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自去年反送中運動爆發，香港作家韓麗珠便從無停止寫下在時代下的反思和感受。她記錄運動的日記體散文《黑日》今年初出版，成為許多傷痕纍纍的港人低潮時期的陪伴，也是眾多沒有親歷抗爭的人理解香港的窗口。
或許沒有很多人知道，韓麗珠踏上全職作家的道路，是因為2003年的那場沙士。17年後，另一場疫症同樣從北方來襲，但香港社會已天翻地覆。
經常書寫疾病的韓麗珠，以作家的目光冷靜地解剖：「如果香港係一個身體，啲症狀係爆緊，啲症狀未過」。當潛伏在這城市多年的大病，終於戳破一切繁華假象，這一次，她要思考的，不再是辭工寫作與否，而是在失常和無常之中，該如何好好生活。
2020年七一，《港區國安法》通過首日。（資料圖片）
一場沙士反思生命
2020年一場世紀大疫症，社會停擺、政權乘勢打壓，不少人均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而對香港作家韓麗珠來說，對疫症的反思，早在17年前的沙士已發生。
沙士那年，韓麗珠在報館任編輯，一週工作六天，每天十多小時。她笑著形容，自己有如在跑輪奔跑的倉鼠，每日營營役役，卻不知意義何在。那時報館放置多部電視機，24小時新聞時刻更新沙士的死亡數字，但奇怪的是，韓麗珠竟然「唔係太怕死」：「因為覺得其實我死咗可能生活都係咁樣，都係不停喺到做嘢」。
「如果死咗同生存係冇分別，咁我做乜要浪費我嘅生命喺呢度？」工作到麻木的韓麗珠當頭棒喝，於是開始叩問自己，最想過怎樣的生活、每一天是否仍有熱情去活。那年年尾，她便辭去了報館的工作，專心完成第二部小說，「就知道真正想做嘅都係寫小說」。
韓麗珠說，是症疫帶來的死亡威脅改變了她：「如果永遠都唔會諗死亡呢樣嘢，可能就會得過且過，就唔會諗我做緊嘅嘢係咪我最喜歡、係咪對個世界最好？但當疫症嚟到，就會比較認真去思考呢啲問題。」
2020年1月，市民排隊搶購口罩。（資料圖片）
極權比瘟疫更可怕
17年過去，不知名肺炎再度從北方襲來，疫情也再次因資訊不透明而加倍發酵。這次雖然沒有如沙士般奪去許多性命，社會卻陷入恐慌之中，人們爭相搶口罩、搶米、搶廁紙。
與當年「反應唔切」、人們對生活的信心較大不同，韓麗珠覺得，這次港人經歷過沙士和反送中運動，已經知道政府無法令人信任，「只能靠自己」，也因此較害怕。但恐懼並無將城市吞噬，韓麗珠同時也觀察到，大半年社運經驗令民間團結起來，自發生產口罩、派發防疫用品等，努力守住香港。
香港眾志推出「自救口罩」。（資料圖片）
對今次疫症，韓麗珠坦言並沒有很深的死亡恐懼。不僅因為她在沙士已經歷死亡帶來的震撼，更因為，「死亡恐懼喺反送中時已經出現」。運動以來，面對抗爭現場的逃跑、催淚彈、還有多宗神秘的死亡事件，韓麗珠苦笑，「死亡其實好近，唔一定係疾病帶嚟」。
事實上，對韓麗珠來說，「極權比疾病更加可怕」──「疾病係一視同仁，唔會因為你嘅立場、性別、年齡而攻擊你，但政權唔係。」而反送中對她的衝擊也比疫症更大──她曾以為沒可能在香港發生的恐怖事情，竟然通通發生了。
「反送中時已經覺得，我哋只係得呢一刻，未來係冇人知道，都唔會去諗。武漢肺炎再嚟，只不過係用另一種方式，重現嗰啲野。」韓麗珠語氣盡是平靜。
2020年七一，《港區國安法》通過首日。（資料圖片）
疫症暴露出社會問題
曾經，韓麗珠形容，自己活在一個安逸得「唔知點解要投票」的社會。那時，香港人大多都是經濟動物，只關心一己的經濟狀況，對社會問題沒太多感受。但一場沙士，暴露出政府施政失當、醫療體系脆弱等問題，連帶其後廿三條立法、開放自由行引發一連串抗爭，到近年的雨傘運動和反送中運動，她也與其他香港人一樣，在社會中越走越前。
如今看來，那場沙士就是許多事情的開端。但韓麗珠說，社會的深層問題早已存在，只是透過疫症暴露出來。「點解會出現病？就係有好多唔好嘅習慣傾側咗，病就爆發。病就係比機會你停低落嚟清理，排走身體上同精神上嘅毒素，諗吓之前嘅生活點解會造成呢個狀況？」
「病係一啲你平時唔知道嘅嘢，突然用病嘅面目向你呈現真相。你必需面對佢，唔可以唔理佢，因為如果唔理佢，佢會更加嚴重。」
2020年2月，醫護人員罷工首日。（資料圖片）
從來都失衡的社會
如果惡法是一場病，所呈現出來的真相是什麼？「警權過大而引發的暴力、在囚人士被不合理地對待、制度的傾斜⋯⋯」韓麗珠說，「這些本來只有一小部份弱勢者才能體會的不公平狀況，因為抗爭，成為了多數人的親身經歷，才被關注和揭示。」
