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圖取自David Graeber Twitter
早前，朋友傳來半年前《明報周刊》的一篇訪問「不夠理想主義」，這是作家陳冠中和文化研究學者羅永生的同場訪問。羅提到，現在我們看八十年代民主回歸，以為當時太理想主義，但他認為八十年代民主回歸「只是回應現實的一種方案」，「當時民主回歸出現時是空洞的」。
2020年的現在，我們又有什麼樣的「理想」和「現實」，與過往有什麼連接與斷裂？中美兩個大國的博弈成為了當下香港捕捉到的現實，而在游說和外交之間捉住「弱者的武器」則被認定是出路。我想起人類學家項飆2009年的文章「迫不及待想成為「世界中心」，恰恰是災難性的」，他分析中國近現代的世界觀的三個階段，提到自90年代由中國至印度都可以觀察到世界觀的單一化：「我們對世界上不同國家和文化在訊息上的了解增強了，但是對世界發展變化的複雜內在動力的理解簡單化了……到上世紀90年代，這些理想主義幾乎消失殆盡。人們寧可相信國際、國內政治無非是赤裸裸的權力競爭；理想主義是天真者的代名詞。」
任何對現實的捕捉與呈現，以及世界觀的形成和拆毀，固然不是單一個體或個別共同體的全盤責任，那是在互動中凝聚而成的。項飆提到1989柏林牆倒塌之前，中國改革開放伊始，在相對多元與分裂的世界格局下，中國對日本模式、東歐模式、北歐模式、美國模式都抱有興趣，「而且從自己的情況出發對它們作分析性的比較」。我們可以引申說，無論是理想（想要成為的）抑或現實（自我認識），都是在如此「分析性的比較」之中發生，既是舶來品也是混種。
民主真的來自西方？
我們多認為民主是西洋的舶來品，而「民主自由世界」自然是民主的模範。可是，親身參與過許多街頭運動的人類學家David Graeber在There Never Was a West: Or， Democracy Emerges From the Spaces In Between一書提問，民主真的來自西方的嗎？不少人質疑民主理想時會問，民主本質上是不是一個西方的概念，因而不適用於其他地方？Graeber說這些討論是有關民主這個「字」，而非有關實踐的檢討。他以為民主是社區通過公開和相對平等的公共討論進程管理自己的事務，而在此理解上，比起大多數民族國家的憲政制度，非洲或巴西農村社區的平等決策形式可能更有討論價值。
而亦因此，或者，無論是擁抱或排斥，我們不需要執着說「民主自由世界」就等於民主的絕對模樣，於是急於捍衞「民主自由世界」一定是好榜樣，又或往另一個方向跑，因「民主自由世界」出現問題而判定民主是壞東西。我們可以作「分析性的比較」的還有很多很多社會，而在改變比較對象的時候，我們對自身的認識也會有所改變（如CUP的Brian Liu撰文〈香港人權保障，受惠於越南船民維權抗爭？〉，介紹歷史學家 Jana Lipman的研究，指1990 年代越南船民多次在香港申請人身保護令，立下大量案例，在普通法下鞏固了香港人權法治）。
政治權力非必強制性
核心的問題是：理想的政治是怎麼的政治？又或，我們熟悉的現代主權國家之外的政治是怎樣的？ Graeber續指出，與其說現在世界面臨民主的危機，不如說是國家的危機。國家被視為要能夠執行人民決定的強制性機構，但其實於擁抱平等主義的社會，多會認為將系統性的強制性權力強加於人是錯誤的。
從有關法和主權的討論，我們也知道，任何聲稱壟斷使用暴力的法律秩序都必須由自己之外的權力建立。
依政治人類學家Pierre Clastres的著作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來看，他拒絕把世界分開成有國家的地方與不發生政治權力的地方，他認為政治權力不一定是強制性的（因此不一定以國家為形態），沒有國家的社會也是有其政治權力的制度──雖然不一定是我們想像中的政府機關與民選議會。他着眼不強制性的政治權力，例如酋長不享有權威的社會，以及不強制性的政治權力如何演化成當今我們較為熟悉的強制性政治權力。政治不必然是誰支配誰的問題，更不一定要限在大國以至大國首長之間的政治。
誠然，上述事情暫時也許只可以當聽個故事，並未可以提供改造現實的有力理想。也許當下的世界格局之中仍然未有新的動力，可以突破目前對政治的理想與現實的認識，不過，如果相對而外向的世界觀變得可能，我們可以與哪些地方進行「分析性的比較」？政治又會有如何不一樣的面貌？
作者旅居東京，一橋大學博士課程在讀。
本文刊於2020年6月24日信報專欄。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