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出手前已通過壓力測試？
香港曾是公認的國際金融中心，但港區國安法使美國國會快速通過「香港自治法案」，很可能制裁有份打壓香港的個人、企業及與其有業務關連的金融機構，牽連甚廣。與此同時，加拿大、英國和澳洲先後更新了對港的旅遊警（提）示，意味作為旅遊城市，香港在先進國家國民心目中蒙上抹不走的政治陰影。
中共強推國安法，不賣賬給美國，雙方借香港過招。香港再不能穿梭於中美之間獲取特殊待遇，反而腹背受敵，受到惡法和制裁措施的雙重打擊。作為國際樞紐，一旦失去西方世界的加持，命運會如何？
去年反送中抗爭，曾盛傳中方會出動解放軍，楊潔箎秘密訪美試探特朗普虛實，內情到底如何，外人無從得知。但最終只有一些解放軍十分鐘抵港的風聲，並無出現六四的鎮壓場面，坊間普遍解讀為中國不要見到香港失去金融中心地位。中央智囊、清大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魏杰去年底曾在一個論壇指出，用武力解決香港問題，會影響中國的外匯供給，在連鎖效應下，將為內地金融系統帶來災難性影響。
既然中共清楚明白香港的戰略價值所在，為何未夠一年便改弦易轍，不惜挑動美國底線，也要在港實施國安法，而且條文苛刻，連身在外地的非本港永久居民也被波及?難道中美另有枱底協議，定下臨崖勒馬的機制，搏拳搏到最後會懂得收手?抑或中國已有對策，再不懼怕美國制裁中資銀行，限制其運用 SWIFT，導致無法經營涉及美元的業務？
中國不再倚重香港的代理人
浸大政治學教授 Jean-Pierre Cabestan 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說：「我認為北京不再信任香港精英了。」這裡所指，包括忠於中共的香港高級官員、建制派人物和權貴階層。
作為官方喉舌，譚惠珠指出，港版國安法促成「二次回歸」，可笑是這些建制派頭面人物，在人大的立法過程中，根本無甚角色。他們經常前言不對後語，似為吸引傳媒注意，刷存在感。所謂一國兩制，已踏入代理人退場、港官替京官效犬馬勞的時代。
隨著港人聲音不再受重視，去年選舉大敗又說明靠蛇齋餅粽籠絡民心未必能等價交換，投資與回報不成比例，那就索性把中國那套維穩模式照搬來港。筆者估計，港官、保皇黨和親建制商賈將會把統戰工作的重心轉移，不再爭取最大的民意支持，而是改行震懾路線，主力執行無須主見、以完成上頭指令為己任的職責和任務。中共趕在六月底立法，便是要充分利用七一這個大日子的象徵意義：廿三年前解放軍入城，廿三年後國安法實施。
但正如先前所講，事情不單關乎中港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否則，人大審議法例期間，楊潔篪便不用專程飛往夏威夷與蓬佩奧會面，更不會出現法例已通過，條文細節卻延遲曝光的場面。有理由相信，中方去到最後階段仍在審時度勢，因應美國可能出的牌而做壓力測試，決定國安法有幾辣 ——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在人大表決前，便宣布撤銷對香港的特殊待遇地位。香港官員和建制派大佬在這等國家大事上，當然無置喙餘地。
在未來，香港各種政府政策事宜，也會沿用這種以國家最高利益為大前提的思路。以教育事業為例，因應世界的急劇轉變，學債膨脹、學歷貶值和AI搶飯食，理應著手硏究對策，但現在政府把精力集中在國民教育和策劃廢通識。香港的長遠發展如何，不用擔心，因為有祖國做靠山，完。試問香港的人力資源培訓怎會不出大問題？當香港對國家的貢獻因冷戰和政治掛帥方針而日漸減少，大灣區化相應加速，此消彼長下，會否反成為國家的包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