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6月30日，《國安法》通過，全城人人自危。政團解散、政治人物離港，臉書上口號變成符號、歌曲改為數字，在報章撰寫專欄多年的作家，亦紛紛宣佈封筆。
在網上寫政治評論十多年的「無待堂堂主」盧斯達，坦言新法通過後，每次落筆都「感覺有國安坐咗喺前面」。他一本講述中國和香港歷史的新書，近日因為印刷廠拒印，亦急急叫停。
當網上言論分分鐘可以入罪，寫或不寫？又該怎樣寫？又或者，下一步要問的是，如果有一日再做不了自己，走不走？
「我會驚死、我會驚比人拉、我會驚洗頭艇嗰啲，如果你真係攞把刀降住我、攞支槍指住我，咁我可能會改口囉，為咗生存。」盧斯達說得坦白。「但係我心裡面嗰樣嘢冇改變到喎，冇辦法，冇辦法㗎喎真係。」
「如果有日我突然間唔寫政治啦，咁大家就知我可能畀人揸住春袋啦。」他朗聲笑道。
但在此之前，他說，「想寫到最後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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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出版的新書
《國安法》剛通過不久，盧斯達便收到通知，說印刷廠不印了，他的新書出版無期。
這本盧斯達形容為「一啲危險性都冇」的新書，講述中國由史前到民國的歷史，也追溯香港本土意識的起源。大學時期研讀歷史的盧斯達，說他希望在官方史觀外，提出另一種說法。
他坦言，沒有想過出不到書：「感覺上以前講嘢比較激，以前都出到，點會而家出唔到呢？」他以前那幾本旗幟鮮明、「好撚激」的書，曾在《明報》旗下出版社出版，從無遇過任何干預或修改，如今在公共圖書館架上，甚至沒有被覆檢。
不過，「我又唔覺得好失望。」盧斯達多番強調，出書於他而言只是「紀念品」，何況在互聯網時代，要傳播意見很容易，也不一定需要書。
有人勸他去台灣出書，但盧斯達覺得，問題根本不是能否在台灣出版。他擔憂的是，整個行業、甚或整個香港，在《國安法》條文含糊不清、當局尚未執法時，已開始猜度那條「紅線」在哪：「言論空間進一步收窄，但個空間唔係人地?死你，或者逐個上嚟燒你間出版社，而係大家自己驚咗先。」
他最不想見到的，是《國安法》最終成功「移風易俗」：「唔淨係阻嚇你咁簡單，而係通過阻嚇令你慢慢形成一個自我箝制嘅文化。呢個對於香港係一個永久嘅傷害。」
落筆時的無形國安
但阻嚇是真實的，恐懼也是真實的。《國安法》通過後，盧斯達收到來自中國的「溫馨提示」，暗示他如果繼續寫或會觸犯法律──「當然唔係兇神惡煞，但感覺到被注視，呢個認知都係不安的」。
他也承認，「（現在）每次落筆時，寫長文又好、短文又好，都會感覺有國安坐咗係前面，然後就會自己審查一次，嘩呢啲會唔會『咩』呢？姐係每次落筆都會有個交戰。你feel到個法例真係移風易俗，嗰吓無形嘅國安出咗嚟，你已經係畀佢影響咗。」
一想到昔日遠在天邊的「以言入罪」或在香港發生，盧斯達直言「諗唔到點面對」：「因為⋯⋯廿九年嚟你都覺得，鳩噏應該冇罪嘅，鳩噏咋嘛，最多咪人哋話你得個講字，咁supposed係唔會有刑責㗎嘛，除非係誹謗。」
但今時今日，當只是做「鍵盤戰士」也可能獲罪，盧斯達說是完全違背他由小到大對言論自由的認知。「去到言論都唔畀，咁會唔會去到一個位係連諗嘢都有罪？姐係我諗過、或者曾經相信過、或者而家都相信，會唔會咁都⋯⋯？」
「以前只有泛民啲人趷我，或者左膠、熱狗⋯⋯但而家突然面對一個政權或者國家威嚇你唔好講嘢，真係第一次，真係mind-fucked嚟㗎呢個，真係冇諗過。」他苦笑搖頭。
7月1日，《國安法》通過翌日。（資料圖片）
跪或不跪 有分別？
當「文字獄」隨時可能發生，可有想過不寫？「我真係想像唔到」，盧斯達毫不猶豫地答，「因為我喺網上已經寫咗十幾年，我嘅人生基本上就係不停同時事或政治發生關係，我係想像唔到一個唔寫嘢嘅自己。」
何況，不寫是否就代表安全？「最慘係，even你悔改都好，都唔代表中國會比條生路你喎。」就像當年梁天琦參選立法會簽署確認書，仍難逃DQ命運，盧斯達意識到，「你喺一個屠夫面前跪，都只係臨終前畀佢羞辱多次。」
