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年宵後垃圾站情況，回收桶塞滿大量一次性餐具和食物包裝
（圖片來源：Facebook「結束一桶專棄」專頁）
減廢、廢物回收與再造，只有針對整個現行體制，才有長遠效果。「跨政府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服務平臺（IPBES）」是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制定的一個框架，其去年發表的一份報告值得注意。該報告指出，人類活動對海陸空的破壞正在加速摧毀地球支撐生命、自我復原的有效機制。據估計，全球870萬個動植物物種中，超過100萬個正面臨滅絕危機。該報告呼籲，人類必須對生產及消費模式做出「徹底改變」；要達到該平臺提出的生物多樣性、氣候、海洋、衛生、經濟及可持續發展目標，需要「轉化全球金融和經濟系統，構建社會和環境能夠承受的可持續經濟。」
但改變的阻力在哪裡呢？環保人士Naomi Klein在《天翻地覆：資本主義vs氣候危機》一書中提出了「容易摘到的果子」理論：「策略上，說服政治人物和約束世界最強大的企業，是困難而昂貴的。為避免非常艱辛的戰鬥，就從容易的事情入手，例如說服消費者購買比較昂貴但沒有毒性的洗衣劑。」她批評環保團體只願改變消費者的行為，卻不願推動制度上的改變——例如推動政府立法、控告大企業違法等。香港一些環保團體也往往放過閻王、專抓小鬼。只從消費者行為入手，因為這顯然比向商人及政府施壓更容易。例如，關注大型活動後產生大量一次性垃圾的環保團體，不批評食環署熟食牌照只允許使用外賣餐具裝載食物，反而向環保署申請基金資助「綠色年宵」——在年宵場地提供可重用餐具租借服務，意圖改變消費者行為。這就是摘果子而非斬草除根的方法。事實證明這種做法成效很低：2019年政府把「綠色年宵」擴展至所有年宵市場，新增免費租借餐具服務，但一次性餐具依舊氾濫成災；維園年宵餐具租借攤無人問津，首日半小時內僅有一兩個人租用。綠色和平年宵首兩日觀察推算，平均每日丟棄超過30萬件一次性餐具，塑膠垃圾產生量比去年上升約6%。
要減少香港廢物量，保持社區潔淨，減緩全球暖化，我們必須向以下4項目標進發：
1.源頭減廢，立法限制一次性產品
政府應立法規定生產商必須回收50%以上的產品包裝。立法限制使用一次性產品包裝、用具，也已經得到香港市民普遍認同。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去年公佈的一項調查，近八成受訪者支持立法規範餐飲業的一次性塑膠餐具。一刀切要求禁止所有一次性產品固然是不可行的，故政府更應積極考慮從個別行業或產品包裝入手，再逐步擴大監管範圍。
世界各國已有許多限制一次性產品的立法。例如歐洲議會去年通過法案，將於2021年起全面禁止歐盟國家使用一次性塑膠產品。香港也應跟隨世界潮流，從商業源頭入手減少廢物。同時，針對廣告商濫用市場力量鼓勵浪費以及製造商「故意短命」的經營策略等，都應立法監管，源頭減廢。
滙豐銀行於香港地鐵投放的廣告
（照片來源：全球化監察）
2.積極介入回收業
本地回收業在地產霸權、土地不足的情況下經營艱難，所以政府支持回收業是必要的。香港廢物三大來源（廚餘、廢紙、塑膠）都極需要本地回收廠接納，轉廢為能，否則會給堆填區帶來沉重負擔。官員常說，政府沒有理由補貼私人企業。其實，政府經常這樣做，不過不是補貼小企業，而是補貼大企業，迪士尼就是例子之一。事實上，政府不一定要靠補貼私人企業來達到目的，也可以自己經營回收再造工廠。如果政府可以全資擁有海洋公園，為何不能全資擁有現代化循環回收工廠？如果公營回收紙廠製造紙張供給全港政府及教育機構，豈不是一項有益師生、教育及地球的公益事業？
然而現實是，政府不但沒有帶頭發展回收產業，投入的資源也相當缺乏。
在回收紙業方面，雖然去年有些進展，但政府的支持仍然不足。全港首家紙盒飲品包裝回收商「喵坊（Mil Mill）」於2019年10月底開始運營，其經費包括企業投資和政府回收基金。然而，喵坊仍面臨很多困難：回收技術仍在測試，連月虧損，需達到產量等目標才能收到政府資助。假如政府在紙廠啟用之始便提供充份補貼，不僅能讓紙廠在各區更多地方設立回收試點，提高紙盒飲品包裝回收率，亦能加強紙廠處理能力的利用率，對於紙廠乃至整個回收產業的發展來說，百利而無一害。
3.取消前線工人外判制度，阻止外判商剝削工人牟取暴利
清潔工身為前線工作者，付出努力最多，但報酬卻完全不對等。外判制度無疑是導致眾多惡果的制度。其一，在「價低者得」的原則下，清潔工待遇會遭剝削。其二，承辦商與清潔工定期重簽合約，令後者無法通過累積取得相應的年資和年假。其三，由於成為承辦商的門檻偏低，外判商的質素一般較低；外判商不受政府嚴格監管，工人就會失去就業保障。根據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2019年發佈的《政府外判清潔工人工資及待遇調查》，逾七成外判工表示承包商僱主沒有安排合適的地點供其用膳，逾四成的值勤室沒有風扇或抽氣扇等通風設備。從上可見，從待遇到工作環境，工人都因外判制度而受到不容忽視的剝削。
尊重前線工人勞動價值，是環境正義的必有之義。外判制度乃萬惡之源，惟有取締之，才可以改善工人的工作環境，令廢物管理不再是厭惡性行業。
4.全面普選，促進公民社會
欠缺民主政治下的公眾參與，就難以形成長遠的環保運動。香港自回歸以來，在環保政策及環保運動上屢屢舉步維艱，實際上源於民主政治的發展幾乎停滯不前。欠缺民主政治，就意味著欠缺公眾參與，從而導致欠缺約束權力的機制。市民普遍沒有對公共事務的監管權力，不受約束和限制的政府就容易倒向權貴與大財團，最終輕視環境保護。
日本在上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因工業污染導致熊本水俁病、富山痛痛病等環境公害事件，卻在此後十年間逐步成功防治環境污染，關鍵就是其民主制度及公眾參與。譬如說，自六十年代起，受環境公害事件影響的公民不斷發起大規模請願、遊行和法律訴訟運動；同時間，媒體一直在查證和公開報導環境公害事件；更重要的是，當時執政的自民黨所獲選票從1960年的58%下降至1969年的48%，令自民黨政府不得不正視環保議題。
由此可見，要改變環保政策長期偏袒大企業、欺負小市民的狀況，既需要環保運動的壯大，也需要爭取全面普選，以糾正官商勾結，促進真正的環保大業。
本文摘自全球化監察報告《兩岸三都垃圾圍城的對策（香港、廣州與臺北減廢經驗之初步報告）》，如果您對這個議題感興趣，歡迎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