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泛民主派應否總辭的辯論不斷。作為傳統民主派政黨的區議員，筆者希望分享一點睇法。在進入正式討論前，我們先要釐清，現時立法會到底可以做什麼，以及政府是否仍需要我們認受。
現時立法會到底可以做咩
首先，我要利申，自己一直支持體制內外結合抗爭。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香港人與年青人的鮮血最終迫使政府撤回逃犯條例。不過，條例一開初的戰場事實上是議會戰線，當時民主派議員基本上不分陣營，奮起拼博，一幕幕的畫面終激起市民的反抗。假如沒有議會程序的拖延與技術的挑戰，市民的民氣恐怕沒有充足的時間集合，惡法相信已獲通過。
既然民主派在立法會只佔少數議席，在此情況下過於幻想民主派的作用，實在是陳義過高。不過，假若說到議會已死，完全無作用，我卻不能苟同。民主派利用議會程序，要拖延時間，其實應該可以做到，亦曾成功做到。在此情況下，民主派的作用，在於議會內外結合，真正拉倒惡法。
政權需要我們認受嗎
有人將今日總辭比較1997年臨立會的狀況。不過，當日與今天卻不盡相同。首先，1997年香港初回歸，一國兩制乃至政權都極需要國際社會及香港市民認可。所以，民主派當時的一致杯葛事實上可以制造到一定的民意張力及國際關注，政權亦未敢於臨立會過於造次——不過，正如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所講，臨立會期間所通過的惡法依舊遺毒無窮。
不過，政權已經「今非昔比」。今天特區政府可以將DQ紅線無限延伸，封殺溫和泛民，中央及特區政府根不重視民意授權，更加無視國際社會的壓力?若果他們重視民意，亦不會有自上年6月後的種種惡行。
放棄議會戰線，等同主動放棄一種既重要又有效的抗爭工具。棄守議會，更加等同置自己於被動位置，讓政權予取予攜，剝奪香港人的自由，以至將來運用議會戰線的可能性。大家耳熟能詳的新加坡社陣主張把鬥爭帶到街頭，杯葛議會，最後結果如何，大家心中有數。
在主動與被動之下，總辭論可能導致兩個最壞的情況。
一年後的議會恐怕更加無所作為甚至影響現有的民間抗爭空間
杯葛議會最直接的壞處是令建制派可以直搗黃龍。建議在只要在議事規則、選舉制度中稍加功夫，便可以令民主派日後奪取半數議席的希望完全幻滅；建制派甚至可讓民主派在掌握多數議席的情況下施加限制，限制議會的功能，令民主派取得過半議席的意義盡失。到時民主陣營再跟人推介什麼議會抗爭或35＋，亦恐怕難以說服一般支持者。
其實大家是理解議會議政空間正日漸縮小，所以放棄議席未必是最大損失。不過，最令筆者擔心的是，政權及建制派可趁民主派的真空期，將不斷推出限制香港人自由的法例或政策，例如智能燈柱、傳媒發牌制度、進一步限制遊行集結，對教育的監控及清算等等等。只要政府訂立惡法後備而不用，或採取溫水煮蛙的漸進手法，民間的怨氣便難以如杯葛臨立會的朋友所盤算，立即爆發。反之，屆時可能只會出現自我審查、人人自危、「上街都要唸清楚」的情況，寒冬將會正式到來。
而沒有立法會作為屏障的區議會只會是籠中之鳥。區議會的條例可以修訂、撥款可以減少，甚至正式僭建影子區議會亦只是時間問題。到時香港人生活恐怕真的生不如死，每日生活有如淩遲。
極權政府未必如我們想像總是會做光速師
現時坊間不少觀察，都期待杯葛極權政府後，政府就會火速跟進，進行光速攬炒。不過，當政權及建制派對議會全盤操控，他們又何必急於一時，極速攬炒；更遑論政權可以一手軟，一手硬，分化市民。
政權大可使用香港人的血汗錢，做一些極少爭議，較有益民生的工作，令剩下的民主派區議員都只能站在選擇宣傳與否的尷尬場面。政府亦可憑派錢等工作去增加臨立會和全建制議會的認受性，甚至可以化解部份人在推行惡法下的怨氣。
只要香港馬照跑，舞照跳，就有一部份人會認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始終，有一部份人永遠相信政治就是民生，只要民生「過得去」，就可不理民主自由。
總辭論的內在邏輯危險性
其實筆者並不是完全認為總辭論沒有道理。不過，假如我們接受總辭論的邏輯，以自絕議會去應對政府延續議會或任何委任議員的權謀，就要考慮現實政治效果﹕我們絕對不能夠排除極權政府「食過返尋味」，一而再，再而三延續立法會。假如我們選擇以離開作應對，可能意味著將要永遠棄守議會戰線。
向橫—正式建立影子議會
當然，筆者並非堅持民主派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死守議會。不過，只有在大部份香港人都可以全面力奮不顧身走上街頭路線之時，總辭才會有其價值。不過，今日明顯不是時機。所以現時我們應要破局，以不同維度的方式應對奸狡的政權。
我們應該建立一個真正屬於香港人的影子議會，讓初選中出線的朋友一起參與未來一年議會路線的應對。我們亦應賦予香港人真正的話語權，讓民意有方法從另一途徑走進這個不合常規的臨時立法會。這樣無論政權要再DQ我們的候選人多少次，香港人只要有人能夠繼續入局，支持影子議會，真正的人民代表最終亦能具有話語權。
若果日後政府真的僭建萬年議會，我們更應思考如何使用這些議席，配合初選結果，令議席間接成為民意代表。
向下—加強臨立會跟區議會甚至民間的全面合作、互動
成立影子議會之外，區議會其實正正是民意的最大反映平台。由區議會組成的十八區聯席會議，更是香港人直接的民意反映。臨立會議員民意先天不足，但若能緊跟十八區區議會共商大事，所授予的民意到立會辯論發言，除可灌注民意外，亦作兩級議會加強合作的示範。筆者更加建議，一但疫症退潮，十八區聯席會議可開放一定市民的參與和辯論，建立真正的人民議會。
我相信唯有議會內外的裡應外合，才能最有效展示香港人的民意。放棄議會路線，在疫症下只依靠國際的裁撤，有如望天打掛；國際間的交手，亦以利益唯上，一但國際間風雲色變，國際對香港的關注在總辭後減少，恐怕到時自斷一臂的香港人將再難以維繫一場長久逆權運動。
歸根究底，無論在國際線、在議會戰線、以至在不同抗爭戰線上，香港人始終要靠自己。假如大家決定留在議會，筆者亦希望各人包括自己黨友，在不合理的議案上將議會抗爭上做大做盡，向全世界彰示香港人不屈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