當黃之鋒、李柱銘也被當成港獨份子，盧斯達很清楚，政權打擊人從來不視乎他實際做了什麼，而是看有否政治效果，「好多位可以踩到佢條尾，其實真係冇得去估對方係做咩。」
「繼續寫當然有危險啦，」他頓了頓說，「但問題係喺中國影響之下嘅世界生存，係點都有危險，你係冇辦法100% safe」。
烈士與龜縮之間 過得自己過得人
思前想後，還是繼續寫。以「無待堂」起家，在網上寫政治評論十多年，對盧斯達來說，發表意見的自由是一個人基本尊嚴所在，同時也算是一種社會責任。
「你話我係咪好好好鍾意寫呢啲呢？其實留意政治本身係對身體健康唔好㗎啦」，盧斯達輕嘆。但他所以繼續寫，某程度是因為想在主流傳媒和政治界，表達較「少數」的聲音：「想為自己亦都為自己嘅同輩爭一口氣」。法例通過後，自言近年已過「全盛時期」、寫作「相當溫和」的他，思考一大輪還是發現文章無甚好修改，「咁咪照寫囉」。
但作為「本土派健筆」，不是隨時都可能觸犯分裂國家或顛覆國家政權罪名嗎？「有啲嘢會避忌咗」，盧斯達承認，例如是，不能直接講「嗰四個字」。「咁當然都係一種『跪』來的，最嚴格嘅標準嚟講」，但盧斯達覺得，除了那四個字，其實還有很多值得述說。
「我覺得口號係重要嘅，咁但係⋯⋯哇全香港都嗌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仲唔夠咩？」他強調，當社會心照不宣有了對未來的願景，仍可以繼續深化論述作為人們的思想資源，例如重構對歷史的理解；也可持續與不同版塊溝通，嘗試說服他人。當然，「去到最後，都係講返香港人嘅身分認同。」
6月4日晚上，攝於維園。（資料圖片）
所以，問題也許已不是跪或不跪。「我唔係完全嘅烈士，亦都唔係完全嘅龜縮，因為我知道大家都唔會做到呢兩種人，大部分人都係中間。」盧斯達仍然很坦白。「所以我覺得我哋所有人都有一個責任，或者一個需要去摸索一種過得人哋、過得自己（的生存方式）。唔會覺得自己跪低咗冇撚用啦，但亦都唔會話白白咁無謂犧牲咗。」
講到最尾即是，我們選擇如何面對這個兇惡的世界？「我只可以盡量⋯⋯盡量⋯⋯盡量保持自己囉。我自己都當然好恐懼啦，但都盡量唔想散播啲恐懼感出去。」
盧斯達始終覺得，那些明顯被針對的「枱面人物」慌亂不緊要，最重要是有份建構這一切的「枱底人物」，不應首先被法例嚇倒──「我會安撫啲人，你冇嘢嘅，反正你唔係top list度，你仲安全過我好多，咁我又比起黃之鋒嗰啲安全好多。」
「咁靚嘅嘢一下就無哂，真係有啲唔抵」
就像所有面對一定政治風險的人物，《國安法》通過那陣子，盧斯達的朋友和家人都有問他，走不走？但盧斯達說，他不想離開香港。一來因為離開也不保證安全，二來也因為，不想與香港脫節。
「香港個實際環境就係我諗嘢或者寫嘢嘅source嚟，一旦斷絕咗，我自己就變咗民運模式囉（指天安門事件後流亡海外的學生領袖），我就唔想」，他說。而且不得不承認的是，「有時你simply喺香港居住，已經係一種講嘢嘅資格。」
這種對香港的眷戀，到底從何而來？盧斯達說，自己從小到大都是沒有團體感的人，但他頭一次找到歸屬感，是在本土派。起初可能只是年少時「共同面對中國人踐踏」、「一同受打壓」那種同仇敵愾，但後來，就慢慢昇華轉化成對整個香港的感情。
這些年他見證著本土派的興衰發展並參與其中，如果此刻要離開不再回來，「就覺得呢十幾年嚟好似⋯⋯斷咗咁囉、消失咗咁，或者呢十幾年一齊共同的經歷突然不再存在。」
「好可惜囉。」他皺了皺眉。
在最壞的時代笑到最後
對於香港的未來，盧斯達說，雖然目前情況很壞，但長遠仍然樂觀。「我細個嗰時覺得香港好撚絕望」，他笑道。但他形容，現在香港人的心理狀態已經與昔日很不一樣，在動盪之中成長、「沒有英殖年代安定幻覺的殘餘」的新一代更是令人刮目相看，「香港人思想的改變只會越來越快」。
有些人或會認為，在香港爭取任何訴求已經不可行。「如果你咁諗，你係乜撚嘢都唔駛做，你嘅生命都會枯萎，係咪先」，盧斯達笑說。「你梗係要覺得呢個世界上有啲嘢好難做，但你明知不可為而為之㗎嘛，我覺得，呢個係基本做人嘅態度啦。」
所以在新時代，「最重要咪⋯⋯唔好死，飲多啲水囉」，盧斯達說的時候，很認真。畢竟去到最尾，「邊個定義香港，就係睇吓邊個笑到最後。」
記者：黃蕊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