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上月初，《獨媒》創辦人之一、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葉蔭聰在專欄撰文提到，自己終身合約申請遭拒，僅獲一年臨時合約，明年便要離職。文章一出，即惹來公眾關注——其時，於佔中案被判刑的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剛遭校委會解僱，而同案的浸會大學社工系講師邵家臻也不獲校方續約。常於報章撰文批評政府的葉蔭聰如今又被踢走，自然被視為出於政治原因。
8月初相約葉蔭聰做訪問，他顯得頗謹慎，要求待上訴後再說。8月尾，他獲知上訴不成立，我們終得以坐下談談。問他感受，他說「梗係有啲失望，但多多少少有啲預咗」。這趟被形容為「實驗」的6年終身合約制征途如今告終，雖然結果未盡人意，但葉蔭聰仍慶幸，至少能讓人一窺大學龐大官僚體制下的千瘡百孔。
黑箱作業的人事評核機制
「其實好慘的，呢啲case過去連同行都唔一定會同情。」葉蔭聰說，近年屢有政治上較活躍的「偏黃」學者不獲續約，包括積極參與雨傘運動的前浸會大學教職員工會主席、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黃偉國。但他發現，當時不少持相近政治觀點的同行，也覺得只是黃偉國的學術水平不足，事件與政治無關。
歸根究底，是因為大學人事升遷的機制從不透明。
2014年，在嶺大已任教12年的葉蔭聰由講師申請成為助理教授，合約轉為6年的終身合約制（tenure track）。合約規定，他要在約滿前成功獲得實任（substantiation）推薦並取得終身合約（tenure）、晉升為副教授，否則便會不獲續約。
葉蔭聰笑言，實任申請「有樣嘢好清楚，就係嗰啲標準係唔清楚」。例如合約雖然列明，申請者的學術發表要「國際級」（internationally outstanding），但具體要求成謎，只靠學院中人不時「放風」。兩三年前，學院就突然傳出申請者要有英美知名大學出版社的著作才能成功，教他無奈——「喺U Press出書通常要四五年，我知嘅時候已經趕唔切啦」。
標準的含糊，令不少人都非常小心。曾經便有朋友跟他說，拿到終身合約前，在公開場合甚至Facebook都「唔講嘢」——「呢個係潛規則來，大學裡面一路都係，唔係近年先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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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見大學環境在現任校長鄭國漢上任後改變、投稿的文化研究學術期刊又因學科新興而普遍認受性低、加上自己的政治立場與參與，葉蔭聰很早就打定輸數。今年初，他提出實任申請，至7月收到通知被拒。他索閱各份評核報告以上訴，遂發現申請過程中，他獲得系內評審委員會（DRC）三名教授，及文學院院長一致推薦。惟到了學院學術評審委員會（FAP），三名其他學系的教授委員卻以其學術出版機構不夠重要為由，一致不推薦。
文學院院長堅持把葉蔭聰的資料送交四名與文化研究學術背景較相近的校外評審，四人雖對其著作有不同評價，但均一致推薦實任。即使如此，FAP仍維持原有決定，再上一層的學術人員評番委員會（ASRC）亦完全採納FAP的意見，葉蔭聰申請終被拒。葉蔭聰其後以程序失誤為由上訴，指三名FAP教授對他有「系統性偏見」，ASRC應再尋求獨立評審意見，但也遭拒絕。
八名與文研領域較相關的學者一致推薦的意見，卻被三名學術背景較遠、但在學院掌握權力的學者全盤否決，旁人看來實在匪夷所思。但葉蔭聰坦言，大學的人事評核就是如此「黑箱作業」，在不透明的制度下，學術以外的動機很容易混入其中。
