯救達爾富爾聯盟（Save Darfur Coalition，SDC）發現向美國政府施壓的方向已到盡頭時，就想到向中國政府施壓，希望北京能利用其對蘇丹政府的影響力，令達爾富爾地區的戰事停止。
2007 年，一個叫Dream for Darfur 的組織成立。這個組織得到著名藝人美雅．花露（Mia Farrow）的支持，開宗明義要將北京奧運和達爾富爾的人道危機扣連起來。值得注意的是，該組織並沒有要求國際奧委會撤銷北京的奧運主辦權，也沒有要求運動員全面抵制北京奧運會。但該組織所帶來的輿論壓力，成功驅使史提芬史匹堡就達爾富爾的人道危機兩度致信胡錦濤。由於未收到滿意的回應，史提芬史匹堡在2008年初辭任北京奧運開／閉幕禮的藝術顧問一職。除此之外，來自逾60個國家的400多位運動員亦組成了「達爾富爾團隊」（Team Darfur），利用運動員的身位將達爾富爾的人道危機和中國支持蘇丹政府的角色帶進公眾視野。
中國政府不會對這些行動有好感。北京奧運前，中國政府撤回了「達爾富爾團隊」創辦人 Joey Cheek（他本身是美國運動員，主項是速度滑冰，所以不是2008年夏季奧運會的參賽者）的入境簽證。但在反制這些對中國有「敵意」的言論的同時，中國政府也多次派人與SDC的人員會面。更重要的是，向來堅持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北京，在奧運會前夕不反對聯合國派維和部隊與非洲聯盟聯手在達爾富爾地區執行維和任務。中方甚至透過自己的影響力要求蘇丹政府接受相關的維和安排。連美國時任副國務卿John Negroponte 也認同，2007年7月底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終於能通過決議案派遣維和部隊駐守達爾富爾地區，中國扮演了關鍵角色。達爾富爾戰爭沒有因為北京奧運而結束。到今年8月底，交戰多方才簽訂了一條和平協定。但似乎當年藉奧運之機就達爾富爾的人道危機向中國施壓，是真的令北京在該問題上採取了更積極的立場。
嘗試就種族議題施壓
時移世易，今天的中國政府比當年自信得多，整個世界政經格局也與10多年前是兩回事。但如果想藉下屆冬奧改善人權，上次的經驗或者還是有些參考價值。期待中國政府會純粹因為要主辦奧運而在核心利益問題上退讓，大概不切實際。但如果能提出個別議題，透過與冬奧主題有關的行動以突出中國政府在該議題上的責任，同時得到足夠的參賽運動員支持同情，那麼中國政府也有可能在行動上和政策上做一些有意義的回應。反種族壓迫已成為全球主流共識，不少西方國家運動員也願意投入反種族壓迫的運動當中。因此，如果運動員有足夠的力量為中國國內的少數族群權利發聲，國際奧委會也有可能在壓力下要求中國政府下一些工夫以回應國際間的質疑和批判。
換句話說，現在人權組織要求國際奧委會取消中國對冬奧的主辦權，並將不同的人權議題共冶一爐，未必是最適切的做法。取消中國主辦權本就不符合國際奧委會的利益，而且雖然中國無疑有眾多人權問題值得注視，但各議題並舉卻可能反而令焦點不清，要團結更多運動員一起發聲就更見困難。沒有人能保證改變策略就能爭得正面回應。小國卡塔爾在籌備後年男足世界盃期間，要改革一下移民工政策以回應外界質疑（這些措施是否有大幅改善當地移工處境，則是後話）。大國俄羅斯6 年前辦冬奧時，則無視有關國內性小眾權利的批評抗爭。中國當然像俄國多過像卡塔爾，但如果對奧運可帶來小小進步仍然未感絕望，致力為人權奮鬥者思考如何調整策略，可能是不能迴避的事。
另一版本刊於2020年9月18日香港《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