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6月22日表示，要做好準備，大大增強抵禦金融被人家脫鉤的能力，口徑跟中共中聯部原副部長周力相一致。外人看來，政治表態居多。人民幣國際化吹噓多年，雷聲大雨點小，現在又憑甚麼擺脫美元制肘?
香港做賭注，賭「美元體系」會衰落
兩年前，中美開始貿易戰，吉林大學經濟學院、金融學院院長李曉教授一篇畢業禮講辭在網上瘋傳，明確指出，中國崛起的性質是「美元體系內的地位提升」。只因中國處在「美元體系」當中，不僅使其擁有大量美國國債，基礎貨幣發行也對美元產生嚴重依賴。是故李曉勸國人不要盲目自大，一廂情願以為美國隨著中國冒起而衰落。他認為，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不是取代美元，「美元體系」短期內無法被替代，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是減少中國在「美元體系」中的風險和成本。
時移勢易，過去一年香港爆發史無前例的抗爭，「中國融資靠香港」的講法街知巷聞，令中共芒刺在背，受著「攬炒」威脅。初時是十五十六，遂撤回修訂，謀定而後動。研判過全局後，戰狼下定決心，不理後果有幾爆炸性，誓要清除心腹大患，不容外力長期瞄準自己「死穴」出招。
摒棄舊有秩序和玩法，借香港向美國開刀，甚或晒冷，拿「國際金融中心」的創匯功能，跟亡我之心不死者對賭---這顯然是要進行戰略目標的範式轉移，由李曉所強調的「美元體系內的地位提升」，切換成減少依賴美元，全方位挑戰美元，加快促成「美國衰落」—只要美帝無法徵收「鑄幣稅」，無法靠印銀紙和債券替債務融資（可參考阮穎嫻的《美元霸權優勢難破》），其國家的經濟將陷入極大危機中。最終會否誘發大型戰爭，屬後話。
青島大學財富管理研究院院長易憲容教授在去年十月號《信報月刊》的文章《未來數十年，深圳難取代香港》，提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不可能融入現代社會的經濟文明」，因中國不具備「現代金融市場所需的信用體系及法律和司法制度……」由此可知，中國的有識之士也很明白香港的重要性。但領導人有萬里長征的意志和決心，甚麼現代金融市場所需體系和制度，有甚麼大不了，何須依足西方那一套？中國的公司章程加入黨委，加入黨的條文，公司最高的權力機構由董事局變成黨委，不是一樣為市場所接受？維護國家安全，拆除香港的法治防火牆，又有何不可？當然，從美英的角度出發，像38條那樣置全世界於港區國安法的指掌中，無異於向其下戰書。
坊間不少評論指，除了無法獲得尖端科技，中國企業開拓海外市場，需大量美元周轉（四大國有內銀的美元計價負債便高達1.1萬億美元）；若香港這個中國企業向外舉美元債的重要管道被打殘，中企很可能陷入債務危機，進而火燒連環船，加劇搖搖欲墜的中國經濟之滑坡效應。中國權貴精英的集體利益受損，加上本人及其親屬有機會被美帝拿來祭旗，資產被凍結，又會轉化為向中央迫宮的壓力，使習繼續執政的大計現變數。近期習加緊整頓和清洗政法系統，要「刮骨療毒」，正反映黨內異己的反撲力量不弱，要趕在二十大前掌控全局。
戰狼出手前的三重考慮
那習近平為何要揀2020這多災多難的年份出重招呢？再戒急用忍一會，利用香港的融資、走資和白手套功能，儲夠實力再和美國決高下，不是更有把握嗎？在貿易談判桌上，中共對美帝多番忍讓，華為公主遭扣押，亦無阻中國買美國貨—中國最近才訂購有記錄以來數量第二多的美國玉米—為何偏偏在香港問題上按捺不住，冒險踩老虎尾？
第一，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松田康博曾指出，中國是「德治國家」，也是「人治國家」，習近平把自己、黨和國家等同起來，不容許受批評，國內外都一樣。因為，有人批評它，他就沒有德望。「共產黨的正當性主要靠經濟表現。因為它有好的 performance 才能繼續管治。經濟成長一下跌，動亂就易發生。」但誰也知道中國的經濟差到極，早復工又如何，根本無訂單。其實2019年初，中國經濟學者向松祚已警告，中國經濟下行風險極高。向松祚分析，中國過去十年企業高速擴張、資產擴張，主要靠的是銀行貸款、發債和影子銀行。中國債務總額當時已突破600萬億人民幣。經過疫症摧殘，全球經濟停擺，情況更加惡劣。是故中國才會放棄設定今年的經濟增長目標，李克強也要在網購時代打「地攤經濟」這張牌。
形勢險惡，習近平為求繼續執政，在有生之年實現中國夢，以戰狼的性格，自然以攻為守。一方面，港區國安法有送中2.0之效，神不知鬼不覺，便可處置背景與肖建華相類似的猛人；另一方面，樹立一個強大的共同敵人，有助轉移公眾視線，把目光集中在外部勢力之上，同仇敵愾，加強黨內團結，便減少注意和針對內部施政的種種失誤。這令集大權於一身，又重視威望的領導人有更大誘因採用冒進的策略。
第二，武肺製造百年一遇的黑天鵝，撼動蘇聯解體後的世界秩序。中國疫情下危機重重，其他國家何嘗不是？所謂有危便有機，全球經濟盛極而衰，難免加大洗牌效應，疫情反彈又比預期來得早、來得急勁，對賭徒來說，變數如此多，正造就一個押重注、用槓桿原理撼動和改變世界的好時機。自由社會要顧及公民之種種權利，執政者看在選票份上，無法用專制國家的鐵腕政策和極端手段對付異議者。戰狼無新聞自由，信息不流通，就算大難臨頭，只要不讓人民知道問題的嚴重性，管治失控而爆煲的風險便可壓至最低。
結合高科技的精密計算，中國有正常國家所無的維穩和抗逆能力，正如當日武漢封城，或近期洩洪保大壩，大量平民百姓遭殃，換來全國過渡難關。就算中美交鋒，「殺敵三千，自損一萬」，政府也有辦法把損失集中轉嫁至人民身上。何況中國維穩也並非鐵板一塊，年初李文亮醫生之死引發民眾井噴式憤慨之情，以及武漢「感恩教育」臨急腰斬和變調，都反映維穩機器設有回饋民意的警報系統，一旦民眾對政府的不滿達至上限，超出機器本身的負荷能力，便會啟動「洩洪」機制，做針對性回應，避免局勢失控。只要未觸及警戒線，壓力未爆煲，中國向頭號敵人「開戰」所造成的損害再大，都處於「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可控範圍內，不足以構成阻力，使超英趕美的偉大事業卻步—當然，凡事總有意外。
第三，香港抗爭一石擊起千重浪，使中共產生火燒後欄的不安，隨時危害中共統治的恐懼。須知道，中共奉行「穩定壓倒一切」的管治原則，反送中一役的震撼，卻影響世界輿論，改變歷史軌跡，使中共處於無法掌控大局的被動位置。此外，去年區選慘敗，記憶猶新，中共不容許再敗一仗，連立法會的控制權也丢失。除了傳統的選舉部署和打壓方式，要萬無一失，中共必須有更厲害的殺著，港版國安法正好大派用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