事後葉蔭聰與同事作「賽後檢討」，商議如果積極爭取校內的「最佳教學獎」，或能證明申請者教學優秀；在外社會參與較少，機會也可能較高。但他也不諱言，一切都是「估吓估吓」、不能保證成功，充其量是在不獲續約時，「可以罵得佢大聲啲」。何況，他深知FAP給予的理由都是藉口——以英美知名大學出版社的著作為例，不少拿到終身制的教授根本沒有相關出版。
「所以完咗之後你就發覺，你要點過到呢關呢，其實最重要就係你要討好到嗰三個掌權嘅人囉，因為你喺你嘅領域得到承認都冇用㗎嘛。」誠如葉蔭聰在文章所述，不幸地，他的個案傳遞給學術界及公眾一個令人沮喪的訊息。
體制包裝下的無聲政治打壓
葉蔭聰曾在文中形容，大學正「超乎尋常」地「洗太平地」。但訪問期間，他同時強調，「洗太平地」往往無聲無息，不如外界想像般戲劇性。
「好似戴耀廷咁dramatic嘅case係好少有。」葉蔭聰形容，由港大校委會越過教務會，解僱有終身合約的戴耀廷，是「超晒程序」、聞所未聞，明顯有更大力量在背後。而2015年港大校委會否決了遴選委員會任命法津學院授陳文敏任副校長的決定，也是少數非常戲劇化的例子。
但更多時，大學的「政治打壓」是落在他或邵家臻這類個案身上——因為沒有終身合約、甚至只是校內講師，學院或學系少數人已有權決定他們去留，過程之不透明，往往「被kick out都冇聲出」。今年，葉蔭聰便有其他大學的朋友疑因政治原因同被「踢走」。
而即使校內出現「政治審查」，也會被校方以各種藉口掩飾。葉蔭聰就聽聞，今年初某大學有外國教授打算搞一個研討會，以探討去年反送中運動所呈現的現象，結果被高層下令取消。校長的解釋不是研討會政治敏感，而是指該名教授主持的研究中心有許多年輕國內同事，不想研討會影響他們。
「呢個故事嘅真實性好高，因為個校長講嘢嘅方法，完完全全係我哋平時喺大學裡面感受到嘅嘢。大學裡面唔會有個人走來同你講，你咁樣唔搞得，你搞我就炒你啦。唔會咁講的。」
「大學體制係非常bureaucratic（官僚），係好多層制度、規章覆蓋之下，以學術、專業之名運作⋯⋯佢真係要你走，唔會當面同你講，會用好多迂迴嘅方法、用好多程序嘢蓋住。」
更甚的是，有時不需「中聯辦落order」、不是有人主動「獻媚」、也並非有何明確「政治目的」，就如葉蔭聰撰文指出——「有更多的人可能只想清除『不務正業』的大學老師，讓大學少點政治，騰出多點職位空缺，給一心一意為大學及自己排名拼搏的『非政治化』國際學者；有些人可能只想香港的大學多點有「國際」水平的研究與出版，不想教員忙着上街搞聯署，或像我這樣寫這種報章評論。」
爭排名、競撥款 越趨單一的學院
葉蔭聰記得，以前的嶺南大學並非這樣。前兩任校長陳坤耀和陳玉樹，均重視嶺大博雅教育的定位，寧願犧牲排名、研究表現等競逐指標，甚至是由此決定的大學撥款，「包尾咪包尾、扣錢咪扣錢」。
但自從現任校長鄭國漢2014年上任後，大學便致力追趕排名和爭取撥款，負責大學經費撥款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主導了學校運作，昔日較不被重視、以研究表現決定學系資助額的研究評審工作（RAE），也「變了頭等大事」。
最直接的影響，是學者為了配合UGC的要求而「跑數」——花光所有精力，就是思考如何在RAE取得更好表現，而與此無關的教學、或學者在學校以外，無法計算在RAE「社會影響」（social impact）指標的社會參與，則往往被犧牲掉。
數年前，葉蔭聰剛轉為終身合約制時，新上任（現已離任）的文學院院長「臨危受命」挽救文學院長期不振的RAE表現，便曾勸他少在媒體寫文章，因這無助他的升職和學術前途。當時葉蔭聰聽着有點生氣，但事後回想，院長未必是給予什麼政治壓力，只是「老實」。
葉蔭聰不諱言，投稿國際期刊、追求頂尖研究成果本身並不是壞事，但問題是，並非所有東西都能以此衡量。當制度以單一的標準衡量所有人，大學的空間便會慢慢收窄，「淨係某啲人先可以留喺度，入面啲人越來越似，唔似樣嘅咪畀人踢走」。
最後，沒有明刀明槍的政治恐嚇，但願意入行的人也越來越少，無法適應而被逼走的人也越來越多。
歷嶺大文研廿載變遷 在離地學術界堅持寫貼地文章
曾幾何時，大學是葉蔭聰的comfort zone。他大學時參與學生會和社運，後來赴台讀博士，加入嶺大是因為剛好招聘導師。從一開始邊教書邊寫博士論文，再晉升為講師、到現在的助理教授，葉蔭聰在嶺大一待便是18年。