對韓麗珠來說，這個社會為大多數而設立，而每個人都有一部分是小數和弱勢。讀書的時候，她覺得自己和同學都是被籠困住的動物，整天花時間做一些會令自己變蠢的事；到了工作，又感覺資本主義社會鼓勵人用最多的精力返工，「買埋你個人，將你揸乾哂」；作為一個女性，她亦感到許多規範加諸身上，女性往往無法自在地生活。
2019年11月，聲援理大翌日清晨，街上瀰漫催淚彈味，乞丐戴上口罩行乞。（資料圖片）
無法大聲疾呼的韓麗珠，將壓抑與憤怒都載於文字。中四那年，她寫了一篇小說，講述一個中年男人乘搭一部很逼的升降機，後來升降機停下，男人開始踩著別人的腳、膝蓋、膊頭，打開升降機的通風口，抵達一間寬敞而華麗的酒店。男人問酒店職員，有否見過他幾年前搭升降機遺失的兒子，職員說不需要再找了，因為很多人都在搭升降機時失蹤，男人就不再說話。
「中四那年，每日放學要搭好逼嘅?都好嬲，但唔知自己點解好嬲。」韓麗珠形容，自己整個中學時期都處於非常憤怒的狀態。將感覺透過小說寫下後，她意識到，令她憤怒的既是世上有人被逼在擠逼的環境生活，也是當失去了重要的東西後，她只能接受它不見的無助。「其實憤怒嘅底層，係好大嘅傷心同壓抑。」
在韓麗珠的小說中，城市總是以某種奇詭的姿態現身，城裡的人患上飄蕩症、嗜睡症，也會因孤獨而染上感冒。在她筆下，這個社會，其實從來都處於失衡狀態。
「有某啲時刻，例如幾年前，雨傘運動之後都過到生活⋯⋯好似病咁，啲症狀唔爆發，咁我哋咪生活到。」但她承認，去年一場運動，把一切表面的平衡都打破，「香港如果係一個身體，啲症狀係爆緊，啲症狀未過」。
我們與正常的距離
半年社運、半年瘟疫，如今疫情雖放緩，但限聚令仍未解除。「我覺得有排都未去到正常」，韓麗珠嘆。不僅因為覺得疫症不會在近期完結，更因為，「反送中拉咗八千人，暴動罪四年起跳，有一班年輕人要坐監但唔知坐幾耐，好多人喺運動嘅創傷入面未康復，有乜可能一個社會咁樣係正常？」
而且，我們或許要問的是，何謂正常？「正常係咪真係反送中之前，我哋係咪想要反送中之前嗰種生活？」
「個問題係，我哋大家可以創造一種點樣嘅正常？」
2019年11月，中大保衛戰後。（資料圖片）
在一個失常的城市好好生活
在一個失常的城市，該如何過活？韓麗珠說，首先要想自己過活的意圖。世界殘忍而充滿惡意，但因為知道一個人好好生活，會令周邊的人和環境都更好，所以她規律地生活，每天做瑜珈、冥想、照顧貓、關心家人、看書寫作，並且無論如何也選擇愛這個世界──有一部分原因是，很多人無辜死了，唯有代他們好好生活下去。
從前韓麗珠只會關心她認識的人，但現在她會主動跟樓下茶餐廳職員、保安員、清潔姐姐微笑和打招呼。她說，是因為她無法改變懷有惡意的掌權者，只能從自己開始創造友善的世界；也因為對他人親切，自己也會開心一些。她深信：「對極權嘅反抗唔一定要遊行或口號，循生活細節改變先係比較徹底。」
而創傷仍然潛伏在每人心深處。有時在家工作，韓麗珠會突然哭很久，但又無法準確指出傷心的源頭。她讀《西藏生死書》，讀到突然死亡的靈魂會不斷徘徊在出事現場，就會想起那些在運動死去的年輕靈魂，甚至比死亡更可怕的性侵、虐待事件。但作為寫作的人，她選擇感受那些痛苦的感覺，然後，以她最能發力的反抗方式，寫下來。
「我覺得反送中最好嘅一樣嘢就係，結束咗我哋對於未來嘅幻想。有時未來好似一個包袱，我哋好似因為想要有一個點樣嘅未來而做一啲野。但其實反送中帶嚟嗰種無常嘅感覺令我哋明白，未來係唔一定會嚟⋯⋯我哋有嘅其實只有呢一刻，咁就盡量做好呢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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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訪問在5月完成。不足兩個月，《港區國安法》已通過，全城人人自危。再問韓麗珠，生活的態度和寫作有沒有受影響，她的回答很簡潔：「生活和寫作也相同」。
訪問那天，我們談及許多如何誠實地生活的問題。裸辭做全職作家，在許多人眼中都很有個性，但韓麗珠只是淡淡地說，「有時候你係冇得揀⋯⋯如果你係好虛假咁去生活，你係會令自己好辛苦」。
於是，《國安法》通過兩日後，她在臉書這樣寫：「我大概一直都是個笨拙的人，無法靈巧如蛇。我的心裡也住了一個執法者，有時他厲聲嚇我，有時拿出槍械對準我，而我告訴他，除了誠實地寫作，我什麼都不會做，尋找一種乾脆的自殺方式，比不寫或扭曲地寫都更容易呢。」
是的，生活和寫作，也是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