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外務副會長張志偉
NGOs經歷過半年的疫情後，究竟是否有足夠經驗和條件去應付疫情對社會服務帶來的挑戰呢？這點我們是十分關注，並想從中摸索一下社會福利署扮演的角色。
早期NGOs缺乏物資與經驗
早在一月中，疫情未爆發之前，我們收到消息，有院舍式服務單位缺乏防疫物資，於是我們去信社署，要求署方為NGOs集體採購防疫用品。不過，這封信得不到社署的回應，而疫情最終亦在兩星期後爆發。NGOs頓時也束手無策，既要防疫，又要維持有限度的服務，但要維持何等程度的服務，則未有清晰具體的準則。之後，社署公佈的指引，就有很大的作用：它具體指出了不同受社署資助服務要作出怎樣限度的服務，這包括康復服務、安老服務、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青少年及社區服務、到安老院及殘疾人士院舍提供的服務；還有，它還指出了疫情下社署會對NGOs放寛服務指標的要求。
個別服務面臨極大挑戰
今天有慈雲山港泰護老中心（私營）疫情不幸爆發，其實NGOs與業界同工之前就是一直憂心這個，除了安老服務，特別是康復服務，由於服務使用者自理能力有限，受感染的機會相對較高，防疫功夫要做足，同工們工作壓力大增，但直至今日，所有受資助的服務從未有爆發疫情，NGOs與業界同工們應記一功；但這不代表業界就可免於疫情的威脅，這等服務稍有差池，感染的廣度將會相當嚴重。
其他的服務也有不同的難題。個別服務，例如是學前康復服務、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及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綜合支援服務、庇護工場、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等等，同工明白服務停擺會影響服務使用者的康復進度，但同時又增加了他們受感染的風險，所以應否維持服務或維持怎麼樣的服務，是一個非常兩難和頭痛的決定。而過去半年，業界努力在防疫和服務之間尋得平衡，但當遇上關鍵和緊急的時候，社署責無旁貸要發出指引安排相關服務單位停止對外開放。
社署宜演宏觀角色，而非操作角色
五月九日，社署去信NGOs，指示因應疫情受控下，資助服務逐步恢復，當時業界有意見認為這可能是恢復過早，準備仍有不足；七月七日，社署去信各NGOs，表示月內全面恢復疫情前的服務水平；但翌日，因應社區疫情再次爆發，社署立即叫停全面恢復的指示。
這回，社署彈出彈入，看來非常尷尬；則實情是它也無法掌握疫情的變化，難怪也；社署也無法全面掌握NGOs實際在疫情環境下的工作細節，例如青少年服務裡，暑假活動應怎樣處理？戒毒院舎服務，應怎樣處理或隔離新院友？庇護工場、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等，如何可應付家長的需求之同時，又可維持防疫的措施？這等，社署不知道，但業界同工就很清楚了。
所以，在第三波疫情期間，社署應扮演的角色和工作是：
一） 社署要重點式關注和支援個別疫情高危的服務！舉例說，庇謢工場及職業康復中心現已有很大壓力了，陸續有服務使用者疑有緊密與確診患者接觸，社署應果斷地協助NGOs統一地作出防疫決策；
二） 儘快清晰宣佈，署方酌情處理，甚至豁免計算本年度第二季服務水平準則（FSA），令各NGOs資助服務可以釋放人力，一來可沒有壓力地決定維持服務的水平，二來可應付社區的突發需要；
三） 雖然社署在操作上遠遠不比業界NGOs熟悉，但它仍需為NGOs發出指引，為使NGOs有一些基礎以作出相對的措施，包括甚麼類型單位該停止對外開放。說到底，業界就只有半年疫情經驗，基本的指引仍有需要的；
四） 期望社署獨立地評估署方本身及各NGOs服務單位局部「在家工作」的需要和可行性，不要盲等公務員事務局吧。
最後，我們亦期望各NGOs主管，可以自主地在疫情期間作出自主的決定，並能與機構上下員工有良好溝通，在防疫和服務之間尋求一個理想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