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其實我哋今次好似有啲『走出嚟』，《十年》、《亂世備忘》、《地厚天高》，已經係最強嘅抗爭電影連線。」
「盡地一煲，跟住就國安法（來到）啦。」
蔡廉明和任硯聰，這兩個名字或許不多人認識，但前者監製的電影《十年》、後者監製的紀錄片《地厚天高》和《亂世備忘》，在香港大概無人不曉。近年，兩人與《亂世備忘》導演陳梓桓合作，推出新作品《憂鬱之島》（眾籌連結）以結合紀實及劇情 (Hybrid Documentary)的手法，講述1967至2019年間香港的故事。
在上一篇訪問（【專訪】反送中紀錄片 《憂鬱之島》 導演陳梓桓：反抗政權給我們的「未來」（上）），陳梓桓跟我們詳談了自己的拍攝理念、經歷和困難；今次，《獨媒》邀得蔡廉明和任硯聰，述說他們作為監製的所見所聞，以及對香港獨立電影前境的看法。
陳梓桓、蔡廉明、任硯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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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絕不介意更多人走出來，說香港的故事
問：你們三人（蔡廉明、任硯聰、陳梓桓）為甚麼會合作？
任：數年前，我看畢梓桓的畢業作品和鮮浪潮作品後，已經覺得「哇！好掂」，於是我主動認識他，然後有了《亂世備忘》的合作。Andrew（蔡廉明）也是我在《十年》放映會時主動接觸的，他之後一直跟我們說：有咩要幫手就出聲。
蔡：我和梓桓是在2016年到溫哥華參與影展時認識的。我想，或許因為大家的理念很相似，所以合作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我常常說：拍過《十年》後，沒甚麼電影是不能拍的了。（笑）我覺得，如果可以參與如此重要、有意思的電影製作，那我當然很願意合作。
任：其實我們今次是有點「走出來」的心態。《十年》、《亂世備忘》、《地厚天高》，已經是最強的抗爭電影連線了吧？（笑）
蔡：盡地一煲（孤注一擲），然後《國安法》便來了。（笑）不過，今次「走出來」會否觸發另一些事情？我不知道。比如說，香港人會否覺得這件事（拍獨立電影）work呢？如果這是可行的，大家便會跟著一起做；這段時間的香港很值得被紀錄下來，我絕不介意看到更多人走出來，說我們現在發生的事。
《憂鬱之島》劇照
問：數年前，有訪問形容作為商人的你（任硯聰）「低調、不願出鏡」，亦提到你最初只願意在《亂》的片尾中顯示英文名字，因為回鄉證上沒有英文名字。但後來，你仍繼續投資《地厚天高》和今次的《憂》，你是否越來越高調了？
任：嗯⋯⋯起初我不想用全名，因為身邊的人政見不同，我始終有所顧慮。在《亂世備忘》上映之前，我與團體一起看試片，但看到片尾顯視「Peter Yam」時，感覺很突兀——我突然感到疑惑，不住問自己：我是否不 proud of 這個project？但不是呀，所以我還是用了全名。
至於我是否越來越高調？我又不完全同意。只是我常常覺得，我不是一個好的受訪者，我比較適合應付幕後的工作，幕前角色交給Andrew和梓桓就可以了。
拍電影啫，點解我要驚呢？
問：你們極積與外國製作單位洽談合作，是因為希望透過《憂》開拓海外市場嗎？
任：首先，那是因為香港電影一直很受外國注目——某次《亂世備忘》在溫哥華上映，竟有朋友問起關於界限街的事，《地厚天高》放映後，亦有朋友問及香港陪審團的制度。《十年》、《亂世備忘》等電影看似很「本土」，但其實外國的朋友有相當認識，甚至會在研討會上提出問題；你以為他們（外國人）看不懂，其實不會——電影裡總有些普世性的東西，能與各地的觀眾接通。
