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任職職工盟幹事的鄧建華在去年10月的反《禁蒙面法》示威中被捕，他的背包被搜出一支伸縮棍。案件本來上星期開審，可是剛開庭不久，他便承認控罪了。他神情很平靜、來旁聽的人也很平靜，有嶺南學生會莊員、學聯莊員、職工盟同事和社運界的各方好友等等，若果這裡不是法院，還真像疫情下久違了的社運人士聚會。他們對此毫不感到意外，沒有哀傷的氣氛。鄧建華在這一天來臨之前，早已慢慢的跟家人、朋友準備入獄的事宜，做好期望管理。
律師求情時說，鄧建華自2013年起入職職工盟，首4年擔任外傭工會的組織幹事，幫工友追討欠薪、關注中介公司剝削情況，是一個關心弱勢社群的人。
最終的監期是4個月，與他所預想的差不多。
他被這宗案件纏繞的時間不長，去年10月6日被捕，立即獲警方保釋候查，直至《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的半年起訴期限將至，他方始獲得警方的一通電話，告知他正式被起訴，罪名是管有攻擊性武器。
今年4月，案件第一次提堂，那只是一個稍縱即逝的「過堂」，庭上宣讀控罪、問鄧建華是否明白、談好保釋條件後，便完成手續，可以離開。可是同一日、同一間法院內，有另一名也是當日被捕的少年提堂，鄧建華到少年庭外等候他上庭後，才一同離開。在法院大樓外，30歲的鄧建華有個明顯的肚腩、下巴留著鬍子，與一群10多20歲的少男少女打成一片，若果不是那個熾烈如火的夏天，這些看似南轅北轍的人，究竟還有沒有命運交錯的一天呢？
鄧建華說，選擇出來抗爭，他已準備好隨時面對檢控，甚至是監獄。
開審前的幾個星期，香港掀起不少風風雨雨，立法會選舉取消、現任議員的去留爭議、疫情⋯⋯鄧建華工作上也忙得不可開交，經常在辦事處通宵，「所以無乜時間去覺得自己等候緊審訊。」
即使假日，他也忍不住回辦事處閒坐，無所事事的任由一整天過去。那天擱在他枱面的，是一疊剛從書店買回來的戰利品：李智良的新作《渡日若渡海》、徐賁的《暴政史》和《走入亞細安：臺灣青年在東南亞國家的第一手觀察報導》。這陣子他四處逛書店，預先準備好帶入獄中閱讀的書籍。他最想讀關於東南亞的歷史、新聞和佛學的書。
若果2019年沒有爆發「反送中」運動，他與社運朋友們大概會一直處於「社運低谷」中，彳亍前進，尋覓自己的路向、著力點與位置。他原本可以盡情地看書鑽研東南亞歷史，或是了解其他國家的社會變革過程，每隔數年便去一次印尼大選採訪。
「點知最後的革命現場就在自己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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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他第一次被捲入官司裏頭。
2011年，政府強硬推行替補機制，以防止「五區公投」的情況再發生，在民情壓力下，政府才勉強舉辦兩次公開咨詢會。
那時鄧建華是學聯的代表會主席，與學聯同學、社民連和「V煞仔」雲集科學館會場，怎料大部份座位已被支持替補機制的市民佔據了，但是保安員拒絕讓更多人進內，予人感覺是想阻撓反對聲音進場。門外的不滿情緒升溫，不久後，大伙兒便強行闖進了會場，還與支持政府的市民對罵，咨詢會隨即中斷。
事發後不久，鄧建華和當時的學聯秘書長陳倩瑩被指參與衝擊，遭警察上門拘捕，罪名是公眾地方擾亂秩序，同案被告還有「長毛」梁國雄和黃洋達。經歷審訊後，案中所有被告均被裁定罪成。
從前示威者背負非法集結或擾亂秩序罪，刑罰不外乎罰款或社會服務令，即使監禁也可以緩刑執行。當裁判官宣布，鄧建華與陳倩瑩被判監三星期時，是出乎整個社會之外。現在回想，「聽到果吓係有啲⋯⋯心頭一震，但是好快即時申請保釋，其實都無乜時間去諗驚定唔驚，或者是否一定要坐。」
兩名大學生因為抗爭而被判監禁，儘管那只是三周，在當年的時空來說，是一件社會大事，媒體紛紛報導，學生發起聯署和寫大字報聲援，群情洶湧。
