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單政治上無真正的民主，經濟上亦然。
對於前者，香港人一直感受到壓迫與不公，傾力反抗；對於後者，不滿的聲音就微弱得多，直至近年情況太差劣（可參考筆者《食人唔?骨的「繁榮安定」》），市民才意識到問題嚴重扭曲到駭人地步，已近乎恨錯難返。
最荒謬的是，不少人處於經濟獨裁的環境多年，居然像中了咒般，一直覺得生活不壞，欠缺批判和說不的能力，甚至以身為「奴隸」(或近年網民謔稱的「港豬」)為榮。
原來「奴隸」也分等級。出生較早者，參與音樂椅遊戲時，有較多機會和甜頭成為人生勝利組——例如借錢買樓而負債，但因樓市升多跌少，「債務」易於套現，兼會有賺，便感受不到欠債壓力，反覺得身家逐漸變厚——-有幸獲得財政自由的「奴隸」，利益與「奴隸主」相一致，會反過來看不起、甚至敵視那些遲出生、欠機會或乏力向上爬、注定捱一世也沒出頭天、兼做到五癆七傷的低級「奴隸」——陳健波的收成期論便是好例子。
這裡講的不單是樓奴，更包括消費主義的「奴隸」。
購物行為很平常，值得警惕者，是為消費而消費，或所謂血拚所造成的惡果。但社會正人形蜈蚣化，過勞的打工仔女賺到錢，藉揮霍來減壓或慰勞自己，又似是人之常情。這種實質鼓吹浪費的消費文化——購物回來，往往用完即棄或很快束之高閣，然後又再（準備）拚過，周而復始地把地球資源極速變垃圾——結合地產至上的經濟模式，支配著很多缺乏真正消費選擇的「奴隸」——特別是空間的多元性被各大地主、領展、市建局攜手掠奪，老街和小店大量消失，經濟單一化和空洞化，墟市、社區經濟、地區的二手市場等無法形成氣候。中大地理及資源管理學系伍美琴教授在《「尊嚴」為本的管治革新》一文中便批評，香港的管治體制並不尊重規劃，規劃制度和法律框架的設計與運作，淪為服務高地價政策、以優待某些持份者和養「活」僵化官僚的工具。
疫情蹂躪經濟，做門市生意，苦過食黃連，領展宅心仁厚，足足減免租戶兩日租金(可參考筆者《領展高層金腰帶，蟻民想捱無得捱》)，其他大地主亦企得很硬。由於坊間批評業主無良的聲音很大，本地上市公司所管轄的商場紛推出消費券補貼，友好的金融公關和專欄作者加以配合，鼓吹「減租不如優惠補貼」的論調。說到底，就是要香港人消費到死，甚至欠下一身咭數，也要保住大地主的最終利益——減租會導致整幢物業減值，物業價值又會反映在股價之上。
經濟好景時，業主大幅加租，吞噬做門市者的利潤。若有人要求實施租管，地主的護法，包括一眾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者便會撲出來反對，祭出自由市場會自我調節不容干預的理論來壓人。伍美琴教授所講的高地價政策，過去一直甚少受人挑戰，很大程度是因為某一派的經濟學原理被當作科學的金科玉律來推銷，令服膺理性的巿民，明明覺得幫大地主做牛做馬非常不合理，但就無一套有力的講法反駁。有一些人甚至因而認命，反過來怪自己欠競爭力，不能怪業主無良。
但其實經濟學不一定事事從消費者角度出發，不一定盡快耗盡地球資源去谷大銷量和經濟增長才叫做好。
劍橋大學經濟系教授張夏準在〈Economics:The User's Guide〉 中提到：「經濟學大多數時候卻把人類設定為消費者，而非工作者。尤其學界主流的新古典學派（註一），經常把消費視為工作目的……經濟學家也不注重工作的內在價值，例如充實感、揮灑創作之樂趣、為社會出一份力之尊嚴。」
他認為這種觀點大大扭曲經濟與社會的運作方式，把工作當作為了賺錢必須忍耐的一種不便，消費欲望成了唯一工作的驅動力。這種消費至上心態在富國已造成莫大浪費，許多人剁手也要血拚，家庭債台高築，也造成碳排放遲遲難以削減，氣候變化遲遲沒有解方。
至於香港人過去為何像中了咒一樣，沒意識到生產者面向對經濟民生的重要性，沒意識到從大地主角度出發去界定何謂有益於經濟，到底問題在哪裡，那就要請教芝加哥學派的意見領袖了。
（詮一）張夏準在書中指，新古典學派大多挺自由市場，與奥地利學派同屬放任主義陣營－30到70年代，該學派中許多人其實都不支持自由市場，當今新古典學派之所以大多數屬自由市場陣營，是因為80年代的政治轉向。眾所周知，列根和戴卓爾夫人那時上台，推動一連串新自由主義革命，以芝加哥學派的佛利民為代表人物，主張人是理性的，知道自己在做甚麼，政府應放任不管，市場會自行調節，產生最有效率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