蔡：《十年》在世界各地如紐約、日本、釜山等巡迴放映時，我才發現外國人不單關心香港電影，更關心香港的前途和發展。在香港，製作獨立電影的人太少了，可能是因為大多數人過去只會投身商業電影圈，所以更加需要exposure。
問：《憂》的預告片提及「20之後，你覺得呢個世界會變成點？你會喺邊度？」為甚麼是20年？你們會如何回答這道問題？
蔡：製作《十年》時，我們曾訪問了不同背景、不同年代的人，問他們對將來的看法。以前談過「10年」，所以今次把時間線拉長一點。
未來會是怎樣？我想「一國一制」會更加明顯，自由的空間會變得更窄⋯⋯這是現實。其實香港現時已變得荒謬，但許多人仍然不怕站出來、說真話；我希望20年後，香港人仍能保持這些很美的價值，自己也可以堅持信念，繼續拍想拍的電影。不過到時候，或許我們要更懂得「走位」，像一些身處內地的電影朋友，在極權中尋找空間，雖然這是可悲的……有時候我也會問自己：拍電影啫，點解我要驚呢？
任：在《亂世備忘》的末段，吉利蛋說了一句：「我唔想成為佢哋（指警察，即麻木、沒有情感的人）。」我想，我的狀態就是這樣——我不想成為他們。有時候，我覺得自己有點在「倒數」的心態，因為資金或能力的關係，或許我只剩下10多年時間可以製作電影。
我很喜歡莫昭如講過一句話：「革命明天就來」，這種態度使我沒有想太遠的東西。未來對我而言還是有點遙遠，我只想專注當下。
我們早已決定不要害怕
問：你們害怕《國安法》嗎？
任：我沒有太多感覺。於我而言，通過《國安法》是有點「早已預料到」的感覺——我們早知道有審查，但我們也早已決定不要害怕。
蔡：香港的自由被收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就像銅鑼灣書店事件般。其實拍《十年》時，我沒想過會有這麼大迴響，也沒想過會被《環球時報》、建制派點名批評——我只是想說一個香港未來的故事。也有人著我不要再拍電影，或者拍一套正面的《十年》幫過去「洗底」⋯⋯但我不想理太多，我覺得要忠於自己。我想跟所有人說：「呢度（香港）仍然有班人好想堅持」。
問：你們如何克服這種恐懼？
蔡：正如「勇武」從沒想過，自己會成為前線抗爭者；不過是因為環境太差，他們才被逼走得更前。既然已經走了這條路，那就豁出去了。我很清楚自己在做甚麼，要是因為《國安法》而放棄拍攝《憂》，我們一開始就不會做這件事。
任：嗯⋯⋯可能因為正在crowd-funding（眾籌），我常常有「被愛」的感覺，也感受到「在愛裡，沒有懼怕」——連很久沒聯絡的小學同學也突然關心我，著我加油。我曾想過：「精人出口，笨人出手」，其實我是不是蠢了？但我喜歡電影，也相信紀錄時代是重要的；如果我有些人脈、資金可以幫助整件事，那就去做吧，不要想他們是否容許我們做這些事。
蔡：或許香港需要更多蠢人。
任：這是一個被「禁言」的時代，但目前仍有空間文讓藝工作者可以做，例如六四舞台最近上演的《5月35日》。一名已移民外國的朋友跟我說，《5月35日》很好看，但他下一句是：「香港還可以做這些事情的嗎？」我聽到這句話，真的很「火滾」——為甚麼不能做？Artist就是要做這些（踩界的）事！我一生氣，就忘了恐懼，所以暫時還未懂得害怕。
問：在內地，有些維權或異見人士的家屬會被牽連，你們有類似的擔憂嗎？你們想過移民嗎？
蔡：是的，平常在外面被問到時，我一定說「我唔怕」；但其實只要想到家人，我便會感到擔心。但我兒子已經長大了，現在20歲，所以讓他自己決定吧。倒是他常常勸我快點走，我便會說「唔走住」。
任：如果有一天，你告訴我不能再回來香港，那對我來說很難接受⋯⋯我不知道怎麼說，但我總不希望有一日，需要思考「自己要永遠離開香港」這件事。這裡是我的家，我沒理由把自己逐出去吧 。
記者：梁皓兒、馮曉彤