2011年的案件與2019年的案件之間，表面上都是示威的檢控、程序都十分相似，不過鄧建華認為，2011年的案件至多是教會他知道自己會面對怎樣的司法程序，所以遇上2019年的檢控時，沒有太驚懼，但是兩件事之間已經沒有什麼可比性。「坦白講，你在十年前的時空裡面的話，你『衝衝子』可以預期的代價是⋯⋯都幾可以接受的吧」，「咁你2019年喺條街衝、搵條命博、搵對眼嚟博嘅」，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直至2014年，高等法院裁定兩位學生上訴得直，撤銷所有定罪，鄧建華這官司才告一段落。而他也很少再主動提及這件前塵往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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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建華的大學時代，正值社會逐漸政治化、新社會運動萌芽之時。可是他畢業後一、兩年左右，雨傘運動爆發，迎來另一種前所未見的社運範式。鄧建華坦承自己當時的學聯身份認同仍然很強烈，對雨傘運動的分析框架往往是以學聯和學運為中心，加上當時剛入職職工盟不久，大部份時間都是與同事結伴前往佔領區，工作也多是支援職工盟和學聯，所以「未必識到運動中 ordinary 的人」，以致未能掌握群眾的想法。
現在回想，鄧建華說：「我覺得我在雨傘係遲鈍。」
雨傘落幕不足5年，沒人想過香港竟迎來一股更大的反威權浪潮。
社運範式又再一次改變了，跟雨傘運動截然不同。鄧建華非常好奇於動員是如何發生、源頭在哪，他很想觸摸到這次「反送中」運動的脈膊。他亦都驚嘆於，這不是一個單一議題運動，已經不是公民社會運動，而是一場「全面開戰」（total war）。
談起「反送中」運動，他總是雙眼發光，對各種富於創新、不斷轉化及自我修正的行動模式嘖嘖稱奇，也經常將「年輕人教曉了我很多事」這話掛在口邊。
問他具體學到了什麼，他卻沉默地思考了接近一分鐘，才緩緩地把腦海裡組織好的句子吐出。
「運動既有的邏輯是所謂累積力量鬥長命，但是這個運動剛剛好相反，佢講嘅係『now or never』與及『攬炒』。其實如果你和稀泥地講，就會話『兄弟爬山，兩個都無錯』，但我覺得不是這樣。」
「而是『鬥長命』和『累積實力』，你要講到和做到，你累積得來，你真的預有一日要你『打仗』的時候，你是出現的，你是賭身家那樣賭的。你要有一個『now or never』的心情和狀態，你才有資格講『鬥長命』。」
「而這一種『now or never』，很容易被視為不成熟的判斷或狀態，但其實我覺得在香港的 context 入面，它比起所謂任何一種『長久民主運動策略』的講法，是成熟得多。原因就是，它才是清清楚楚地話俾你聽，實相是怎樣。而不是表面上一國兩制，大家有少少權利，滲啲權利俾你，讓你有啲空間，公民社會可以有咩實踐、有啲咩自由，咁就算。」
「我覺得真的徹徹底底的對這些認知的改變，是在這點上。」
「這一種狀態，或是啲人 frame 了做『加速主義』，其實背後他們才是最認真對待香港人本身有的自由，是從北京的手指罅流出來，現在它收回是遲早的事。這一種判斷才是對現實最清晰的分析。」
七一前夕的「煲底」畫面尤其深刻。他很記得有一個人，演說似的，把7月1日說成是整個運動的 last day，因為七一是最後一次可以動員那麼多人的行動，之後便不會再有這個機會。「運動的死亡相當於香港的死亡。我很記得，6月30日，這樣的氣氛在煲底。」
「那時我覺得，嘩，從來不會諗，點解係運動的 last day 呢？但這個 framework 那時是很深入民心喎，啲人真真正正係咁樣諗嗰喎！很有意思喎呢樣嘢。」鄧建華說，正是這種想法、這個氛圍，導致7月1日示威者衝入議會廳。
「唯有這種末日感導致他們能夠 catch 到，那個運動的能量正是源自於此，去造就到呢樣嘢。」
