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那是一個嚴寒的冬天，應邀參加由港大法律學院與汕頭大學法律學院在北京合辦的「法律與宗教學術研討會」。那個年頭，《宗教事務條例》剛生效一年多，但中國家庭教會主張「第三條道路」（即三自與傳統家庭教會之外的另類選擇）者，對向政府（民政部）獨立登記仍抱有希望。同時，中國法學界對宗教立法及宗教與法治的關係，也開始有頗多討論。那個年頭，儘管眼前仍有許多限制，但對未來前景，仍是抱有一點盼望的，相信寒冬過後，會等到春天。是的，那是2008年北京奧運前的中國……
忘記了是誰邀請我出席這會議。我主要就中國宗教立法的現況及困難作報告。感覺上，由中港兩地法律學院合辦的宗教與法律學術會議，於我仍是極其新鮮之事。會上認識了好些在中國各大學法學院任教的學者，晚飯時，他們高談闊論，批評及諷刺現有體制的各種不合理卻又無法改變的地方。那時內心有一強烈的感覺，這些言論，跟他們在課堂上教導學生法律及法治的重要，會否有衝突？記得有一個晚上，幾位香港與會者想外出逛書店，我推荐一定要到北大附近的萬聖書園，於是便一起「打的」過去。記得在車上，將上述內心疑問向戴耀廷教授請教，他不無慨嘆地說：「這些學者真的很frustrated」。我們可以說他們言行不一，但實際上他們面對著一個難以改變的制度。言行不一的另一面，反映他們的無力感。
記下這段14年前的往事，是要向Benny表達心中的敬意。眾所周知，他的專長是憲政研究，那時他積極跟中國學法界交流，在各種限制之中，對憲政中國的實現，仍不放棄。那年，距離「和平佔中」的蘊釀尚有七年之遙，Benny（與投入中國公民社會研究的健民兄一樣），仍希望藉研究、實踐、交流，在中國帶來一點改變。而背後支撐著Benny的，除了理想與信念之外，無疑就是他的信仰。為何這些堅信對話及交流的學者，最後走上一條公民抗命之路？他們甚至為此承受各種政治打壓，身陷囹圄……
儘管如此，我所認識的Benny，確是言行一致的學者。這些年間，令他frustrated的事情一定很多（有甚麼比一位法律教授宣告「法治已死」更令人frustrated？）。但他仍敢於造夢，在教人絕望的世代中繼續散播希望，始終沒有放棄。記得大約是2016年，我應某教會邀請主講溫州強拆十架運動對中國宗教自由的衝擊，原來Benny跟他太太也在席上。交談中，Benny太太問我從事相關研究，並為中國宗教自由發聲是否感到擔心。我跟她說：相比於Benny，他所承受的遠大於我……事後回想，當時的回應無疑是加添她的憂慮，真的不太合適，內心委實歉愧。
昨天晚上，港大校委會作出即時解聘Benny的決定。這似乎是一個預知的結局……早上跟一位記者交談，大家對晚上校委會根本不抱一絲希望。但即便如此，聽到有關消息，內心仍是極其沉重，甚至痛心。也不知該說些甚麼，只想跟Benny發一個whatsapp……未幾，收到他的回覆，他，仍是如常的積極，請我不要為他擔心。是的，這絕對不是一個終局，對於一個敢於造夢的人，這只是另一個新階段的開始。
此時此刻，寒風凜冽，明日之後，仍是漫長寒風雪夜。想起2006年那個冬天，記念那些在黑日之中，仍然堅持信念，匍匐前行，隨走隨傳，播下希望種子的撒種人。
詩人說：「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歡呼地帶禾捆回來！」（詩篇一二六5-6）是的，撒種的人流著眼淚，因為現實的環境好像告訴你，撒種是沒有意義的。但流著眼淚，仍堅持要撒下種子，為的是相信總有歡呼收割的那一天。即或未能親眼看見這天，仍相信會有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