葉蔭聰憶述，當年的嶺大文化研究系，差不多每個教職員，如羅永生、陳清僑、劉健芝等都是他在大學或搞社運時認識的朋友。他形容，那時同事關係很好，又與不少香港的社運或公民團體有關係，加上「跑數」壓力較少，變相除教書以外，有較多空間「出面做好多古靈精怪嘢」，他也在這段期間創辦了《獨媒》。
但隨着近年大學越來越重視競逐排名和撥款，這個空間也逐漸收窄。三年前，文研「三寶」許寶強、羅永生、陳允中一同宣佈提早退休，前兩者選擇投身民間教育和自己做研究。雖然他們多次否認遭政治打壓，但葉蔭聰說，他們的離開，多多少少也是源於大學環境的改變。
眼見昔日戰友一個個離去，現在自己又只得一年合約，可會覺得大學已不再值得留下？葉蔭聰想了想說：「比起佢哋（離開了的同事），我會多返兩分留戀呢個戰場。」他形容，在許多有形無形的政治控制下，大學就如戰場。雖然環境惡劣，但他覺得仍值得利用個人身位爭取更多的空間、更好的制度——正如當初他選擇由講師轉為較大變數的終身合約制，就是希望能進佔學院內管治架構的位置，協助其他年輕人進入體制內。
何況，對葉蔭聰來說，當「全世界最離地」的香港大學體制正不斷推走本地人，並招請外籍教授以加強「國際化」，「你仲要叫啲人走，我覺得係唔合理嘅」，「個個都走晒咁點算呢？」
那留下來，還可以做什麼？葉蔭聰說，他近來寫多了報紙評論。年初至今在《明報》觀點版撰文，他談文憑試歷史科試題被取消、建制派與《國安法》，也談近年「中央處處顯靈」，香港的「自治自主」漸被「中央眷顧」掩蓋。堅持寫這些對工作和學術發展「冇幫助、只有害」的文章多年，對葉蔭聰而言，是出於興趣，也是出於責任——當整個香港社會也不鼓勵思考，他覺得仍需要透過評論，「講吓道理」。
「同埋你真係會同其他人接觸嘛。」葉蔭聰說，香港學術界「完全離地」，寫學術文章往往不是為本地社會，而是為「一個飄在全世界空中的國際的學術界」，即使研究關於香港，亦是以英文寫成、以學界關注的框架切入，文章寫了出來，可能連「引用次數」也只得個位數，影響不是太大。但在媒體寫文，無論寫得好壞都會有讀者直接反應，「咁係爭好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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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呼吸共命運 留下本身就是價值
明年就要離開嶺大，葉蔭聰並沒有太大的不捨，笑說學生比他更念舊。自言「冇乜計劃」的他，始終樂於教學和跟學生相處，會嘗試找方法繼續在大學教書。他接下來會將去年出版、有關香港身份認同的書（Hong Kong's New Identity Politics: Longing for the Local in the Shadow of China）譯成中文，完了之後，也許會將昔日專欄《大學怪談》寫成書。
在後《國安法》時代，葉蔭聰並沒有太大恐懼，也未覺得本地研究有明顯的禁區，只是今後要去內地做研究或已不可能，本土港獨派的研究對象也可能不再敢受訪。他預期大學的環境會越來越惡劣，但也有感近年不少同行在「好努力去做一啲唔離地嘅嘢」以回應社會。
對香港未來，葉蔭聰耍手擰頭說「未來呢啲唔知㗎」，但仍吐出一句：「你可以留喺度咪留喺度囉，唔好成日第一樣嘢諗到就係走⋯⋯唔係逼到你走投無路都唔好走先啦。」
他覺得，對於在大學教書、有公共意識的知識分子來說，「最重要嘅一個條件係你同你講嘢嘅人係生活喺同一個地方囉。你同嗰啲人係同一個呼吸、同一個感受、同一個感覺，呢個好重要⋯⋯你講嘅嘢係一定要負責任。」
所以也不會想到離開？葉蔭聰笑言近來對「離開香港」話題有點厭煩，但還是正色說：「我以前從來冇諗呢個問題，但呢排成日諗，留喺度本身就係一個好重要嘅決定同價值⋯⋯即使而家呢刻你諗唔到咩好大嘅嘢可以做，但你留喺度本身已經係一個好重要的東西。」
記者：黃蕊獻、劉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