鄧建華不否認，他這種理解與職工盟同事之間存在著張力。2020年，他開始思考更多工會工作介入運動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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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香港主權移交剛好10週年，鄧建華踏足佔領皇后碼頭現場。別人說，幹嗎還留戀殖民時代建築，留著恥辱的標記呢？然而他在這裡捕捉到自身與這城市的獨有連繫。
出身於基層家庭，但酷愛文藝的他，往往不會有餘錢買票進場，只能四處打聽何時何地會有免費電影放映或公開活動。
那天，中六的他到了香港藝術中心參與「我城」放映會。對於家住荃灣的中學生來說，「過海」到香港島是挺難得的機會，所以活動結束後，他沒有立即回家，而是沿著海傍走到鄰近的皇后碼頭，親眼看看留守的情況。
與鄧建華打開話匣子的，是當時的「本土行動」成員朱凱廸和「自治八樓」的社運人士。當年行動者在碼頭頂蓋紮營、睡覺、掛大字橫額，全城矚目，主流社會卻只流於以「集體回憶」、「保育」來解讀這一系列行動。所以，當鄧建華聽著朱凱廸細數香港人的抗爭歷史，談本土意識「第一人」蘇守忠在天星碼頭絕食，談保衛皇后碼頭運動作為保衛歷史記憶的戰場，這一切，對於鄧建華來說是聞所未聞，當下感到非常新奇、有趣。
他們初次見面就交換了電話。朱凱廸一有活動，便會打電話邀請鄧建華出席。一次在碼頭舉行的研討會上，鄧建華再次聽到有人從頭說一遍香港人抗爭的故事，從火紅的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殖民政府開放區議會選舉，壓力團體紛紛走進代議政制，然後是香港前途談判、九七年主權移交⋯⋯他很記得當日的講者是羅永生及陳順馨，「這深深吸引了我。」鄧建華說，保衞皇后碼頭運動的論述揉合了歷史話語的爭奪、庶民歷史、城市規劃、公共空間、後殖民論述等，「所以我的啟蒙是很多元的。」
後來鄧建華到皇后碼頭的次數愈來愈頻密，留守者都認得他了，每一次見到他，總會道：「?仔來了！」有時鄧建華列席留守者的會議，當時有葉寶琳、周思中、陳允中、陳景輝等，即使他甚少發言、只有聽的份兒，但是能夠觀察他們的討論，也足夠讓他逐點學習、累積。在謝至德的攝影集《皇天后土》裡，還可以見到他的人像照，把18歲的他凝固定格。
母親知道鄧建華有參與留守，但是沒有說什麼或是表態反對。鄧建華很多年以後問起母親，為何沒有阻止他參與社運，他不太記得當時母親回答的 exact wording，大概意思是知道他「隱隱約約做緊啱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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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建華入獄後，朋友替他在 Facebook 貼出預先寫好的短文。
「抗爭有時，入冊有時。一旦認識到自己與政權之間的關係，一旦覺得要『回應』，人就不得不反抗。」
「這是煲底之約的必經之路，我們或許正為當下要做什麼事而躊躇，但對於這些『必經』，我們不必憂惱。」
「在街頭，我們與手足相遇；在世界，我們正置於各地的反抗浪潮。我們絕不孤單。」
入獄前，問他有什麼說話想跟身邊人或香港人說，他先是欲言又止，突然之間嘀咕起來：「啲人話我太樂觀⋯⋯但我唔覺得自己樂觀」。
「現在才是所有的機遇的時空，而不是所有嘢都無得搞⋯⋯錯晒！掉返轉頭，現在才是所有嘢都有得搞⋯⋯最珍貴的時刻！」
後記：散庭後，30多人在法院囚車出口等待，頭頂上是熾烈的陽光。警察聞風趕至，高聲宣布在場人士違反限聚令，警告會作出票控，原本的人群，不得不兩個兩個的分散站在整條街道上。這個時代，政權可以利用各種理由和名義，將一個個人打散，力量難以凝聚，的確難以不感到悲觀。鄧建華又憑什麼顯得充滿希冀呢？所謂的機遇又是什麼機遇呢？有待重聚時再細說。
記者：黎彩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